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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及实现路径的对策建议——以上海崇明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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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及实现路径的对策建议——以上海崇明岛为例

李 琴邝 佳主 编 超大城市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及实现路径的对策建议——以上海崇明岛为例 李琴邝佳主编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2025年10月 报告主编: 李琴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长江大保护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邝佳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硕士研究生 报告组成员: 谭语嫣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邓增珍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高严清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岳柏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目录 第一章概述.......................................................................................................1 1.1背景与意义..............................................................................................21.2研究内容................................................................................................101.3研究方法................................................................................................11 第二章崇明岛生态区位优势及生态产品现状.............................................12 2.1崇明岛地处长江河口的区位优势........................................................122.2崇明岛生态产品类型和特征................................................................152.3崇明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现状............................................................20 第三章超大城市和重点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22 3.1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典型案例............................................................223.2国内外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经验总结与比较................................383.3国际上生态型岛屿地区保护与发展经验及其对崇明的启示............42 第四章崇明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存在的问题.............................................44 4.1制度层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支持和协同机制的不足........444.2数据和确权层面:缺乏统一的生态产品名录和动态监测机制........444.3技术层面:缺乏市场认可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和标准............454.4市场层面:生态产品开发模式和价值转化路径有待拓展丰富........454.5社会层面:社区参与和利益共享机制有待健全................................45 第五章崇明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策与建议.............................................47 5.1规划引领,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系................................475.2摸清家底,形成统一的“生态产品目录清单”....................................475.3产业导向,培育一批标志性生态品牌和龙头项目............................485.4健全市场机制,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49 第一章概述 崇明岛位于长江入海口,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河口冲积岛,地处陆海交汇与河口沉积的典型过渡地带,地理区位独特、生态地位重要。该区域构成了上海市生态安全格局中的关键节点,是上海具备完整陆地生态系统结构的自然生态单元之一,在区域生态屏障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崇明岛生态空间承载世界自然遗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等多重政策与法律约束,制度性约束为维护崇明岛生态空间的完整性提供了保障。其生态空间表现为湿地—农田—林地—岸线等要素的复合镶嵌格局,构成多要素耦合、多尺度嵌合的复杂生态系统。其中,湿地生态系统涵盖广阔水域、潮间带泥滩、芦苇群落与典型的海三棱藨草群落等,为多种鸟类、鱼类及底栖动物提供重要的繁殖与栖息场所,维持了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湿地生态过程的完整性。 在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已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在推动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转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近年来,学界围绕生态产品的概念和价值实现机制开展了理论与实践研究,取得了重要研究进展。管理部门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体系和实现路径展开了广泛的实践,树立了系列典型案例和示范。 崇明岛的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生态调节与支撑服务功能。湿地、林地与农田系统在区域尺度上共同发挥着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碳储存、土壤保持与污染吸收等功能。其中,湿地生态系统通过碳固定和温室气体吸收在区域碳平衡中发挥关键作用。林地生态系统在缓解城市热岛效应、调节空气质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农田生态系统则通过生态农业实践实现生产与生态并重的双重效益。