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陪同就医服务发展研究报告

主要执笔人： 邵文君南京中医药大学养老服务与管理研究院讲师、博士喻小勇南京中医药大学养老服务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助理、副教授田侃南京中医药大学养老服务与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一、研究背景 陪诊服务行业的兴起由中国社会三大结构性变革相互交织、共同驱动形成。 第一，人口结构的变化构成了服务的刚性需求。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我国独居/空巢老人数量已超1.6亿，高龄人群持续增长，就医陪护成为社会刚需。与此同时，传统的家庭照护功能因“4-2-1”代际支持结构弱化、快速社会流动与城市化进程中的代际疏离与社会关系原子化而功能弱化，难以持续支撑，从而在社会不同群体与专业化、市场化的医疗陪诊服务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供需缺口。 第二，现代医疗体系的高度专业化和数字化加速了陪诊行业的发展。现代医疗体系的高度专业化与数字化在提高诊疗效率的同时，也形成了结构性信息不对称。具体而言，复杂的就医流程、专业的医疗术语和数字化操作门槛，对患者（特别是老年群体、异地就医者、慢病患者以及孕妇等群体）构成了结构性的认知与行动困难。正是这种医疗系统复杂性与患者个体认知能力之间的矛盾，催生了陪诊服务的结构性功能缺口。 第三，就业形态的转变提供了充足的供给侧基础。随着零工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灵活就业已成为我国劳动者就业的新常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2.4亿人。这种灵活就业趋势表现为去中心化、去雇主化、兼职兼业的新特征，为陪诊师这一新兴职业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 源供给和便捷的组织形式。由此而言，作为灵活、高自主性的工作选择，陪同就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青年群体追求劳动自主性、工作创造性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需求。 基于上述三大驱动力，近年来，陪诊服务行业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据统计，2023年我国陪诊服务人次已达434.3万人次，2024年市场规模已达800亿元。与此同时，我国累计注册的陪诊相关企业和机构中，超七成是在2022年以来注册成立的。行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显著趋势。 然而，行业的快速增长与制度规范的相对滞后形成了亟须正视的结构性张力。尽管市场规模庞大，但陪诊服务在制度嵌入和职业建构上仍面临职业身份模糊、服务规范缺失、从业者社会保障不足、行业监管模糊等制度性困境，使得行业乱象和潜在的安全风险并存，影响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对发展与规范矛盾的结构性问题的分析，本研究将围绕以下核心逻辑框架展开：首先，深入分析陪诊服务的需求端与供给侧现状，旨在界定服务的内涵与外延，为后续深入分析市场基础和潜在风险提供事实依据。进而，进一步探究陪诊服务的理论机制与实践逻辑，深入剖析其价值实现的内在驱动力。随后，剖析行业发展中面临的结构性挑战，聚焦职业边界、法律风险和劳动关系等制度性难点。最后，基于问题诊断，提出系统化的政策建议，旨在推动行业的职业化、标准化和可持续发展，确保其健康、规范地纳入社会服务体系。 二、陪诊服务的需求与供给结构分析 （一）需求端：多重因素耦合、推动刚性陪护需求稳定增长 本研究认为，陪诊服务的需求并非孤立出现，而是社会个体化进程、医疗系统高度专业化和家庭照护功能市场化三重因素复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基于此，本节将深入分析刚性需求的释放机制。 第一，跨代际的社会支持网络断裂与刚性照护资源重构是核心驱动力。根据2024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老年健康报告》，我国高龄失能人数已达4654万人，该群体因生理机能限制，在复杂的诊疗系统中表现出对陪诊服务的系统性需求。在这一背景下，陪诊服务被视为维持就医效率和生命质量的必要支持。