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2025年11月 一、调研背景与方法 (一)行业背景 在网络设备的完善与平台技术的发展背景之下,包括网络直播在内的新型服务业应运而生。作为近年来“网红经济”的重要部分,网络直播具有较快的内容更新速度。回溯其行业发展历程,从2005年“秀场直播”率先起步,4G移动互联网普及下网络直播行业正式兴起,到2015年—2016年斗鱼、映客等新兴游戏直播平台和移动全民直播APP纷纷亮相,明星大咖加入直播间掀起新热潮,再到2016年—2018年网络直播迎来爆发期,抖音、快手的入局使得直播业具备更广泛多元的内容与更垂直深度的领域。再到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宅”经济迅速发展,泛娱乐直播增长势头强劲,直播逐渐与各行业全面融合,催生出直播电商的销售新业态。 网络直播市场规模的扩大离不开智能设备普及与流量费用降低条件下存量市场的开拓。网络基础设施尤其是5G网络的不断完善推广,助推开发农村居民与大龄网民的用网需求潜力,直播平台的网络用户渗透率进一步提高。截至2024年12月,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突破10.91亿人[1],其中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8.33亿人,同比增长1737万,占网民总数的75.2%,较上年提升0.5个百分点[2]。与此同时,伴随短视频与直播技术的深度渗透,用户生态也呈现出多维演进特征,具体表现为以高频互动观看、沉浸式消费场景为核心的数字化生活方式与以内容精准匹配算法为支撑的个性化体验体系[3]。 就直播平台的消费市场而言,一方面,用户黏性持续强化。据艾瑞咨询(2025)数据显示,69.57%的直播用户为长期活跃观看群体,53.19%的直播用户保持与上年持平的观看习惯,另有43.82%的用户日均观看频次集中在4-5次区间。截至2024年9月,抖音、快手移动客户端的直播观看比例已分别达90.5%、89.3%,较去年同期进一步提升[4];而到2025年3月,抖音(含抖音极速版)的日活跃用户已超过6亿,用户基础持续稳固[5]。另一方面,用户的消费生态进一步转变。直播用户的平台选择偏好呈现头部集中化特征,抖音以39.40%的占比稳居直播用户首选平台,其余依次为快手(29.26%)、今日头条(25.62%)、哔哩哔哩(25.49%);79.32%的直播用户在平台产生消费行为,具体消费类型中,直播礼物和内容消费分别占比38.85%和37.05%,直观体现出用户对内容创作者的支持[6]。 用户规模的持续扩大为直播市场构筑了流量基础,同期直播行业市场的整体规模逐步攀升。其中,直播作为核心业态贡献显著,2024年全年市场规模超过122,264亿 元[7]。具体来看,表演(直播)行业的市场营收达2126.4亿元,同比增长1.5%;电商直播、泛娱乐直播和教育直播构成主要增长动力;私域直播逐渐兴起,进一步丰富行业生态[8]。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除了市场规模的扩大,直播产业的成熟还体现在其作为新兴发展产业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以及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其中,位于产业链中游的直播平台、主播及其背后团队被视为关键环节。2024年7月31日,网络主播被正式纳入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19个新职业之列,从业者可享受国家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等政策支持,这标志着主播职业发展路径的规范化。从2004年—2012年的萌芽期,到2013年—2018年的成长期,再到2019至今的稳定期,网络主播群体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职业化进程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根据2024年11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携手快手平台共同发布的《网络主播新职业发展报告》,截至2023年12月,我国已有1508万人将网络主播作为主业,六成以上的职业网络主播每周直播四天以上[9]。