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时不足、工时过度及工时错配-基于高质量充分就业角度的工时分析

基于高质量充分就业角度的工时分析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时不足、工时过度及工时错配 基于高质量充分就业角度的工时分析 曾湘泉蒋智张宇霞陈姝彤 ©国际劳工组织2025年第一次出版2025年 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协议(CC BY 4.0) 本作品依照《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协议》(CC BY 4.0)获得许可。要查看本许可协议的副本，请访问以下网址：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ces/by/4.0/。如许可协议所述，使用者可以重复使用、分享(复制和再发行)和改编(二次加工、转换原作以及基于原作进行创作)作品。使用者必须清晰标注国际劳工组织为材料的来源，并说明是否对原始内容做了改动。不允许在翻译、改编或其他衍生作品中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会徽、名称和标志。 署名–使用者必须说明是否对原作做了改动，并必须按如下方式加以引用：曾湘泉，蒋智，张宇霞，陈姝彤，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时不足、工时过度及工时错配—基于高质量充分就业角度的工时分析，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25。©国际劳工组织。 翻译–如翻译本作品，则必须在注明署名的同时添加以下免责声明：本作品是对国际劳工组织版权作品的翻译。本翻译作品未经国际劳工组织编制、审定或认可，因此不应当被视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官方翻译作品。国际劳工组织对其内容和准确性不承担任何责任。责任完全由翻译作者自负。 改编–如改编本作品，则必须在注明署名的同时添加以下免责声明：本作品是对国际劳工组织版权作品的改编。本改编作品未经国际劳工组织编制、审定或认可，因此不应当被视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官方改编作品。国际劳工组织对其内容和准确性不承担任何责任。责任完全由改编作者自负。 第三方材料– CC BY 4.0许可协议不适用于本出版物中非国际劳工组织版权的材料。如果材料归属于第三方，则材料的使用者独自负责与权利人进行版权清算，并对任何侵权索赔独自负责。 因本许可协议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如不能加以友好解决，则必须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提交仲裁。各当事方必须服从因此类仲裁而作出的任何仲裁裁决，作为此类争议的最终裁决。 有关版权和许可的任何疑问，应当联系国际劳工组织出版单位(版权和许可)，邮箱：rights@ilo.org。有关国际劳工组织出版物和数字产品的信息，可访问以下网址：www.ilo.org/publns。 ISBN: 9789220417362（印刷版）；9789220417379（网络PDF版） 另有以下语言版本：英文版ISBN: 9789220417348（印刷版）; 9789220417355（网络PDF版）DOI: https://doi.org/10.54394/GEGW2758 国际劳工组织出版物和数据库中所用名称符合联合国习惯用法，出版物中材料的编排方式不代表国际劳工组织对任何国家、地区或领土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以及其边境或边界的划定表达任何意见。 本出版物中表达的意见和观点是作者本人的意见和观点，不一定反映国际劳工组织的意见、观点或政策。 提及的企业、商业产品和流程的名称不意味其为国际劳工组织所认可，而未提及的某一特定企业、商业产品或流程也并非意味着其不被认可。 目录 简介1 一、中国工时变化趋势3 二、工时不足：表现及成因5 工时不足的分布及特征5工时不足的成因10 三、工时过度：表现、成因及悖论13 工时过度的分布及特征13工时过度的成因18总体需求冲击背景下的工时悖论22 四、工时错配：未能引起关注的现象24 工时错配的提出24定义和度量24工时错配的分布及特征25工时错配的成因29 五、未来展望及建议31 附录1.正规与非正规就业的度量35 中国同时存在工时不足和工时过度群体，且两者比例近年来显著增加，对就业质量造成了不利影响。本报告基于微观调查数据描述了中国工时不足和工时过度的状况和特征，并分析了其成因。报告认为，工时不足主要是由经济下行导致总体需求不足引起的。除此之外，制度性冗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工时过度的成因较为复杂，包括产品市场竞争、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技术进步和劳动供给下降等。基于此，本报告从总体需求不足的角度对2016年以来的工时极化现象提出了理论解释。报告还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存在的工时错配现象。最后，基于工时法规、技术进步、人口结构、远程办公和统计指标这五个方面，本报告就改善工时错配和提高就业质量给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工时不足；工时过度；工时错配 致谢 借此机会，我们谨向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局长李昌徽先生致以深深谢意。感谢他对本研究的大力支持。感谢涂伟和黄群对本报告的完善和修改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意见。感谢王维对本文后期编辑排版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本文特别献给尹英模先生。在论文撰写期间，他不幸地离开了我们。文责自负。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者的工时分布逐渐呈现出分化的特征。一方面，许多劳动者工时普遍较长，尤其是在快速增长的非国有部门。过长的工时通常会对劳动者个人及生产率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健康状况恶化（王欣和杨婧, 2020；Meng & Xue, 2020; Chu, 2021）、工作满意度下降（Zheng et al., 2023）、离职率上升（Huang, et al., 2021）等。此外，父母较长的工时减少了他们陪伴子女的时间，从而降低了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吴贾等, 2019）。在社交媒体上，网民们广泛使用“996”、“007”、“社畜”和“过劳死”等言辞来表达对过长工时的不满1。另一方面，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存在一定比例的工时不足(ILO, 2022)。部分劳动者，特别是受教育水平较低且工作经验有限者，往往难以找到全日制工作。部分企业雇员和自雇者由于订单不足面临工作量不足，不得不缩短工作时间。 工时过长或过短都会对劳动者的福祉和生产力造成不利影响，探究这两种现象的成因非常重要。尤其是2016年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工时极化程度加剧，工时过度和工时不足程度都在增加。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工时不足往往与经济波动相关。当经济不景气时，工时不足程度增加；当经济较为景气时，工时不足程度减少。