与此同时，无论是面临社会支持网络断裂的高龄独居群体，还是劳动强度高、社会连接碎片化、个体化的青年群体，都需要通过购买陪诊服务，来填补就医过程中的功能性辅助和情感性陪伴的空白，陪诊服务具有跨代际的普遍化需求。 第二，专业化医疗结构下的信息不对称与知识转译需求创造了陪诊师的结构性价值。现代医疗系统的高度专业化、数字化，形成了对患者的信息不对称，进而直接催生了个体对医疗知识中介与就诊规划服务的结构性需求。进一步来看，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数据，2024年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惠及参保群众2.38亿人次。异地就医患者对就医所在地机构运行机制和行政流 程的信息较为匮乏，其信息不对称程度被放大，急需陪诊师提供跨地域的知识转译与就医导航。 第三，社会劳动分工深化与照护责任的市场化转移是服务扩展的关键。陪诊服务以其专业化和高效性为基础，成为家庭照护责任向市场化劳动分工转移的有效路径。它本质上是市场机制对传统家庭照护能力在时间维和专业维上持续弱化所提供的弹性替代方案。与此同时，在青年群体网络社群中热议的“一个人做手术”等现象，深刻反映了在社会个体化背景下，社会陪伴和情感支持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开始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进行商品化供给，以满足个体在医疗关键时刻的社会支持需求。 （二）供给端：零工经济的结构性嵌入与职业边界的构建 陪诊服务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化照护新业态，其供给侧结构深刻体现了我国劳动市场向零工经济和服务业转型的趋势。 第一，市场主体的爆发式增长为服务规模化奠定了基础。研究数据显示，2023年陪诊相关企业注册量同比增长59.8%，2024年新增企业达148家。这种爆发性的增长速度，体现了社会资本对刚性社会需求和低进入壁垒的快速识别，为劳动力的结构性吸纳和大规模灵活就业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第二，从业者群体的结构性特征具有显著的零工经济色彩。据《陪诊服务发展研究报告（2025）》，陪诊师队伍呈现明显的青年化（21-40岁占比超过90%）和女性占比较高（82.79%）的特点。这反映了灵活就业形态对女性劳动力和青年群体的吸纳， 与服务业中对情感劳动和照护职能的社会化需求相契合。然而，劳动力结构的高流动性和就业不确定性是灵活就业模式下的显著特征。在陪诊从业人员里，中专及以上学历占62.79%，但具备医学专业背景的人员仅占5.58%。这种医疗知识的结构性稀缺，使得陪诊师必须通过非正式的学习、提升流程知识转译能力来建构其职业专业性。 第三，服务交付的专业化与价值捕获机制逐渐形成。当前，陪诊行业的供给端已形成涵盖诊前、诊中、诊后的全流程服务链条，这是行业实现大规模、高效率、可复制化交付的制度化基础。与此同时，服务价格体系也呈现出明显的价值分层，一、二线城市全天陪诊服务价格在300-600元之间，基础跑腿服务在50-200元之间。这种价格浮动精准反映了市场对服务复杂性、时间投入以及陪诊师专业技能的价值评估和捕获。在这一背景下，陪诊师的劳动实践是一种职业价值协商，他们将功能性赋能与情感劳动相结合，以此来建构自身独特的职业边界，将服务价值从简单的流程执行提升到专业性陪伴的层面。 综合上述供需两端的结构性分析可知，陪诊服务的核心价值形成于两个互补且不可或缺的维度：其一是对流程知识的转译与效率赋能，以弥合医疗系统的信息鸿沟；其二是对社会情感支持的商品化供给，以满足社会连接断裂下的心理需求。这种独特的双重价值创造逻辑，是陪诊服务能够快速响应并嵌入现代社会服 务体系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构成了本研究后续深入剖析其价值机制和实践逻辑的理论基础。 三、陪诊服务的理论机制与实践逻辑 基于上述市场供需结构分析，本研究认为，陪诊服务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其提供的功能性赋能与社会性支持的协同交互。这种双重机制为陪诊服务行业的快速增长提供了理论解释，并深刻指导着陪诊师在复杂的实践中对自身职业边界的构建。 （一）功能性赋能：结构性中介、知识转译与效率提升 功能性赋能机制的核心在于陪诊师的结构性中介定位，通过深度嵌入就医流程细节中，实现对患者就医效率的有效提升。 第一，陪诊服务的本质是流程知识的专业化转译。陪诊师的专业性并非直接来自医学，而源于对医疗体系隐性操作和制度性流程知识的熟练掌握。