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娱乐生活的社交呈现：可见性管理、身份博弈与优绩主义的再生产

□ 梁君健耿天悦 摘要：当代大学生的娱乐生活是社交媒体中的重要内容。本文针对半结构化访谈和内容追溯法所获取的研究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大学生在社交平台中的娱乐自我呈现是一个社会化与情感化交织的文化过程。一方面，个体利用社交媒体的“数字记忆”与可见性策略，通过“精装”内容调适焦虑、释放压力，建构“理想自我”；另一方面，青年群体试图通过“松弛感”表演对高压竞争环境进行象征性抵抗。然而，这种抵抗常陷入悖论：娱乐被异化为展示能力盈余的“隐形履历”，这导致优绩逻辑从学业向生活全面迁移，形成了对青年主体的深层规训。 关键词：娱乐；自我呈现；大学生；社交媒体 忽视了个体在娱乐实践中的主体性。在平台算法逻辑与加速社会的夹击下，青年群体如何通过娱乐呈现来应对焦虑和释放压力？当娱乐从私人的消遣转变为公开的展演时，它如何被异化为一种需要精心经营的可见性标签？又在何种程度上成为青年抵抗规训、通过“松弛感”表演来夺回生活掌控权的象征性武器？本研究聚焦于大学生娱乐内容的社交平台呈现这一独特的数字文化实践，借助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回答上述问题。社交媒体上的娱乐呈现不仅是对娱乐体验的记录，更是一种数字化和社交化的体验重构和功能强化过程。娱乐对于个体的价值从娱乐本身的限定时空迁移到社交网络平台，受可见性策略和线上身份协商的双重机制的影响，娱乐与优绩主义之间原本对立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最终带来了“既卷学业又卷生活”的现象。这在抵抗规训的同时也拓展了主导评价体系的影响范围，形成了对青年主体的全方位透支与规训。 一、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社交媒体已然深度渗透并重塑了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成为其构建身份、表达诉求与参与文化实践的核心场域。作为“数字原住民”的代表［1］，当代大学生群体积极在社交媒体创作并分享游戏、旅行、艺术欣赏等娱乐活动内容，这一现象看似是个体化的生活记录或情感表达，实则深嵌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变迁之中。一方面，商业逻辑通过平台算法、流量机制与消费符号，不断诱导着用户将私人体验转化为可供展示的数据景观；另一方面，在优绩主义主导的教育评价体系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语境下，大学生的闲暇时间被赋予了特殊的张力：既是对高压生活的逃逸，又可能面临“不务正业”的道德审视。在这样的双重语境下，娱乐内容的自我呈现便不再是单纯的生活分享，而演变为一种交织着情感劳动、可见性资本积累与身份博弈的复杂文化实践。 二、理论视域：社交媒体时代的娱乐研究 然而，既有的传播学研究在探讨娱乐议题时，长期受限于“道德批判”与“功能主义”的二元框架， 对娱乐的探讨长期以来形成了“道德批判”与 “功能主义”的二分框架。从宗教禁欲主义与清教伦理对享乐行为的系统性污名化，到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警示“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2］，再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视角批判娱乐的阶层属性［3］，乃至当代学者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批判“泛娱乐主义”对公共理性的消解［4］［5］，娱乐在各个历史时期均被视为需要高度警惕的“社会麻醉剂”。然而，在现当代文化语境下，娱乐的功能与意义被数字文化深刻影响与重塑，青年群体的娱乐自我呈现也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 更是积极的创造者和分享者。非经济激励因素如获得声誉、同伴认可、自我表达的乐趣、内在的愉悦感、利他主义、社群建设以及维持社会联系等，在驱动用户分享娱乐内容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3］。大学生的娱乐活动不仅反映了个体深层的情感与心理诉求，更通过符号互动与共享体验，实现从私人领域的自我表达向公共空间的集体认同的跨越，从而呼应了个体在认知、情感、社交和身份等多个层面的复杂需求。 2.可见的娱乐：算法体系和消费逻辑中的身份展演 当代大学生的娱乐呈现已超越了单纯的心理需求满足，演变为一种在算法注视下进行的、旨在积累文化资本的策略性实践。在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背景下，娱乐内容分享首先是一种“数字化自我”的策略性建构。