然而，与国外不同的是，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形势变得严峻，但是工时过度的比例仍在上升。这种极化现象说明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上存在着供需失衡，并且由于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调整机制，供需失衡的问题还在不断扩大。 除了工时分布差异外，实际工时与意愿工时之间的不匹配（即工时错配）在中国中也较为普遍。工时错配导致工时满意度下降，降低了就业质量。然而，有关中国劳动者意愿工时和工时错配的研究较少。学者倾向于根据实际工时是否超过或低于某个阈值来判断工时的合理性。例如，一些有关过度劳动的研究通常把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作为衡量劳动者是否过度劳动的标准（石建忠，2019；李勇辉等，2022；卢文秀、吴方卫，2023）。部分有关就业不足或不充分就业的文献根据劳动者实际工时是否低于每周40小时来判断他是否存在就业不足（何景熙，1999；Zhu & Chen，2021；黄险峰和刘姗姗, 2024）。由于没有区分实际工时和意愿工时，这些研究都没有触及深层次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从而限制了对劳动市场供需失衡状况的理解。目前为止，只有徐长杰（2016）的博士论文系统性地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工时错配的影响因素。作者发现，博弈模型更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工时错配现象：劳动者的工时议价能力越低，工时错配程度越高。 本报告结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的年度汇总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数据），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描述与分析中国工时不足和工时过度的表现及成因。此外，报告还使用中国人民大学雇主-雇员匹配数据，描述与分析中国的工时错配问题。 本报告后续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描述中国工时的总体变化趋势。第二部分描述和分析工时不足的表现及成因。第三部分描述和分析工时过度的表现及成因，并就近年来工时极化程度扩大的现象给出理论解释。第四部分描述工时错配，并讨论其成因。最后是报告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中国工时变化趋势 中国平均工时整体上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且在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图1展示了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提供的汇总数据，计算的2004年至2022年间每周工时的平均值和分布的时间趋势2。在2016年之前，平均每周工时的时间趋势曾出现了几个拐点。然而，2016年开始，受产业升级、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工时的变化呈现单调上升，即非周期性的特征，对此，仅凭经济的周期性难以解释。图2显示，虽然GDP增长率逐年下降（2021年除外），但平均周工时却逐年上升，即使是在其他国家因普遍面临工时缩短的新冠疫情期间（ILO，2022）。报告将中国的平均工时与三个文化相近但收入水平不同的邻国进行了比较。图3展示了2000年至2022年间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的平均每周工时。2022年中国的平均每周工时为48.0小时，而日本、韩国和越南的最新每周工时平均值分别为36.6小时、37.9小时和41.5小时。这表明，在国际上，中国工时也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国家平均工时不断下降有所不同，近年来中国平均每周工时逐年上升，这也与中国劳动力市场规制、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有关。 在分布上，中国工时近年来也展现出了极化的趋势。一方面，每周工时较长的群体占比越来越大。图1显示，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的群体的占比从2016年开始不断增加，这也对应了同时期平均周工时的上升趋势。工时较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就业质量高。如果将低工资因素考虑在内，较长的工时可能反映了就业质量的低下。例如，许多低收入劳动者虽然每周工作高达50-60小时，但收入仍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这说明这些岗位往往缺乏足够的劳动保护和福利支持，迫使劳动者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弥补工资的不足。另一方面，每周工时较短的群体占比也处于上升趋势。由图1可知，2016年以来，每周工作不足20小时的群体的占比也在不断提高。在工时过度群体不断扩大的同时，每周工时不足的群体比例也在持续上升。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许多劳动者由于工时太短，难以赚取足够收入。工时过度和工时不足现象同时存在反映了中国劳动力要素配置上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 二、工时不足：表现及成因 ▶工时不足的分布及特征 ▶工时不足的总体分布 工时不足的一个表现形式是非全日制工作。在中国，根据《劳动合同法》第68条，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目前并没有有关非全日制用工的官方统计数据。国际上通常采用每周工作不超过35或30小时来度量非全日制用工（ILO, 2022）。考虑到每周24小时远低于中国平均工时，而且大部分中国就业者并不采用小时工资作为主要薪酬计算方式，报告参考ILO（2022）的做法，将每周工作35小时以下定义为非全日制工作，即工时不足，并且将每周工作20小时以下定义为极短工时。 中国工时不足问题不容忽视。如表1所示，根据2018年CFPS数据，城镇就业群体中共有9.6%的人工时不足，包括3.9%的极短工时者。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工时不足比例为9.0%，略低于其他地区。地区工时不足比例的差异可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东部地区工时不足程度之所以最低，可能是因为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就业机会相对更丰富，劳动者更容易找到全日制工作，因此工时不足问题可能没有其他地区那么突出；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不同地区产业结构不同，而不同产业的工时分布不一样，因此不同地区工时不足程度存在差异。不过，总体而言，各地区工时不足差异不大。 ▶按个人特征划分的工时不足 分性别来看，相比男性，女性更容易出现工时不足问题。表2显示，女性工时不足的比例要高于男性。与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一样，中国劳动者在时间分配上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倾向于投入更多时间从事有酬劳动，而女性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