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杠杆撬动绿色生活方式转型：固定与浮动补贴的激励逻辑与效能评估

关于 ESG30 青年学者计划 ESG30 青年学者计划（2024-2025）由财新智库、中国 ESG30 人论坛（ESG30）发起，东方证券联合发起，旨在为具备专业素养、创新力和领导力的青年学者提供系统化研究支持，推动 ESG 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探索和塑造新的经济范式。最终形成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政策建议和可应用于实践的方法论，为中国及全球的 ESG 实践提供前沿视角、智力支持和路径启示。 发起人张立晖，财新传媒总裁，财新智库副董事长鲁伟铭，东方证券副董事长 学术顾问 屠光绍，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创院理事长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文辉，原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贺克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学术导师 卢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遥，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业界导师 武雅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中国·北京）主任谢阳军，丝路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心主任彭峰，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碳中和行动联盟秘书长杨冬梅，易方达基金副总经理王会文，联想集团副总裁、全球电脑与智能设备首席质量官臧珞琦，平安健康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吴泽智，东方证券副总裁张轶鹏，伊利集团副总裁商容，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对外事务部部长，前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副总裁孙捷，远景科技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财政杠杆撬动绿色生活方式转型：固定与浮动补贴的激励逻辑与效能评估 课题负责人：王文斌，上海财经大学 目录CONTENTS 引言 133.1 企业策略163.2 政府补贴策略193.3 两种补贴模式的比较分析 第一章文献综述 第二章数理模型构建 092.1 模型设定112.2决策顺序与模型假设 参考文献 引言PREFACE 近年来，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绿色消费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居民日常的购物、出行、用电、用水等行为，已成为国家碳排放账本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据研究测算，居民消费直接产生的碳排放占比约为 30%，若将生产端关联计算在内，间接排放更是高达 79%[1]。这意味着，每一位普通消费者的选择，其实都在悄然影响着国家能否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为了引导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加环保的选择，我国长期以来借助补贴政策鼓励绿色消费。特别是在“双碳”战略提出后，绿色消费相关的财政支持力度明显增强。仅 2021 年度财政部提前下达的节能减排补助资金就达到 375 亿元，是2020 年总额的 3.34 倍。在政策的推动下，企业纷纷加码绿色研发，相继推出低碳节能产品：上汽、广汽、长城等传统车企陆续发布新能源汽车战略；格力、海尔、美的等家电龙头也加快推进绿色制造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政府对补贴资金使用成效的要求也在持续提高。例如，《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专项资金在分配时应考虑资源节约和减排效果等环境目标。补贴不仅要“花出去”，更要“花得准”“花得值”，如何选择合适的补贴形式，已成为提升财政使用效率的关键一环。 