“自我”并非先验的孤立的存在，而是在持续的社会互动与经验中不断生成，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往的产物；在此过程中，“主我”（I）与“客我”（Me）的辩证关系主导了个体如何在互动中内化他者期待与社会规范，从而完成身份的动态协商与建构［14］。戈夫曼的拟剧论将自我呈现阐释为一个持续的、策略性的印象管理过程［15］，这种社会表演往往是即时的、情境化的，但在数字空间中，自我呈现被数据化、档案化并随时可回溯。同时，网络社交平台为自我呈现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能性和可控手段，使得个体可以呈现理想化的“虚拟自我”［16］。帕帕查拉西（Papacharissi）提出的“网络化自我”理论，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更为当代的视角。该理论认为，“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以及网络技术的“可供性”共同塑造和定义的。身份并非孤立存在的内在本质，而是在持续的连接、互动与展演中被共同建构、迭代和“混搭”出来的［17］。 1.超越二元对立：社交媒体时代的娱乐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起，伴随文化研究的感官转向和心理认知科学的进展，一部分学者开始认识到，娱乐或许潜藏着通向理解人之存在与多元价值的另类路径［6］。齐尔曼（Zillmann）和布莱恩特（Bryant）提出双重满足模型—享乐主义与自我实现，这为理解娱乐如何为个体赋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前者聚焦娱乐带来的感官愉悦，后者则关注娱乐在认知提升、情感净化及社会联结中的深层价值，二者均极大地拓宽了传统娱乐研究的视野［7］。具体来说，娱乐在生理唤醒、情绪调节与认知灵活性等方面具有复合效用，展现出多元的社会文化效益［8］［9］。许多与青少年幸福感密切相关的核心能力都与娱乐实践直接关联，社交媒体中的娱乐互动能够在青少年的自我塑造、归属感和能动性等多个层面产生积极效应［10］。 在媒介心理学理论框架的指引下，学者们日益关注媒介娱乐内容对个体需求的满足属性及其潜在的赋能价值。埃利胡·卡茨（Katz）在其经典的媒介受众研究中，突破批判范式的局限，归纳出娱乐为受众带来的四重核心满足：“认知需求”“情感需求”“个人整合需求”“社会整合需求”［11］。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进一步系统化了使用与满足理论，将个体进行娱乐消费的动机分解为更为细致的四重维度：一是情感纾解：通过沉浸式娱乐实践转移现实压力，实现情绪代偿；二是社交维系：以共同兴趣为纽带强化人际联结和社群归属；三是身份锚定：借由风格化内容确立个体在趣缘社群中的位置；四是环境感知：通过信息交互构建对流行文化的认知模式［12］。 其次，娱乐内容的网络呈现并非完全自发，它被深度卷入商品的象征逻辑与符号生产体系中。消费社会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即为符号的泛滥，在这一体系中，物品的使用价值让位于其象征价值与符号意义［18］。娱乐因而不再仅是满足情感与放松的工具，而成为彰显个体身份、品位与社会地位的符号资本。数字平台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娱乐的符号化消费趋势。数字平台不仅是娱乐内容呈现的场所，更是消费符号景观建构的核心地带［19］。当代个体的许多娱乐活动本身即以消费行为为基础，因而作为社交媒体分享内容的娱乐活动，也天然地携带了消费符码与文化意蕴。社交媒体平台将用户的娱乐行为从私人的感官 上述研究多将受众视为原子化的心理个体，但在数字技术与社会结构的双重变迁下，个体娱乐实践更多的是在社会交往尤其是社交网络中被深层形塑。这构成了本研究突破传统框架的逻辑起点。在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背景下，用户不仅是娱乐内容的消费者， 味，可能构成对现代社会基于勤奋伦理与绩效主义建立起来的工作伦理的一种无声的、象征性的抵抗或消解［28］。大学生围绕着特定的娱乐符号创造出个性鲜明、充满活力的趣缘亚文化群落。他们通过共享的语言、仪式和实践，向外部社会传达了自身独特的生活景象、价值观念与情感诉求，这既是在积极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与认同，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主流社会关于成功、规范行为或休闲方式的定义，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评价标准［29］。 体验转化为公开的内容生产，娱乐不再仅仅是私人活动，而异化为一种能够彰显品位并积累文化资本的数字劳动。这一现象也进一步冲击了传统价值观念，催生了一种以即时满足、感官愉悦和新奇体验为核心的娱乐伦理，娱乐和消费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模糊［20］。 