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周刊：伊朗、能源和全球新规则

威廉·布莱尔在研报中指出，当前经济政策已与国家安全政策深度融合，这一转变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而是由拜登政府继续推进的“小院高墙”策略，即限制中国获取关键技术并保护关键贸易路线，同时辅以严格的出口控制、军事壁垒和监管投资限制。

中东地区再次爆发战争，其本质是美、中、俄之间冷战在全球层面的延伸，涉及能源流动控制、技术主导权争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强调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要求调动所有资源实现经济和安全目标，包括重建工业能力、在国防、能源、关键材料等领域取得战略主导权。

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强调，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美国将重新工业化，并减少对外国关键供应的依赖。美国能源独立和“午夜锤击行动”削弱了中东的战略重要性，但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控制仍是关键。霍尔木兹海峡占全球原油供应量的20%，其关闭对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影响最大，化肥价格和可用性也受影响。

能源价格上涨将推高通货膨胀，尽管幅度小于海湾战争时期。消费者将能源价格上涨视为持续的通货膨胀，可能导致微型工资-价格螺旋。美联储可能面临更复杂的局面，可能需要抑制降息甚至加息，市场波动性增加，投资者可能更倾向于高质股票。

中东冲突的正面影响是可能稳定该地区，减少恐怖主义温床。从全球竞争角度看，伊朗战争是经济实力、技术主导权和国家安全的争夺，美国通过削弱伊朗核计划和能源控制能力，取得了战略优势。美国若能有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将处于强大的地缘战略位置。

政策制定者从中央银行转向财政政策制定者，决策透明度降低，影响难以量化，且更难逆转。这一转变将导致市场波动性增加，投资者需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并更加重视估值、质量和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