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数字化转型存在马太效应吗？——基于银行功能的经验阐释

2一、问题提出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势不可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部署，“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已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行动纲领。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列为重点工作任务。在金融领域，新兴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业务结合，为服务实体经济创造了更多元、更包容、更有效的方式。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于2019年和2022年两次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要求金融机构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此外，《“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出台，为新发展阶段加快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指明方向。从既有文献看，围绕金融科技影响商业银行功能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大多数基于外部数字化视角，从外部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等方面探讨金融科技发展对传统银行风险承担（邱晗等，2018）、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盛天翔和范从来，2020）、流动性创造（宋科等，2023a）等的影响。只有部分研究关注商业银行自身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分析数字化转型与银行风险（郭晔等，2022；蒋海等，2023）、经营绩效（谢绚丽和王诗卉，2022）、劳动力需求（余明桂等，2022）、流动性囤积（项后军和高鹏飞，2023）等之间的关联。鲜有文献从商业银行内部数字化转型的功能视角充分探讨对数字化赋能商业银行的理论逻辑、实践路径以及结构性差异。事实上，由于不同规模银行基于自身资源禀赋、技术实力、组织架构等因素上呈现异质性，数字赋能的经济效应可能存在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一方面，大型商业银行凭借自身规模优势走在数字化转型前列，具有更充裕的流动性（宋科等，2023a）和更低的违约率（王曦和金钊，2021）。另一方面，中小银行在技术、资金等方面处于劣势，面对大型银行的业务下沉和激烈的同业竞争压力，经营管理面临挑战，数字化转型进程缓慢。部分中小银行的金融科技投入仅占营业收入的1%，少数村镇银行甚至无法实现简单的业务线上化功能1进的背景下，不同规模银行之间的差距可能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扩大，进而在流动性创造和风险1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2）》指出，由于中小银行在技术、资金等方面比较优势不足，面对激烈的同业竞争，经营管理模式面临挑战。 。在数字化转型加速推 3转换等核心功能（BhattacharyaandThakor，1993）方面呈现“马太效应”。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中提到，金融科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容忽视。如何认识和应对大小金融机构间数字化发展的“马太效应”问题是未来一段时期深化金融与科技融合，推动金融业数字化发展亟需攻关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文基于银行流动性创造和风险承担的功能视角，使用2014—2020年中国商业银行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数字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可能存在的“马太效应”，并进一步考察金融科技发展等外部数字化对银行内部数字化赋能作用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使用基于手动整理、文本挖掘等方式收集的海量微观数据，构建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DigitalTransformationIndexofBanksinChina，DTIB）。该指数的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可持续性和可比性等特征，能够准确、客观、真实地反映银行数字化转型内涵和规律（宋科等，2023b）。目前，除谢绚丽和王诗卉（2022）等极少数研究采用多维指标进行数字化转型指数构建外，大多数研究借助银行对外合作数量、金融科技关键词词频等单一指标衡量银行数字化转型（郭晔等，2022；蒋海等，2023），所得结论无法全面反映银行在战略、组织、技术、产品等方面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相较而言，综合指数法能够容纳多方面数字化信息。本文在北京大学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简称北大指数）的基础上补充和细化转型评价体系的子维度；选取更丰富且具代表性的二级指标综合评价各子维度转型情况；权重确定方面，本文做法与北大指数各有侧重，北大指数更侧重管理层面的变革，本文更关注数字技术在转型中的基础性作用。②重点对数字化转型赋能银行功能的异质性予以充分探讨，验证了基于银行功能视角的数字化转型“马太效应”，这不仅丰富了有关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文献，更有助于强化对不同规模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的规律性认识，为科学指导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③将外部和内部数字化对传统银行功能的影响纳入统一研究框架，实证分析了银行外部数字化与内部数字化之间的关系，即外部数字化对银行内部数字化赋能的“技术溢出效应”。 4二、理论分析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利用新型技术改变价值创造过程以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着力推动数字化转型（Vial，2019）。就商业银行而言，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摆脱对传统实体线下机构或者金融产品的依赖，而是将数字化渠道内嵌入各类业务场景中，向客户提供即时、无障碍和情境式的金融服务（King，2018），客户可以随时随地获得银行服务，个性化需求得到极大满足。伴随着信息经济向互联网经济、再向数字经济的转型，中国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不同阶段划分主要基于银行金融交易的渠道和媒介（李茂林等，2024）。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自动柜员机（ATM）服务阶段，银行经营以实体网点为基础，ATM自助设施高度依赖实体网点，对客户的服务并没有完全突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是银行数字化转型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电话银行与网上银行服务阶段。电话银行与网上银行的出现突破了银行金融服务的时空限制，满足了客户金融服务需求，提升了银行经营效率，但其发展也受潜在的安全风险和客户信赖危机制约。第三阶段是2010年以来的移动数字银行服务阶段，即数字化服务阶段。手机银行的出现使个性化服务高度发展，金融与科技更加深入融合，银行服务更加系统化与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应用极大地提升了银行服务的可得性。