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一方面要承受疾病带来的身体痛苦和心理焦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医院里完成排队、挂号、分诊、就诊、检查、取药、缴费等一系列的操作。因此，陪诊师提供的服务不仅包括就诊前的预约挂号、病历资料整理，更包含在就诊中协助医生患者甚至服务购买者进行多方沟通，准确记录并复述关键医嘱、用药指引和复诊时间，以避免信息遗漏或误解。 与此同时，陪诊师藉由对复杂导诊系统的熟悉，将医疗组织系统中专业化、碎片化的信息，转化为患者可理解、可执行的行 动流程和就诊规划。这种流程的标准化和专业化，显著降低了患者的时间、认知与情绪成本。 第二，陪诊服务的核心价值，在于消解患者在医疗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在陪诊过程中，陪诊师扮演了重要的系统规划与导航角色：他们通过提供精确的就诊规划和流程追踪，有效消解了患者（尤其是异地就医与老年患者）因对陌生医疗资源、复杂流程，以及医院空间布局不熟悉而产生的困惑与焦虑。由此可见，陪诊工作不仅包含医疗信息补足或整合，还包含就医信息的搜寻与筛选。 然而，这种深入到诊疗流程的支持性工作，其服务边界经常面临严峻的专业挑战。具体而言，挑战体现在对病情转达的措辞把握、协助老年患者进行辅助检查时的安全责任、处理突发状况的应急能力，以及提出医学建议可能引发的风险。这些实践中的细节性与高风险性要求，决定了陪诊师必须具备极高的专业判断力、风险规避能力和职业自律性。 （二）社会性支持：情感劳动、情感资本与劳动不确定性的实践体现 社会性支持机制的核心在于陪诊师的劳动实践，这种劳动体现为一种情感劳动，通过积极的情感互动与投入，为患者提供了心理支持和安全感。 第一，陪诊服务作为一种情感陪伴，实现了社会支持的商品化供给。陪诊师通过运用亲和性沟通和情感投入机制，为患者构 建了临时的、具有疗愈价值的社会联结。在实践细节上，这种情感支持的价值渗透在服务全过程：不仅包括对患者情绪的持续安抚，减轻其面对疾病的恐惧感；更重要的是，在患者面临高风险检查、等待手术或接收“坏消息”等关键时刻，陪诊师能够扮演“临时亲人”、“临时朋友”的重要角色，确保患者获得足够的情绪支持与情感抚慰。 第二，陪诊师需要进行不确定性与身份协商的实践。陪诊师的职业边界在功能赋能与情感陪伴的协同作用下不断被协商和界定。作为典型的数字零工，陪诊工作具有显著的灵活性、临时性与不确定性，面临着合同期限、工资福利的脆弱性、职业风险与职业发展等困难。因此，陪诊师在实践过程中，积极地将情感劳动与功能性赋能相结合，将服务价值从简单的流程执行升华为专业陪伴，以此来构建自身在零工经济中的职业身份与社会价值。 上述双重价值机制是陪诊服务快速发展与社会认可的基石。然而，正是这种服务价值对专业流程知识和情感劳动的双重依赖，在缺乏统一监管和制度保障的背景下，形成了深刻的结构性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表现为服务边界模糊、劳动权益保护不足，以及服务质量难以评估等制度性困境，成为制约其专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瓶颈。 四、结构性挑战与制度性困境 陪诊服务在快速响应社会需求并实现双重价值的同时，其固有的零工经济模式、专业边界的模糊性以及监管的滞后性，共同构成了制约行业专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挑战。 （一）职业身份与专业边界的结构性张力 陪诊服务价值的高度复合性，使其在现行制度中面临职业身份的结构性模糊，这是行业迈向专业化的最大障碍。 第一，职业定位与认证体系的缺失。尽管国家层面已将陪诊职能纳入社群健康助理员，以上海为代表的部分地方也已开始试点持证上岗，但缺乏全国统一、具有法律效力的职业准入标准和能力评价体系。这种制度性缺位直接导致了从业人员资质水平差异较大调研数据显示，近80%的社区居民和超过70%的患者倾向选择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但系统培训覆盖率低，专业供给与用户期望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从业者对获得官方或行业协会颁发的专业资格认证表达出高度期望，这也凸显了当前行业在职业认定和培训体系上的不足。 第二，服务边界的法律和伦理风险。陪诊师的核心定位是非医疗行为范畴的“助医陪同者”。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对非医疗行为的界限常被模糊，例如：协助患者解释复杂病情、代问诊、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