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110期）：“十五五”时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思考与政策选择

3 4 6 20 25 聚焦“十五五”时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思考和政策选择,CMF宏观经济热点报告发布 11月7日，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0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十五五’时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思考和政策选择”，来自政界、学界的知名经济学家王金照、黄群慧、程楠、左铠瑞、张杰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张杰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战略背景与核心任务：制造业是“十五五”增长根基 二、产业结构再平衡：传统、新兴与未来产业的协同路径 三、科技自立与金融支撑：破解“卡脖子”与构建金融强国 四、区域布局与内需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空间与动力机制 一、战略背景与核心任务：制造业是“十五五”增长根基 从明年起，我国将进入“十五五”这一关键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2020—2035年我国经济总量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按202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人均实际GDP由1万美元升至2万美元以上，十五年实际GDP需翻一番，对应年均增速不低于4.67%。基于这一目标，中央明确“十五五”期间须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综合测算，“十四五”（2020—2025年）我国实际GDP年均增速需高于5%；“十五五”（2026—2030年）需不低于4.8%；“十六五”（2031—2035年）需不低于4.5%。因此，“十五五”时期能否将年均增速稳定在4.8%左右的中高速水平，关键在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支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首要、核心与基础性任务。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可追溯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总体框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其确立为“十五五”规划各重点领域的首要任务，明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优先位置。由此可以判定，从现在起直至“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最核心的战略支撑，全会给出的战略定位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与技术基础。 具体看，本次部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突出了制造业基础性的支撑作用，文件明确“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理解这一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目标强化？首当其冲的任务是统筹处理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三者间的结构演进关系。 对“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理解，可回溯《中国制造2025》的宗旨：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十八世纪中叶工业文明兴起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与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反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从《中国制造2025》的角度来看，我们早已从战略层面认识到强大制造业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过去40年，尤其是2000年至2020年这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期。在这二十年间，中国的名义GDP从10万亿元增长到100万亿元左右，扩张了十倍。支撑这一增长的核心力量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规模为0.6万亿美元，到2020年，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份额达到4.8万亿美元。由此可见，制造业是中国过去若干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基础。 具体来看，以2022年数据为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约为4.98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29.47%。对比同期，欧盟27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43万亿美元，美国为2.81万亿美元，印度为0.48万亿美元，韩国为0.44万亿美元。中国的制造业规模不仅达到印度的10.38倍，还相当于欧美总和的95.04%。因此，中国制造业规模与欧美这两个全球主要经济体相当。从这一角度科学判断，支撑中国2000年至202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机制是制造业部门的重大贡献。 制造业不仅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可从中美两国的利润对比中进一步体现其重要性。2022年，美国制造业总体利润为6163亿美元，利润率为22.09%；同期，中国制造业利润为9538亿美元，利润率为19.15%。尽管中国制造业创造的利润总额高于美国，但在利润率方面略低于美国。这一比较表明，制造业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从1966年到2024年，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2012年以后，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持续下滑，2024年该比重已降至24.6%。2004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然而，2022年至2024年期间，这一比重出现快速下降趋势。中国制造业的合理比重应是多少？研究视角不应仅局限于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更应全面、系统地考虑制造业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仍具有的核心支撑作用。 从这一角度出发引发了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中国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的态势，究竟是由既有的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即全球普遍存在的情况，还是由中国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各种问题和风险所导致的特有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发了对新问题的思考：当前中国制造业比重的持续下滑，是否会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产生较为突出的负面影响。 经系统测算，即使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为基准，我国制造业占经济总量的下降速度仍快于可比发达国家，呈现“过早、过快”特征。这一判断需引起高度警觉，“十五五”规划重提“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正是基于对当前制造业部门累积问题及其潜在风险的清醒认识。 由此带来的思考是：到205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本国GDP的比重能否守住20%，同时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能否守住23%，这是从中长期战略角度评估中国制造业合理水平的关键门槛。 