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税会谈快速取得积极成果的背后及应对

21951年，英国的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提出了“米德冲突”。即逆差与衰退并存，当一国面临国际收支逆差与国内经济衰退时，扩张性政策虽能刺激就业，却会加剧逆差；紧缩性政策虽能改善逆差，却会恶化经济衰退；顺差与通胀并存，当国际收支顺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时，紧缩政策可抑制通胀，但会扩大顺差；宽松政策可缓解顺差，却会加剧通胀。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弗莱明分别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即在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扩张会推高国内利率，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导致本币升值；本币升值削弱出口竞争力，净出口下降，从而部分抵消财政刺激的效果，形成“挤出效应”。由此形成了美国的双赤字，即财政赤字推动美债发行，形成资本项目顺差。相应地，美国通过发行国债为财政赤字融资，外国央行和投资者将贸易顺差积累的美元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债，形成资本回流；即美国的贸易逆差推动美元输出，财政赤字推动了美国债务货币化。美元通过贸易逆差流向全球，又通过购买美债回流美国，降低美国融资成本。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关税政策、以霸凌的方式改变这一机制，必然破坏现有的全球贸易规则、秩序，也必然引起其他国的反制，将给全球经济、金融形成强大冲击；也将会削弱美元、美债的全球信用，难以实现特朗普政府所期望的产业回流。二、美国百年关税战的历史镜像贸易保护倾向在美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1890年的《麦金莱关税法案》和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因高税率，是贸易保护主义中的典型案例。（一）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案》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为后期美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美国内战中胜利的北方主导了国家政策，并延续了工业发展的政策。同时，战后重建、跨州铁路网建设等，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内部需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钢铁、通信、交通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支持下，美国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此时美国的钢铁、铁路、石油、电力与制造业快速发展，众多知名巨头如卡内基兄弟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前身）、标准石油公司、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身）、西屋电工制造公司（西屋电气公司的前身）、贝尔电话公司（AT&T前身）相继诞生。到1890年，美国的生铁产量已经超过英国[1]，对老牌工业国英国呈赶超之势。1860年开始，老牌工业国英国便开始在欧洲实行促进自由贸易的互惠条约，并且最惠国条款同等地应用于所有参与国家[2]，这让美国的快速工业化不可避免 3地面临英国工业的竞争。为保护国内钢铁、纺织等产业的发展，美国持续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88年共和党在选举中为争取工业州的支持，将高关税政策进一步升级，促使1890年出台《麦金莱关税法案》，将所有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38%大幅提高至49.5%[3]，占美国进口关税近四分之一的食糖被纳入免税清单。同时，该法案首次引入了具有惩罚性的“互惠条款”，即要求他国为美出口商品提供优惠待遇，否则就对相关的进口加征报复性关税[4]。《麦金莱关税法案》实施后，英国继续推行自由贸易的互惠贸易政策，且与附属国的联系加深。而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则对美农产品、钢铁加征关税，通过建立或加强欧洲国家间双边互惠关税来反制美国。在德国冯·卡普里维执政时期，先后与奥匈帝国、意大利、瑞士、罗马尼亚、比利时和俄罗斯签订关税条约，将贸易方向更多地转向欧洲大陆国家和供应原材料与农产品的东方国家[5]。1893年，随着美国国内持续的通缩、失业率攀升、股市暴跌，民主党在总统大选中胜出，美国的关税政策也开始迎来调整，在1894年出台了《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将平均关税税率下调至39%，基本恢复到《麦金莱关税法案》出台前的水平。但是，1897年再度被共和党推出的《丁利关税法案》所替代，平均关税税率再度攀升并超过50%的水平。在1890~1894年期间，并无明显证据能够表明美国的关税政策、欧洲的反制政策，导致了全球货物贸易量的下滑，但关税政策导致了贸易区域化现象。1889~1891年，德国向北美出口占其总出口的12%，1909~1911年下降至8.9%。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占比由1860年的67.5%上升至1890年的72.2%[5]。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关税政策（主要是糖的关税变化）导致夏威夷（1898年并入美国版图）和古巴经济先后崩溃并引发政治动荡，美国的军事介入引发美西战争。（二）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20世纪初，为争夺霸权、殖民地，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主要战场的欧洲，在人口、基础设施、工业设备、农田等方面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生产能力明显下降。其中，法国、英国、德国战后工业生产分别仅为战前的57%、82.5%和57%；农业生产也大幅下降，法国小麦产量下降了58%，畜牧业下降93%，英国粮食自给率下降至36%。为了支撑战争的消耗，欧洲各国不得不增加进口，形成了巨大贸易逆差并背负了较大债务。战争期间，英国、法国累计贸易逆差分别达到21.34亿英镑以及622亿法郎，政府财政赤字分别达到累计68.60亿英镑和1445亿法郎，在战争结束后分别背负了对美国9亿英镑以及40亿美元的债务；作为战败国的德国不仅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投 4资、殖民地，还要承担大额的战争赔款，战后其国内经济恢复及战争赔款支出基本完全依赖于美国的贷款[5]。与此对应的，美国通过出口军需品以及农产品获得高额利润，通过向欧洲国家发放战争贷款的形式谋取了大量的金融利润。为满足战争出口需求，一战过程中美国工农业产能大幅扩张，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战后1918年GDP已上升至1518亿美元（1958年美元计算）[6]，超越了英国成为了全球第一经济大国，进入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柯立芝繁荣”时期。但战争及繁荣时期暴增的工农业产能、资本市场投机、过度债务扩张等行为也为1929年的大萧条埋下了隐患。随着欧洲各参战国逐步进行战后重建，其生产逐步得到恢复，美国对欧洲出口大幅下降，作为战时主要出口产品的农产品价格自1920年开始大幅下跌（以小麦为例，小麦价格由1919年的2.5美元/蒲式耳下跌至1921年的1美元/蒲式耳），美国政府为支撑农产品价格采取了包括增加农产品关税、政府采购、无追索权贷款、出口补贴等多种手段，推动了农产品价格短暂回升。