截至2025年5月,全行业主播账号总量达1.93亿个,同比增长7.2%,月活跃开播账号3326.7万个[10]。同时,主播职业人群的性别分布特征显著。早在2018年,从业者中男女比例便接近1:4,这一分布在全职主播中更是高达1:5[11]。而根据2021年《中国新业态与新就业青年调查报告》蓝皮书,在全国18-45岁新业态和新职业从业者中,男女主播比例趋近,女性网络主播占比59.9%,稍占多数[12]。 网络主播职业规模日趋扩大,其发展趋势呈现多元化、专业化特点,但收入差距大、高质量主播稀缺等问题也日益突显。对于主播的需求,预计到2025年我国直播行业的人才缺口达到1941.5万人[13]。主播的收入存在显著的分层,2018年仅9.6%的兼职主播和21.0%的全职主播月收入超过万元[14],2022年—2023年在以直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主播中仅有0.4%的主播月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95.2%的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15],2024年八成以上的职业网络主播平均月收入低于8000元[16]。由此可见,主播职业群体的收入结构为中档收入水平的主播较多。头部主播具备强大的流量和带货能力,在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腰部主播构成行业中坚力量,尾部主播数量众多、竞争激烈且收入相对较低。不同层级主播在整个群体结构中的劳动权益呈现较大差异,收入分配分层构成该群体所面对的劳动权益挑战之一。此外,平台主播的主观阶层认同、社会公平感知及幸福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网络主播的职业认同体系尚未完全建立[17]。 对直播存量市场的竞争驱使直播行业催生专业化的发展要求,直播公会的组织形式应运而生。目前公会的运营已经成为各大直播平台的重要发展方向。直播公会是挖掘、训练、包装并推广主播的娱乐经纪人公司,主要业务为招募、培训并向直播平台 持续输送主播,本质上是介于平台和主播之间的服务商,通过承接平台的部分业务来提升主播的内容生产,以此实现多方收益最大化。根据现有公开数据,2020年国内加入公会的主播总数约有83.3万人[18]。保障底薪是公会吸引、招募新主播的方式之一,即在满足公会设定的直播时间的基础上给予基础底薪。鉴于新主播的持续加入和直播时间的保障是公会拿到平台返点的基础,因而底薪不仅可以称作新主播的“定心丸”,对公会拿到平台返点也起到一定的保证性。对于整个直播行业来说,不仅平台行业竞争激烈,形成了以抖音、快手等头部平台为第一梯队的多梯队格局,“二八定律”显著,且主播收入差异巨大,公会内部活跃主播数的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长尾”特征。 (二)调研方法 1.数据来源 为获取主播职业群体的实证数据,本次调研采用调查问卷法收集一手资料,以弥补公开二手数据在个体层面信息的不足。在问卷设计阶段,结合核心研究问题与既有文献框架,构建多维度问卷内容体系:其一为人口学特征维度,涵盖性别、年龄、学历、户籍等基础信息,用于分析群体结构差异;其二为职业现状维度,重点围绕从业动机、工作内容、工作时长、收入结构与水平展开设计;其三为职业规划维度,包含职业满意度、职业发展意愿等,以此捕捉主播职业发展诉求。在问卷发放阶段,一方面,针对调研访谈的5家直播公会组织进行定向抽样,获取公会签约主播的问卷数据,获知不同规模类型公会的从业者特征;另一方面,与调查机构建立合作,借助其渠道进行广泛发放收集,扩大样本覆盖范围,保障样本的代表性并减少抽样偏差。经数据回收与初步筛选,本研究共收集有效问卷1001份,形成具有广泛性与针对性的一手数据库,为后续量化分析提供直接数据支撑。 此外,本次调研采用深度访谈法挖掘主播职业生态与公会运营的深层逻辑,补充量化数据难以覆盖的主观体验与隐性信息。在访谈对象上,联系杭州、成都、长春等地5家公会,聚焦公会管理者(会长)与旗下头部主播(含个播、团播)两类核心群体,形成视角互补。访谈设计以问卷框架为基础,保留就业现状、收入结构等核心议题,同时增设私人化主观问题。在内容上,对主播侧重收集主观工作体验、生活工作现状、公会价值感知及职业规划;对会长则聚焦创业经历、公司发展、主播招募管理、薪酬标准、平台政策解读及统筹管理经验。