二、产业结构再平衡：传统、新兴与未来产业的协同路径 从国家“十五五”规划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表述看，其核心在于科学把握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之间的结构性变化，实现三者的动态协同与协调发展。 我国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强调了一个全新方向，即旗帜鲜明地提出维护中国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以往在许多地方的发展 规划中，纺织、轻工、机械、化工、矿业等传统制造业常被忽视，甚至被认为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存在负面影响。然而，从我国当前发展实践来看，传统化工产品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不可或缺。例如，调研中发现，钨酸、磷酸、油酸等传统化工产品是这些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冶金、矿业和稀土产业为例，若无多年累积的产能与技术储备，“卡脖子”环节将显著增多，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技术位势亦会大幅削弱。此次规划同时点名纺织：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越南正加速扩张纺织产能，对我国已构成直接竞争。纺织、化工、机械等被长期视为“传统产业”的领域，被重新界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盘”。发改委数据显示，传统产业增加值仍占制造业整体的80%，一旦这一板块遭受冲击，就业、税收、地方财政乃至宏观经济都将面临系统性风险。据此，国家明确提出，“十五五”期间传统制造业仍有约10万亿元的增量空间，巩固其全球份额既是稳增长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整体产业韧性的长远之策。 “十五五”时期，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被同步纳入战略部署。一方面，把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培育为支柱产业集群，通过规模化扩张使其尽快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干力量；另一方面，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抢占技术制高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求分领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五篇大文章”之首的科技金融，即为我国当前急需拓展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金融扩张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值得高度关注。自2016年以来，中央多次强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出“资本无序扩张”、“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等重大判断。制造业占GDP比重持续下滑，与金融过度扩张乃至无序扩张存在内在关联。因此，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金融与实体之间的功能边界，维护二者合理关系。第六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金融要围绕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谋篇布局，这一重要原则的提出就是要解决打造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合理的成分。 中国部分产业领域存在产能过剩和同质化竞争现象，导致“内卷式”竞争模式。此次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针对这些产业的“内卷式”竞争问题，提出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加以突破。显然，当前不仅多数传统领域面临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问题，一些新兴领域如光伏电池、新能源汽车、锂动力电池也出现了类似竞争模式。因此，如何真正解决产业发展 过程中体制机制的顽疾，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点问题。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近几个季度均徘徊在70%左右，既低于美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也低于80%—85%的合意区间，直接印证了“内卷式”竞争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各环节的负面冲击。 三、科技自立与金融支撑：破解“卡脖子”与构建金融强国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方向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规划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列为第二大任务，要求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制高点，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值得高度关注的核心表述是：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以“如何体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为例，文件把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列，并给出政策抓手——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这就引出当前中国与全球面临的共同命题：基础研究究竟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应由政府还是企业主导？1959年，美国学者理查德·尼尔森在《基础科学研究的简单经济学》中提出“尼尔森之问”，主张政府以大规模财政投入抢占基础研究制高点，由此奠定美国基础研究全球领先的制度框架。然而六十余年后的今天，美国基础研究的最大执行部门已转向企业：企业研发预算中基础研究占比持续提高，目的正是提前锁定技术源头。这一事实揭示了一条重要规律——基础研究不再仅是政府供给的公共品，而同时成为企业乃至产业部门开展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活水源头，对上述科学认识的深化，将直接决定中国能否在“超常规”攻关中取得决定性突破。 中美企业部门在基础研究投入上的差距依然显著，2023年中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贡献率仅9.2%，2021年企业在全国基础研究总量中的占比不足5%；反观美国，在“尼尔森之问”驱动下，1960—1970年代联邦政府承担约70%的基础研究，而进入21世纪后政府占比降至40%，60%由企业投入。这一反差在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表现尤为突出——集成电路既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的共性底座，也是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突破的枢纽。全球半导体协会2024年数据显示，当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6305亿美元、同比增19.7%，其中美国企业占据50.4%的市场份额，中国大陆仅4.5%，差距可见一斑。 该数据表明，美国仍在全球集成电路领域的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及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保持主导。其拥有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全球领先企业，并掌握大量关键设备与 材料的研发、生产及设计能力。中国之所以在该领域仍落后于美国，首要原因是国内集成电路企业研发投入总量不足，基础研究环节尤为薄弱；其次，从投入强度看，美国集成电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为17.7%，居全球首位，韩国为11.8%，而中国大陆企业平均仅为9.2%，约为美国的一半。在集成电路这一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中国仍处落后位置，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