事实上，银行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系统性工程，而既有研究往往关注其中一个或几个侧面，涵盖的数字化信息相对有限。为从战略管理、组织架构、客户服务、产品创新、技术开发等方面全方位了解银行数字化转型进展，本文基于手动收集、文本挖掘等获取的海量微观数据，构建涵盖数字化战略、数字化组织、数字化客户、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技术等5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以及诸多具体指标的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1总体来看，2014年以来，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呈上升趋势，表明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进程不断加速，取得显著成效。分阶段看，2014—2015年，各类银行都处于数字化转型的探索阶段，商业银行根据国家顶层设计进行数字化转型，其战略调整、组织架构、客户管理、产品供给和技术开发都处于起步阶段，数字化转型发展进程相对缓慢。2015年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1具体指标体系和指数构建方式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一）典型事实 以衡量银行数字化转型水平。 5速度加快，这主要得益于政策的推进以及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引发的竞争效应。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计划，要求金融业推动科技创新；2016年，国务院出台《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鼓励金融机构打造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分大小银行1看，虽然两类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整体上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存在明显分层。中小银行受资金和技术实力限制，在探寻数字化转型路径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均值一直低于大型商业银行。这与《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中“大小金融机构间数字化发展‘马太效应’尚待消除”的判断一致。分维度看，数字化战略指数和数字化组织指数增长较为显著。这表明，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初期更重视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制定，着力发展金融科技子公司和直销银行，引进数字化人才进行人才结构调整。数字化客户、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技术指数的发展相对滞后，表明相较于战略提出和组织人事调整，商业银行在数字化客户获取与维护，数字化产品的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设计与实践，数字化技术革新与应用等“硬”行为层面仍存在一定短板，“木桶效应”可能使得商业银行面临数字化转型战略与自身经营发展需要、技术实力等不相匹配的战略风险。2（二）文献综述随着各类型商业银行普遍开始主动寻求数字赋能，银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经济效应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既有研究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扩大金融服务包容性，提高银行自身盈利性和成长性（李建军和姜世超，2021）；加强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缓解银企间信息不对称，挖掘更多优质客户（Bergetal，2020），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Zhaoetal.，2022）；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李真等，2023）；通过提升银行信息甄别能力缓解企业短债长用水平（李逸飞等，2022）。银行数字化转型也可能通过金融科技创新实现垄断，降低消费者福利（Calvanoetal.,2020）。在银行风险方面，金洪飞等（2020）、郭晔等（2022）、蒋海等（2023）分别基于金融科技相关新闻的关键词挖掘、商业银行与第三方科技公司开展战略合作的数量、上市银行年报中与数字技术及应用有关的关键词词频衡量银行数字化转型水平，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通过提高银行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经营效率、提升风险管理效率等降低银行风险1本文基于银行资产规模中位数，将样本内银行划分为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其中资产规模高于中位数的定义为大型银行，低于中位数的定义为中小银行。2具体相关趋势图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6水平。在数字化转型与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关联方面，李学峰和杨盼盼（2021）以百度金融科技相关新闻的数量衡量银行个体层面金融科技布局情况，指出银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流动性创造效率，增强银行为实体经济输入流动性的能力。Heetal.（2022）发现商业银行应用金融科技，有助于提高生产、传递软信息和处理硬信息能力，提高客户满意度和保留率，吸引大量低成本存款，创造更多流动性。谢绚丽和王诗卉（2022）构建基于战略、业务和管理三个维度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综合指数，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银行绩效、抵御新技术冲击并促进渠道转型。基于该指数，项后军和高鹏飞（2023）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银行流动性囤积水平。考虑到大小银行的异质性，部分研究进一步基于银行规模异质性，探讨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一方面，中国银行金融科技发展主要集中在大型银行，金融科技的应用与数字化转型可能会加剧银行业的“马太效应”。相较于中小银行，大型银行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流动性创造效率（李学峰和杨盼盼，2021）；在拓展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的同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并对中小银行产出挤出效应（金洪飞等，2020）。郭晔等（2022）研究发现，相较于地方性银行，全国性银行布局金融科技，可以降低信贷风险水平。另一方面，中小银行发展金融科技来进一步改善信贷风险的潜在空间相对较大，可以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因此，数字化转型对中小银行风险承担和流动性囤积的抑制作用更强（蒋海等，2023；项后军和高鹏飞，2023）。（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重塑商业银行业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促进银行更好发挥流动性创造和风险承担等核心功能。一方面，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将通过有效促进负债端和资产端的业务模式调整，影响自身流动性创造能力。从负债端看，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渠道多元化助力银行增强业务可触达性，如工农中建交等多家银行探索在远程银行中心为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