访谈过程中根据对话节奏适时追问以最大限度深挖信息。访谈形式上采用一对一访谈或一对多访谈,以此兼顾群体视角与个体表达,每次访谈时长不少于1.5小时。调研者累计完成15人次有效访谈,包括对5位公会会长、3位个播主播及1位团播主播的一对一访谈以及6位团播主播的一对多访谈。经整理与分析的访谈记录完整呈现研究对象的主观认知与情境化经验,为本次调研提供具有深度的质性证据支撑。 2.收入分类标准 直播盈利模式的核心在于平台收入分配机制,该机制通过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传递至价值获取的四层逻辑实现流量变现[19],具体可划分为直接盈利模式与间接盈利模式两大类型。其中,直接盈利模式以内容付费和广告投放为核心,构成直播平台的原始利润点;间接盈利模式则依托专业性内容培育社群,进而通过社群经济完成商业变现[20]。 在网络直播的细分市场中,泛娱乐直播凭借低门槛、大流量、易变现的特征深受市场青睐。综合公开数据、调查问卷及深度访谈内容可知,泛娱乐类主播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签约底薪、礼物收入、广告合作与知识付费四类: (1)礼物收入:礼物收入是主播收入的核心来源,其商业模式以用户付费赠送虚拟礼物为基础。从运营逻辑来看,主播依托粉丝群体形成稳定消费市场,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进行个人形象包装与内容生产,注重内容的多样化与定制化,这一运营模式契合后福特主义的核心特征,即通过柔性生产与个性化服务满足市场差异化需求[21]。对于粉丝礼物收入的具体变现路径,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展现才艺(如唱歌、跳舞、脱口秀)、分享知识或提供情感陪伴时,观众可通过平台购买虚拟货币(如抖音币),兑换虚拟礼物赠予主播。这些虚拟礼物会实时转化为平台特定积分(如音浪),主播在直播结束后可按照平台规则将积分提现。 (2)签约底薪:主播与公会签订合作协议后,可获得协议约定的底薪,也就是保底收入。从营收结构来看,公会的主要收益来源于主播直播中礼物收入所产生的提成(即佣金)[22]。 (3)品牌广告合作:粉丝规模积累到特定量级且在垂直领域形成明确定位的主播,可凭借其个人影响力吸引品牌方合作。品牌方在核算广告合作费用时,会综合考量主播的粉丝总量、直播间实时观看人次、观众互动频率(如点赞数、评论量、分享次数)等多项指标。在直播场景中,主播通过口头推荐、产品场景化融入、搭建契合品牌风格的直播环境等多种形式为合作品牌开展宣传推广。粉丝忠诚度高、互动效果好的主播,通常能在广告合作中获得更高报酬,进而实现流量价值的高效转化。 (4)知识付费与培训:对于在某一专业领域拥有扎实的知识储备或熟练的技能(例如职场能力提升、专业健身指导、短视频制作运营等)的主播,在直播平台分享实用性内容。与其他收入形式相比,知识付费的利润空间更大,不仅能为主播带来稳定的经济回报,还能借助专业内容的输出,提升主播在所属领域的专业认可度,助力个人品牌形象的塑造,为长期商业发展奠定基础。 (三)调研价值 不同于既往聚焦单一平台的调研报告,此次调研借助大样本量的调查问卷,首次系统量化主播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大样本量使得调研数据更具广泛性与代表性,能够精准勾勒出主播收入在不同粉丝量级、直播内容领域间的差异,揭示行业收入“腰部占大多数”结构形成的内在机理,为后续针对性研究奠定坚实数据基础。 深度访谈法在此次调研中同样优势显著。它突破了量化数据的表层局限,得以捕捉主播群体的情感态度与隐性需求。在灵活追问下,能挖掘出问卷未预设的个性化信息,例如针对团播主播,鉴于其成长路径与独播主播存在差异,因而追加提问其在停留于个人能力舒适区与向头部主播层级突破之间的决策倾向及考量因素。通过深度访谈获取的真实私人经验,能为研究提供情境化、深度化的质性支撑,极大提升研究结论的立体性与说服力。再如,对主播心理压力的探询能揭开主播职业群体不为人知的真实一面,为提供人道关怀、提升劳动者职业幸福感提供切实依据,助力构建更健康、可持续的行业生态。 此外,调研成果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从业者与政策制定者。其一,为从业者提供收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