补贴模式的分化演进：从“达标奖励”到“按绿记分” 在政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补贴的发放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绿色消费补贴多采用固定模式，即只要产品达到一定的环保性能标准，消费者即可获得预设金额的补贴[2]。现实中，固定补贴一直被广泛地用于鼓励绿色消费[2,3]。这一模式在节能家电、节能灯具等推广中被广泛应用，自 2009 年起，财政部等多部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覆盖了空调、电视、照明等多个品类。 近年来，随着绿色治理理念的升级，不少地方开始探索“浮动补贴”机制，即根据产品环保性能的差异，给予不同额度的激励——越绿色，补得越多。这一做法往往与碳积分制度相结合，例如北京、广东、成都等地推广的“碳普惠”项目，均采用“按绿计分、以分兑奖”的方式，引导消费者主动选择低碳产品。通过将减排行为量化并赋值，浮动补贴让绿色消费真正具备了“多做多得”的内在逻辑。 怎样既“绿”又“省”？补贴模式选择背后的经济思辨 补贴能否真正推动绿色转型，不仅取决于其存在与否，还取决于其设计是否科学、落地是否精准。尽管固定补贴具有操作简便、经验丰富等优势，但实践中也有不少案例显示，浮动补贴在相同资金规模下，往往能取得更高的减排成效。2020 年，北京碳普惠项目利用一百多万元奖励资金，达成了相当于一万辆新能源汽车一年碳减排量的效果，约合每百元即对应一辆新能源车一年的减排，而传统补贴推广一辆新车的花费则动辄上万元。若以碳减排量为补贴成效衡量，浮动补贴的资金效率可达固定补贴的百倍以上。 当然，模式选择并不只是“效率优先”的技术问题。补贴政策的实际运作，还受到预算限制、市场条件、消费行为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为更清晰地理解不同补贴模式在现实中的适用边界，我们尝试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出发，思考三个核心问题：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最优的补贴方式？在不同市场环境中，补贴的激励效果是否会发生变化？又有哪些潜在的“副作用”值得警惕？为此，我们对固定补贴与浮动补贴两种机制进行了深入比较，特别关注它们在企业绿色研发激励、消费响应行为及政策实施效益方面的表现。 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从补贴激励的实际效果出发，深入比较了固定补贴与浮动补贴在不同场景下的表现。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仅关注企业是否愿意加大绿色研发投入，也特别留意了一些被忽视的“副作用”——比如消费被过度刺激后，是否可能适得其反。以下，我们将围绕三个关键发现展开讨论。 ·补贴的“副作用”：警惕过度消费推高碳排放 两种补贴模式虽均具备激励企业绿色研发的能力，但也潜藏着加剧总体碳排放的风险。一方面，补贴促使企业推出碳排放更低的绿色产品，优化产品结构；另一方面，补贴通过降低消费门槛刺激需求，可能引发额外的购买行为，反而导致碳排放总量上升。当消费增长所带来的碳增量超过产品环保性能提升所带来的减排效益时，补贴反而可能“越补越不绿”。由于补贴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激励工具，无论采用固定补贴还是浮动补贴模式，都需警惕其带来的“过度消费”效应。 ·如何花钱？预算约束下的最优补贴模式选择 财政预算水平是决定补贴模式选择的核心约束条件。研究发现，在预算极为紧张或高度充裕的极端场景下，浮动补贴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更具优势。当预算有限时，浮动补贴可以精准配置资金，优先激励环保性能更高的产品，从而实现单位支出下的减排效益最大化。而在预算充裕时，政府在两种模式下都可以实施高额度补贴，但浮动补贴因其激励机制更具敏感性和针对性，仍能实现更优的碳减排结果。相比之下，在预算处于中等水平时，若政府能够合理设定环保标准并匹配合适的补贴额度，传统固定补贴同样可以实现较高的环境效益。这种“环保标准 + 补贴量”的组合策略，能够在促进企业生产符合环保标准产品的同时，控制由补贴带来的过量消费效应。 ·消费补贴的“东风”：来自市场规模与绿色偏好的助力 市场环境是决定补贴政策成效的关键变量。研究表明，在市场规模较大或消费者具有强烈绿色偏好的情境下，两种补贴模式均表现出更显著的环境绩效。一方面，庞大的市场基数放大了绿色技术升级所带来的边际减排效应；另一方面，当消费者倾向于优先选择绿色产品时，补贴政策对企业的激励作用将更加直接和有效。因此，在具备有利市场条件的地区，政策制定者可以相对有效地推进补贴政策，无需过度担心其效果与环境目标之间的偏差。 综上可见，无论是消费补贴中潜藏的“副作用”、预算资源的现实约束，还是市场环境的异质性，都会深刻影响绿色消费补贴的最终效果。如何在激励与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已成为绿色政策设计中必须直面的核心议题。