作为超大城市边缘的稀缺生态资产,崇明岛持续产出包括优质生态农产品、洁净空气与高质 量水源在内的多类型生态产品,具体体现为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缓解热岛效应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对城市韧性与可持续发展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因此,探讨崇明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对评估超大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代表性意义。 过去二十多年,崇明坚持生态优先,森林、湿地、水质、空气等指标全市领先,生态“家底厚、质量好”。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崇明面向超大城市上海所对应的高容量、多层次与细分化的消费需求,具备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与社会价值的潜力。但存在两方面问题:生态资源增量空间接近饱和,后续更多靠提质和增效;维护成本压力越来越大。崇明岛生态优势,还没有充分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经济优势、产业优势和民生福祉。当前供给体系仍以观光型产品为主,体验性与参与性不足,难以契合都市型休闲与康养教育的复合需求;资源开发存在空间碎片化与业态分割,跨区域生态协同机制尚待完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渠道单一,亟需通过供给侧结构优化与制度型供给提升实现价值链延伸。2025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崇明岛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是要在“两山”转化上做大文章,把“生态红利”转成“产业红利、民生红利”,拓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与乡村振兴衔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研究报告分析了崇明岛生态产品的类型和特征,通过梳理和挖掘国际和国内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案例,概括案例背景、做法、成效和启示,探索崇明岛生态保护、产业绿色转型和民生福祉改善的协同路径,为全球超大城市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参考。 1.1背景与意义 1)生态产品内涵界定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Services)的相关概念及理论成为衡量自然对人类 福祉贡献的重要研究对象。20世纪70年代,SCEP(环境问题研究特委员员会)首次提出“服务”(Service)概念,并罗列了多方面基本生态服务和功能1。随后,Daily2、Costanza3等学者相继将其系统化,分委划分出13类和17类服务。2005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EA)报告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内涵加以规范,并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供给(provisioning)、调节(regulating)、文化(cultural)和支持(supporting)4大类4。 在我国,生态产品概念是在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1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则进一步界定生态产品为“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5,并将其列入国家空间战略目标体系中。 在生态产品内涵界定上,学界研究路径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一些研究强调生态产品的自然属性,认为其主要指生态系统直接生成、具有公共物品特征的调节服务,如清洁空气、水源涵养等6。另一些研究则从绿色发展转型的视角出发,认为生态产品应包括由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协同生产的复合型终端产品,如生态农产品、有机食品、生态旅游等。张林波等学者对概念进行了系统性整合,提出生态产品应界定为“生态系统生物生产与人类社会生产共同作用,供人类使用与消费的终端产品或服务”7。总而言之,生态产品是指生态系统通过物质生产、能量循环和信息传递等过程,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具有直接或间接使用价值的生态系统服务成果(Daily, 1997;Costanza et al.,1997),其核心特征包括生态系统功能支 撑、人类福祉导向和经济价值可识委性。生态产品的定义是基于系统性理论框架,强调其具备生态系统功能的参与、对人类福祉的明确贡献,并且能够通过市场交易或其他方式赋予经济价值。在政策层面,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支持将部分生态产品视为具有经营性和市场价值的资源,体现了生态产品价值认知由理论层面向制度化、实践化转变的趋势。 我国《生态系统评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将生态产品分为三类1:一是供给服务类生态产品,包括农田作物、林木资源、渔业资源等可量化的物质产品;二是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包括固碳释氧、水源涵养、空气净化、气候调节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三是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包括自然景观、旅游康养、人文生态体验等具备审美、教育和精神价值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这一分类体系为后续的生态产品核算、交易与价值转化提供了明晰的标准体系。 2)生态产品的核算与价值转化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EcosystemServiceValuation,ESV)的理论源起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1977年,Costanza等首次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进行量化估值2,估算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年价值为33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NP的1.8倍。这一研究表明,生态系统所创造的直接与间接价值可以被货币化表达,从而纳入社会成本核算体系。进入21世纪,生态系统服务核算逐步迈向制度化与标准化。联合国2005年发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3,确立生态系统服务的四分类模型,并推动其进入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2014年,联合国统计署发布《实验性生态系统核算》4(EEA),基于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将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纳入国家统计与环境会计体系。 中国对生态系统价值的度量研究和实践起步于2000年代绿色GDP试点,后因方法不统一、数据难获取等问题推广受限。直到2012年,朱春全首次提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EcosystemProduct,GEP)的构想,试图以可计算、可比对的经济指标表达生态系统的贡献。欧阳志云等进一步将GEP定义为“区域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的经济价值总和”1,并明确其与GDP构成生态—经济双核核算体系,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础指标之一。 2013年,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共同正式提出GEP概念。2020年,自然资源部发布《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