研究团队负责人 李小瑛教授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全球与区域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首席专家顾问 何俊志教授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院长 研究团队核心成员 李钧宇博士 中山大学粵港澳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张艳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 ( 深圳 ) 研究主任 谭颖博士 广东金融学院经济与金融系主任,讲师 侯卓君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杨鑫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 ( 深圳 ) 政策分析员 张仁熙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企业出海趋势及案例研究报告(2025) 序言04 行政摘要06 第一章 二战后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010 1. 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演进与逻辑………………………………………………2. 中国参与全球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与特征……………………………………011013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空间布局特征与演变………………………………016 1. 全球版图重构:从广泛渗透转向亚洲深耕……………………………………2. 东盟区域布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区”……………………………3. 东南亚五国深度透视……………………………………………………………017019023 第三章 中国海外产业园特征与案例剖析…………………………………036 1. 海外产业园区概况及发展历程…………………………………………………2. 海外产业园区主要类别与特征…………………………………………………037038 第四章 中国企业出海特征与案例剖析……………………………………044 1. 企业出海的产业画像特征及出海趋势…………………………………………2. 企业出海主要模式及演进路径…………………………………………………045047 第五章 香港助力内地企业出海的角色及服务案例……………………054 1. 香港服务内地企业出海的优势价值……………………………………………2. 香港服务内地企业出海的类别及案例…………………………………………3. 角色升级:从超级联系人到超级增值人………………………………………055055060 第六章 粤港澳大湾区企业高质量出海的挑战与建议…………………062 1. 粤港澳大湾区企业高质量出海面临的挑战……………………………………2. 对粤港澳大湾区企业高质量出海的对策建议…………………………………063064 表目录 表 1 东南亚五国宏观经济基本指标……………………………………………024表 2 东南亚五国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对比……………………………………………025表 3 东南亚五国所有制结构与外资准入制度对比……………………………………………026表 4 东南亚五国营商环境对比……………………………………………………………………………027表 5 东南亚五国人力资本对比…………………………………………………………………028表 6 东南亚五国对华关系对比……………………………………………………………029表 7 中国对东南亚五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结构分析…………………………030表 8 2026 年广东省对外经贸合作区名单……………………………………039 图目录 图 1 亚洲制造业重构示意图………………………………………………012图 2 中国对外投资区域热力图……………………………………………………017图 3 2024 年中国对主要国家直接投资流量对比………………………………………018图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018图 5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趋势……………………………………………………………………………020图 6 中国在东盟国家投资存量分布……………………………………………………………020图 7 中国对东盟投资行业占比(正值为主)………………………………………… 021图 8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行业分布(2024 年)………………………………021图 9 海外产业园区分布情况……………………………………………038 本研究对企业出海问题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 2023 年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何俊志教授和李小瑛教授在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开展的一轮基层制造业企业调研。彼时,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仍在持续发酵,叠加全球供应链重构与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的多重压力,石岩街道及其周边区域的一批电子制造、家电配套、精密加工类中小企业,正面临订单收缩、客户外迁、利润收窄的现实困境。调研团队在走访中发现,大量企业已经向越南、泰国、印尼等地转移部分产能,或以设立海外仓、布局组装线等方式进行试探性出海。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国别信息、合规指导与海外落地渠道,这些企业的出海行动往往带有较强的被动避险色彩,呈现出“走一步看一步”的特征。这一现象引发了研究团队的初步关注:中国产能外迁究竟是短期避险行为,还是长期结构性调整?企业在出海过程中究竟面临哪些制度性障碍?是否存在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支撑体系来降低企业出海的试错成本? 正是带着这些疑问,研究团队逐步将“企业出海”确立为一项系统性研究课题。此后,广东省委在研究建议中明确指出,要高度关注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新趋势、新问题,尤其要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战略定位与企业需求。这一建议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方向与现实问题导向,也使课题的政策价值与学术意义更加清晰。在此基础上,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将“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列为研究院重点长期支持课题,从研究经费、人员配置、调研组织等方面给予了全方位保障。研究院的持续投入,使本研究得以从零散的调研观察,发展为有组织、有规划、多学科协同的学术工程。同时要特别感谢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全球与区域治理研究中心。自本课题启动以来,该中心在香港本地的研究资源对接、学术网络拓展等方面提供了广泛而有力的支持。 在研究推进过程中,研究团队系统开展了资料收集、文献梳理、访谈调查与数据分析工作。