为了厘清其中的机制，接下来我们将回顾已有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严谨的数理模型，展现我们的分析结果。 1文献综述CHAPTERONE 目前，有关绿色消费补贴的研究主要以两种形式展开。其中一些学者聚焦单一补贴形式，探讨政府的最优补贴策略及其影响。这些研究大多假设绿色消费补贴会间接影响企业绿色产品研发或绿色技术投资决策，并基于这一逻辑建立了内生企业决策的理论模型。朱庆华和窦一杰[8]研究了基于产品价格折扣的补贴政策，分析了环保意识和补贴下限对补贴系数、价格和市场份额的影响。郑艳芳等[2]考虑了预算约束下的消费补贴策略优化问题，比较了最大化节能指数和总节能指数两种目标下政府的最优补贴策略及其对消费者剩余、企业利润的影响。Jørgensen 和 Zaccour[9]探究了最大化绿色产品销量的补贴设计问题。Cohen 等[10]提出了需求不确定环境下的最优消费补贴策略，发现若政府在决策时忽视了需求的波动性，可能会导致补贴量过低，无法实现绿色产品的销量目标。Chemama 等[11]在此基础上考虑了两阶段补贴的决策问题，发现两阶段均承诺消费补贴量可以在有效控制补贴成本的同时鼓励生产，而仅在第一阶段承诺消费补贴量则能够减轻需求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这些学者对绿色消费补贴的作用效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上述研究大多关注于传统的固定补贴模式，而本研究则考察了基于产品环保性能水平的浮动补贴模式。同时，这些文献关注于单一消费补贴模式的策略优化问题，而本研究则进一步比较了固定补贴和浮动补贴两种模式，得到了不同预算规模下补贴模式的选择策略。最后，上述研究中的政府目标，大多是节能指数、绿色产品销量之类的间接环境指标，而本研究则将直接环境指标（如碳减排量）作为政府的决策目标，对两种补贴模式进行了优化和比较。特别是，本研究通过分析发现补贴会引发过度消费，进而可能导致负面的环境影响，并提出了对环境最优的补贴策略，这补充了之前将间接环境指标视为政策效果的研究。 另一些学者通过比较不同的补贴形式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大多数文献比较了消费者补贴和生产者补贴，探讨其对产业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朱庆华等[12]在竞争环境下发现直接补贴生产者会比补贴消费者带来更高的企业利润，从而更有益于低碳企业的发展。杨晓辉和游达明[13]在消费者存在产品绿色偏好的情境下，比较了消费者补贴与生产者补贴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发现二者的效果相同。Wang 等[14]进一步在再制造情景下考察了两种补贴的效果，发现生产者补贴收窄了可推出再制造产品的范围。Bian 等[15]通过内生政府补贴决策发现尽管消费者补贴下排放量更高，但社会福利也随之增加。Krass 和 Ovchinnikov[16]考虑了征税、固定厂商补贴和消费者返利三种政府干预手段，发现在征收排放税的同时引入消费者返利可以使社会福利达到更高的水平。鞠晴江等[17]考察了政府厂商单位补贴和消费固定补贴的联合优化问题，并且在拓展中讨论了两级固定补贴的最优策略，比较了其与一般固定补贴的区别。上述文献主要研究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补贴的差异，而本研究专注于比较不同形式的消费者补贴。同时这些研究大多将社会福利作为政府目标，而本研究则考虑到我国绿色消费补贴政策的环境导向，更具针对性地研究了环境目标下的补贴政策优化问题。最后，这些研究并没有涉及补贴的资金约束，而本研究将预算约束纳入了模型，探讨了在有限预算下的最优补贴策略及不同预算规模下的补贴模式选择问题。与本研究类似，Shao 等[18]也比较了不同形式的消费者绿色补贴，考察了绿色消费补贴和折扣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本研究区别于他们的研究，考察了基于环保性能标准的固定补贴和基于环保性能水平的浮动补贴，前者要求产品达到一定环保标准，后者则根据产品环保性能变化调整补贴。同时，在 Shao 等[18]的模型中企业主要进行产品定价决策，而本研究则进一步考虑了企业的绿色产品研发决策，并且揭示了促进企业绿色产品研发是绿色消费补贴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方式。最后，相比于 Shao 等[18]，本研究通过考虑预算约束，分析得到了不同预算下的最优补贴模式，为政府补贴选择提供了新的管理见解。 本研究借鉴了现有文献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围绕政府的环境目标，全面分析并比较了固定补贴与浮动补贴两种绿色消费补贴模式。表 1 直观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