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债务目前处于高位,未来可能进一步上升。本文提出了一个名为“债务风险”的新框架来分析公共债务前景的风险,并使用分位数面板回归框架评估当前宏观金融和政治状况如何影响未来债务的整个可能结果范围。研究发现,许多因素,包括金融状况和经济变量(如初始债务和GDP增长),都预测了未来债务的预期水平和不确定性,这意味着风险在分布的上尾部分存在显著差异。通过结合这些因素的作用,我们发现,在严重不利的情况下(未来债务分布的95%分位数,即债务风险),全球公共债务可能比当前预测高约20个百分点。债务风险的大小和来源随时间和国家而变化,高初始债务会放大经济和金融状况对债务风险的影响。此外,实证估计表明,债务风险是预测财政危机的关键变量。2027年(三年期)的全球债务风险估计为GDP的117%,比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的相应预测高出约20个百分点。全球债务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主要反映了公共债务本身的路径。然而,在经济冲击期间,如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和COVID-19大流行(2020年),上侧风险明显激增,甚至超过了实际债务增加,突出了条件因素对债务分布上尾部分的非对称影响。债务风险在不同国家和国家收入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发达经济体,2024年三年期债务风险估计为GDP的131.1%,已从疫情峰值回落。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相应数字约为GDP的96%,相对于疫情时期有所上升。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债务风险的差异归因于发达经济体初始债务水平较高,以及债务风险的初始来源不同:在发达经济体,这些来源包括主要赤字和金融状况,而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它们包括主要赤字和不确定性。本文提出了三个扩展。首先,我们评估了债务风险在预测财政危机方面的作用,发现债务风险指标作为即将到来的财政压力的领先指标优于其他经济变量。我们首先使用逻辑回归来证明债务风险与财政危机指标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其次,我们使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法评估债务风险作为未来财政危机相关变量的稳健性,表明债务风险应该始终包含在预测财政危机的“真实”模型中。最后,我们采用随机森林模型来预测财政危机,发现债务风险在所有预测变量中具有最高的变量重要性,表明它可以用作财政危机的预警工具。作为第二个扩展,我们将样本扩展到为大约175个经济体提供债务风险指标,其中大部分额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我们使用仅针对一个国家可用的调节因素来估计分位数,同时仍然保留面板数据结构。与基线分位数回归的结果一致,经济变量(具有最广泛的覆盖范围)对未来分布的上尾部分产生长期和显著的影响。此外,上侧和下侧债务风险也表现出与基线规范相似的对称性。该扩展通过为世界上几乎每个经济体量化债务前景的上侧风险,增加了价值,超越了文献中以前的“有风险”练习。第三,我们评估了各种金融、经济和政治因素与未来债务之间的关系中的潜在非线性。具体来说,我们确定了影响债务风险的两个主要跨国异质性来源:初始债务水平和收入状况(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结果表明,初始债务放大了经济因素对债务风险的影响,而主权债券利差和不确定性往往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产生更大、更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