最后，娱乐作为一种社会化的象征形式，也日益成为可见性管理的重要方式［21］。自媒体时代使得公私领域互嵌的趋势越发明显，个体通过社交媒体实现私人兴趣的公共化表达，既彰显个性特质，亦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取群体认同［22］。在社交媒体这种追求即时反馈、视觉刺激和持续更新的平台上，人们通过社交平台展示其参与高成本、高话题度或具有特定文化区隔意义的娱乐消费行为，不仅能在同龄群体中获得身份认同与社会赞许，还可能借此提升其在数字场域中的“可见性资本”［23］，进而增强其社交吸引力与影响力。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娱乐内容，正是这种网络化身份建构和可见性管理的具体体现：那些被反复展演的、具有特定门槛的消费行为，可以被编码为稀缺性与仪式感的象征；他们所选择的娱乐符号、参与的社群以及互动的方式，都在不断形塑着其在线身份，并反过来受到网络反馈的持续影响。 从上述理论文献可以得出如下的基本认识：数字时代的娱乐不再是简单的功能满足式的活动，大学生娱乐活动的自我呈现已经成为一种复杂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意义生产实践。因而，本文旨在探究在数字媒介环境下，个体围绕娱乐活动所展开图文和视频的创作与分享如何延续和更新娱乐的功能和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哪些机制影响了娱乐的自我呈现，带来了什么样的文化后果。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能够深化对数字时代青年文化中娱乐这一要素的理解，揭示娱乐内容自我呈现这一文化实践所承载的青年主体性诉求及其与更广阔社会结构的对话关系。 3.抵抗的娱乐：优绩社会下的象征性反抗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作为青年群体生活方式的娱乐实践，折射出特定时代思潮与文化背景下的群体心态与价值取向。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早期文化研究重点关注青年亚文化如何通过独特的风格化实践，如朋克音乐与服饰、嘻哈文化中的涂鸦与街舞等，来象征性地抵抗主流或霸权文化，试图“用另类的价值体系如颂扬享乐主义、挑战权威、寻求刺激，取代‘正派世界’的核心价值如节制、雄心、秩序”［24］。在当前高度强调效率、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部分青年中弥漫着“内卷”焦虑的文化背景下，看似单纯的娱乐实践及其公开呈现，亦可能暗含特定的抵抗意义。 由于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是一个语境化和连续性的意义生产实践，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进行探索与阐释，以半结构化访谈和内容“追溯法”为主要资料收集手段，探究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娱乐内容自我呈现的方式、动机与文化意涵。访谈对象均来自综合性高校的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研究者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访谈招募信息，与报名者取得联系后，根据其人口统计学特征，并浏览其在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内容发布，按照目的性抽样的原则筛选符合条件的访谈对象。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社交媒体包括微信、小红书、微博、抖音等平台，符合研究目标的娱乐内容发布则包括对于游戏、旅行、极限运动、艺术欣赏等活动的图文、视频呈现。最终，共有20位在社交平台上具有较高活跃度、并有持续性的娱乐内容发布的大学生参与访谈，包括10名男性、10名女性，覆盖了不同年级和专业背景。访谈内容围绕受访者的自我呈现策略、互动期待、社会文化考量以及对娱乐相关概念的理解与回应展开。每次访谈平均时长约40～70分钟，主要通过线下方式进行。所有访谈均征得受访者知情同意，对受访者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 优绩主义以崇尚个人努力和个体能力为标志，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视为不道德甚至是可耻的行为［25］，这同时引发了青年群体日益显著的竞争意识和心理压力［26］。在以“绩效最大化”为目标的“功绩社会”中，个体深陷“内卷”漩涡，成为过度积极的甚至是自我剥削的“功绩主体”，最终走向无可避免的心理倦怠［27］。在这样的背景下，看似单纯的娱乐活动及其公开呈现，便成了青年从倦怠社会中开展自救与喘息的数字手段。“松弛”“躺平”“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