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央行宣布“阶段性将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的存款准备金调整至0%”,标志着准备金率改革已经正式开始。在结构性流动性短缺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下,商业银行扩表就会增加缴准需求,准备金率调降是大势所趋、而且逐渐接近5%的隐性下限,因此央行将准备金改革提上日程。
对于债市,准备金率改革是利好,意味着宽货币空间延申,而且伴随准备金率进一步走低、微观缩表与财政扩表并存,中长期内货币投放的重心可能逐渐向买卖国债与货币化转移,只是短期内“适度”、“择机”的基调尚在,因此我们认为债市利率总体保持震荡下行的趋势。
准备金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持银行流动性以应对日常票据及存款结算的需要,后面逐渐成为一种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调控流动性引导货币与信用投放、实现总量调控目标。2013年后我国外汇占款规模逐渐减少,而金融机构各项存款规模同比增长率同比常年在8%以上,导致法定存款准备金需求上升,所以央行同时配合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确保银行有足够资金支持经济增长。
5%的法准率下限并不存在理论基础,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5%并非不可突破之下限。降低法准的必要前提是寻找替代指标管控流动性风险。从防范长期流动性风险角度,巴塞尔协议要求的资本充足率是一个通用的关键指标。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接近2012年欧洲实行1%法准后的水平。
美国准备金制度设置的较为复杂,不同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存款的准备金率差异较大,我们使用美国法定准备金占全部商业银行存款的比例作为美国平均法定准备金率的近似替代,可以看出,美国的存款准备金率自1975年起一直处于震荡下行趋势,2009年后有所回升,2020年3月开始实行零准备金政策。
日本的QE实践主要分为两个时期:第一阶段为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当时的背景是日本面临严重的通缩,企业破产率高企,银行资产负债表质量收到严重的威胁。第二阶段为2010年10月后为应对次贷危机的QE,第二次QE可以安倍晋三就任总理(2012年12月)为分水岭,安倍晋三进一步提升了量化宽松的力度(QQE)。过度充裕的超额准备金是QE的副产物,两个阶段日本银行大量从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国债,显著提升了超额准备金规模。
我国准备金制度整体的改革思路应当是删繁就简。但短期内,需要进行阶段性、结构性的改革和调整,分步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建立存款免缴额度,允许部分库存现金计入准备金;在简明化存款准备金率方面,可以提高操作透明度并改进准备金考核方式。我国准备金制度最终落脚点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逐步弱化法定准备金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的作用(但未必放弃),只是目前转型的条件还未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