但贸易保护主义引起的报复以及持续的供大于求使得农产品价格很快再次下跌。1929年的干旱导致美国农业部门产出下降，但农产品价格仍维持低位，农业部门失业率大幅上升，债务出现偿还困难，美国经济开始出现恶化，股市泡沫进一步堆积，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崩盘，危机迅速扩散，全球经济及贸易受到重创。在这样的背景下，1930年6月，美国推出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此项法案于1928年便开始着手推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兑现共和党人胡佛总统在竞选时对支持者所承诺的为农业纾困并“有限地调整关税”。法案的草案一度是增加农产品关税并削减工业品关税，但“黑色星期四”后部分贸易保护主义者企图利用关税保护国内产业、促进经济恢复，推动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通过。该法案加征关税涉及的商品超过20000种，应税产品平均关税从40%上调至46%，而从量税的计税方法使得1930年后的通货紧缩进一步提升了平均关税，1932年达到了59%[7]。在美国推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后，国际贸易关系受到冲击，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率先采取反制措施。1930年9月17日，加拿大通过紧急关税法案，将大部分重要贸易产品关税增加50%。1930年6月30日，意大利对美国出口至意大利的汽车、农业生产器械和无线电设备征税，并进一步宣布仅从购买意大利农业产品的国家进口商品。1930年7月，西班牙通过新的关税法，收回了赋予美国产品的最惠国待遇，提高了美国出口至西班牙产品的关税，特别针对汽车、缝纫机和剃须刀片增加了更高的关税。瑞士因美国对钟表加征关税而发起抵制美国产品。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前期因各种原因并未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进行反制的英、法、德等国也开始推出政策以维护本国利 5益，英国分别于1931年11月和1932年2月颁布《非常进口税法》和《进口税法案》，将进口关税普遍提高了10%；同时英国在1932年在渥太华举行的会议上建立了帝国内部特惠关税制度，给予英帝国内部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关税优惠，同时英国出口至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工业品也对应享受关税优惠，从而构成对其他国家货物的歧视；法国则开始实施进口配额制度，针对美国对法出口的电子设备及肉制品进行严厉的配额限制；德国在战败后与其他战胜国签订了诸多不平等贸易协议，在全球经济恶化后，德国于1932年1月提高关税并开始实施进口配额制度。1932年，由于胡佛政府的政策并未缓解美国经济危机，1929-1932年期间美国生产持续下滑、失业率不断攀升同时持续出现通货紧缩，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获得了大选的胜利。受制于国内利益团体及舆论环境，罗斯福并未立即改变政策，直至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将贸易谈判授予行政部门，才开始逐步通过谈判来实现与各国的贸易协定，关税税率逐步下行。由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推出的时间正值大萧条期间，关税加征本身对经济的影响难以直接估计。根据雅克布·B·马德森在2002年的研究，1929~1932年期间，世界贸易规模实际萎缩了33%，其中14%是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各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8%是由于关税税率的增加，5%是由于通货紧缩导致的实际关税税率提高，6%是由于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影响，关税增加造成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但经济危机、关税战造成的影响，推动了各国在此期间逐步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开始通过货币贬值和财政扩张等方式促进出口和刺激经济恢复。在此次关税战之后，各国对关税贸易制度的认识逐渐由内政向协商、谈判转变，各国间开始进行双边贸易谈判，以此来推动贸易的正常发展。（三）来自历史的启示《麦金莱关税法案》出台时全球经济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后的黄金增长时期，国际贸易也随之增长，所以很难观察到关税战对贸易的直接影响。而《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推出时正值大萧条时期，全球贸易规模下降明显，关税战对贸易下降的直接影响占比大约为25%。由于所处的时间节点不同，两次关税战造成的直接影响表现有所不同，但仍然有一定的共性。第一，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具有典型的政治派系特征，两次典型的关税战均由共和党政府发起、两次关税战的调整都发生国内经济危机，且执政党切换为民主党，表明美国国内危机、政治因素是促使美国关税政策发生改变的重要变量。第二，关税战会带来国际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贸易区域化特征明显。《麦 6金莱关税法案》和《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出台后，部分国家之间通过互相达成关税优惠协议方式，出现了贸易区域化现象。第三，高关税政策可能引发战争、改变地缘政治。在《麦金莱关税法案》后，夏威夷和古巴经济因对美经济依赖度较高而崩溃，进而导致政治动荡，引发了美西战争、改变了地缘政治。第四，美国发起的两次关税战，正值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发展时期，各类工业产品制造能力和产能迅速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取得领先地位。同时，其内部需求也在全球范围内位居前列。在关税战期间，美国的人口流入与关税的保护，培育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在关税战结束后，国际贸易恢复正常，可以迅速地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主导地位。第五，美国也正是其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在二战后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黄金储备，最终在1944年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美元获得了世界支付和储备的地位，并延续至今。（四）今天的美国与昔日的不同和困境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甚至是地缘政策（特别是关于土地主张）几乎是19世纪末麦金莱的主张和目的翻版，但今天的美国与昔日的美国面临的情况具有很大的差异。第一，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面临“特里芬难题”，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对等关税”减少逆差、促进产业回流的目标与维系美元地位目标相互矛盾。第二，美国虽在技术领域仍占据一定的优势，但制造业空心化现象明显，供应链对外依赖度很高，而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