为了深化理论认识与实证分析,团队专门组织了多场学术会议与专题研讨会,围绕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中国企业出海的区域选择、海外产业园区的空间布局、香港在中企出海中的角色转型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在这一过程中,中山大学梁育填教授、云南大学陈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司月芳教授、昆明理工大学文淑惠教授四位专家学者,从经济地理、产业经济、国际投资与区域发展等不同学科视角, 为本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真知灼见。在此,谨向四位教授致以诚挚感谢。 在实地调研方面,研究团队采取了“始发地”与“目的地”双向追踪的研究策略。一方面,团队深入深圳、广州、东莞等珠三角核心制造业城市,走访了包括美的、比亚迪、oPPo、立讯精密等在内的多家代表性企业,并与大量中小型配套企业、行业协会、产业园区运营方进行了深度访谈,力求把握企业出海的真实动因、决策逻辑与现实障碍。另一方面,团队先后赴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主要投资目的地,实地考察了马中关丹产业园、泰中罗勇工业园等境外经贸合作区,拜访了广东省驻东南亚(吉隆坡)经贸办事处、马中关丹园区管委会、马中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联盟等机构,并与当地中资企业、华人商会、法律服务机构进行了广泛交流。这种“双向追踪”的调研设计,使研究团队能够从母国与东道国两个维度,相对完整地观察企业出海的全过程,既关注“为什么出去”,也关注“出去以后怎么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研究的后期,香港青年科创促进会对报告的发布与推广给予了大力支持。促进会不仅协助研究团队对接了香港地区的专业服务机构资源,还为报告的成果转化与政策传播提供了渠道保障。此外,东莞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办等单位在调研组织与案例对接方面也给予了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总体而言,本研究是一项始于基层观察、经由学术凝练、面向政策实践的探索性工作。在本课题的推进过程中,李小瑛教授作为团队负责人,承担了研究设计、统筹协调与最终审定的核心职责。何俊志教授作为课题的重要指导者,在研究方向把握与政策对接方面给予了关键性支持。谭颖博士、李钧宇博士、张艳研究主任三位团队成员,分别在案例调研、数据分析与报告撰写环节承担了大量具体工作;博士生侯卓君、科研助理杨鑫、硕士生张仁熙全程参与了文献整理、资料校对与图表绘制工作,展现了出色的科研素养与敬业精神。研究团队全体成员恪尽职守、通力协作,以高度的专业精神确保了本报告的顺利完成。研究团队希望通过系统的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为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有据可依的判断、有价值的经验参照以及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由于研究视野与能力所限,报告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恳请各位读者与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2026 年 4 月 9 日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 在全球产业转移从战后重建演进至当前价值链重构的四个阶段中,中国正面临地缘政治与技术变革带来的双重挑战,亟需通过战略布局在新型全球经贸格局中巩固并提升其产业链核心地位。全球产业转移大体经历了战后重建与首次转移、东亚崛起与二次转移、全球化高潮与“世界工厂”形成、范式转换与价值链重构四个阶段。二战后,美国主导了以纺织、钢铁为核心的首次产业转移,日本与西德通过承接这些产业实现了经济奇迹,初步形成了美国占据高端、日德承接中端的全球产业链格局。20 世纪 70 年代起,石油危机与日元升值迫使日本向外转移中低端产业,促使“东亚四小龙”利用加工贸易模式实现工业化跨越,验证了产业随要素成本变化而发生的梯度转移规律。冷战结束后,中国凭借入世红利、超大规模成本优势与稳定的投资环境,取代东南亚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组装节点、日韩台提供核心技术的东亚生产网络。进入 2010 年代,全球分工由追求单一效率转向兼顾韧性与安全,呈现“中国 +1”与制造业回流并行的多元化格局。中国正通过提升自主研发与跨境生产组织能力,实现从被动承接地向全球价值链战略枢纽的角色转变。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在全球产业转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经济特区和“引进来”战略,以“三来一补”模式承接港澳台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吸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大规模迁入,构建起全球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确立“世界工厂”地位。进入2010 年代,中国推动产业重心向高新技术与自主品牌转型,实现从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跃升。2020 年以来,中国确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内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对外依托“一带一路”与境外经贸合作区,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与数字经济输出,向全球产业链组织者与规则参与者演进。 过去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从“全球扩张”向“聚焦亚洲”的结构性转型,东盟已成为承接中国产业链外迁与区域价值链重构的核心区域。202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亚洲的比例超过八成,流量从 2020 年的 1123.4 亿美元攀升至 1536.7亿美元,而欧美投资则因安全审查趋严进入平台期。2015 年至2024 年,中国对东盟投资流量从 146.0 亿美元攀升至 343.6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十年间规模增长超 135%,增速远超全球平均水平。东盟已成为中国对亚洲投资最集中、增长最迅猛的次区域,其战略地位正从重要市场演进为不可或缺的生产基地与供应链伙伴。 中国对外投资在东南亚的空间布局呈现出高度的行业驱动特征。制造业已成为中资对东盟投资的绝对支柱,其存量占比达50.8%,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产业配套依赖”与集群化特征。通过在越南北部与泰国东部等核心工业区深耕,中国电子信息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实现了从零部件配套到整车 / 整机生产的空间位移。批发零售业以 27.7% 的流量占比成为对东盟投资的第二大推力,呈现出以雅加达、曼谷等核心都市圈为节点向周边腹地渗透的空间特征。依托云服务与智能物流等数字技术支撑,中国企业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高购买力市场构建起跨境零售网络。电力能源与建筑业在对东盟投资中发挥“空间先导”作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