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结构变化与货币政策的威力（英）

本文探讨了投资品的生产和构成变化如何削弱了投资在货币政策向劳动收入和消费传导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以下三个长期趋势削弱了这一渠道：

• 投资品生产中劳动份额下降： 1963-2023年，投资品和耐用消费品对国内劳动收入贡献下降了12个百分点，从58美分下降到46美分。
• 投资品进口份额上升： 设备和耐用消费品进口份额上升了约35%，是导致劳动收入贡献下降的主要因素。
• 投资构成转向对货币政策不敏感的成分： “知识产权产品”（IPP）如研发和软件支出占比上升，而设备和耐用消费品占比下降，IPP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远低于其他投资品。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消费、出口和三种不同类型投资品的五部门小型开放经济体新凯恩斯模型，并进行了货币政策实验。结果表明，与1960年代相比，2020年代美国经济对实际利率冲击的反应较弱：

• 劳动收入反应下降23%
• 消费反应下降17%
• 实际投资反应下降15%

研究还发现，尽管出口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有所提高，但净出口在短期内对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为负，因为进口需求的增加超过了出口的增加。这表明，投资比贸易更重要地影响着国内劳动收入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最优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在应对高通胀时，经历过类似美国投资品变化的国家的央行可能需要更大的利率降幅才能刺激总劳动收入。在需求不足时期，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更频繁地受到利率有效下限（ELB）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