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增长实践的创新经济学分析

张平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发表时间：2024年11月25日 摘要：1978—2023年中国经历了45年持续无衰退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奇迹。很多研究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大量讨论了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有为政府和宏观稳健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文章则集中探索创新的贡献。文章通过理论和 中国实 践归纳创新的测量方法、激励机制的经济逻辑，探索中国经济增长与创新激励相容机制的特征。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理 解中国 经济增长的创新性因素，为未来创新方向及政策选择提供参考。 经济理论中的增长与创新并不是表面意义完全相关相容的两个概念。现实中可能存在有增长无创新、高增长伤害创新，甚至过度投资在促进增长的同时会忽略创新导致创新不足的现象。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东亚模式就被指责为有增长无创新。同样，过快的创新也会导致经济增长产生波动。熊彼特最早提出，破坏式创新(或称颠覆式创新)导致产业更迭过快，使被淘汰行业出现价值贬损，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宏观经 济中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也探索了创新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现实中美国互联网泡沫引发的危机、欧洲绿色转型中的能源价格波动和黄马甲运动等，都是增长与创新不相容的实证。在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活动被简单抽象为生产函数，二者似乎就是线性的因果关系，如果增长与创新保持均衡，创新就被定义为要素分配后的“余值”,是对无成本获得的效率的核算，无法体现创新主体、市场风险、产业组织、需求引致、激励机制和政府规制等的影响。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人们越来越需要打开创新活动的“黑匣子”,理解创新与增长的真实耦合机制。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无衰退波动增长的典型化经验，说明了在持续扩张中增长和创新存在高度相容的机制，并表现出平稳性。本文希望从理论和实践角度，总结中国经济增长与创新的相容机制及其规律性特征和边界条件，为未来中国创新方向和政策选择提供更多的参考。 一、经济增长中的创新：理论、定义与测度 熊彼特开创了分析创新、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全新理论框架，构造了创新经济学。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生产手段的新组合定义为创新，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即企业家通过管理职能推动要素形成新组合来开展创新活动。熊彼特同时探索了要素新组合导致的破坏式创新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认为创新的经济逻辑比科学逻辑更重要，市场激励是创 新的关键。(1)经济增长研究者们普遍接受创新这一概念后，不断将其纳入经济增长框架，形成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并基于技术进步变化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解释，构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尽管经济增长理论推崇创新，但对创新的定义和测量仅仅是为了索罗余值——全要素生产率，即扣除要素成本后无成本效率提升的测量，这一余值也被定义为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理论基于生产函数将熊彼特的企业家主体性、要素新组合、破坏式创新对存量资本的调整抽象化，没有考虑激励机制。有关创新的“黑匣子”已经超越一般经济增长理论的定义、测度、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因此随着当代创新活动的日益活跃，有必要重新讨论创新。 （一）创新的理论逻辑和定义 《创新经济学手册》开篇即认为，我们在定义创新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其区别于传统的技术变革。“创新”一词不仅包括技术变革，也包括不能归类于技术变革的其他经济层面变革。技术变革会让人联想到硬件和流水线，而不会联想到计算机、互联网、社交网络等数字世界的软件，更不会让人联想起因上述领域创新而重组的业务。数字化、数据要素和人工智能(AI)再次引领创新革命，证明了创新不仅是工业领域自动化之类的工业活动，更涉及包含研发、知识生产与消费在内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经济增长理论把罗默用创意想法(idea)代表创新这一观点，拓展到知识生产过程，加入了更多 的非竞争性要素，在数据到增长的模型中得出了规模递增特性。未来人与AI合作构造新的生产流程，创新会被逐步纳入人的全维度活动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发明是新产品或新工艺的首次出现，可以产生在大学、公司、政府、科研机构。创新不同于科学发明，它是在获取利润的驱动下，将发明转化为经济实践的组织活动。创新本质上发生在公司或其他类型的组织形态中，它们将多种类型的知识、能力、技能、资金与市场结合，形成新组合，由负责新组合的企业家(或组织负责人)作为主体来组织和配置要素，并有获取利润(或其他目标)的动机。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精神就是要素的新组合；在市场预期利润大幅度超过现有盈利时才会激发颠覆式创新，因此创新是不确定的，会贬损原有机器设备和产品的价值，甚至使原有生产线报废。企业创新活动往往与产业组织结构(产业集中度、开办企业便利度等)、法律环境(专利保护、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增长、资本市场体系等相关联。并不是有发明就有创新。有时候，二者紧密联系，但大多情况下，二者之间存在时间滞后性。一项科学发明往往几十年甚至在更长时间内无人问津都是常见的，直到有市场需求和足够激励时，发明才会向创新转化。从发明到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把发明转变为创新活动是一个明确的经济行为，而非科学行为，这一过程增加了企业利润和人类的福利。 科学技术发明有很多独特的非线性特征，但创新一般被视为线性的，并呈现渐进式特征。从发明到新产品投放、用户体验反馈与互动、技术改进、效率提升，是市场和企业互动的领域，脱离了发明规范。创新是否成功是高度不确定的，因此创新是高风险的企业活动。多元化的主体参与是创新的根本，在互联网和AI快速发展后，网络式和大范围分工合作形成了新的创新网络，降低了创新失败的可能性，分散了创新风险。 索罗增长模型对创新的设定是外生的，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于增长模型中，即企业内部通过研发、提高人力资本等方式促进技术进步。对此，学者们提出了创新的两大类型：一是横向创新，即不断增加产品品类以获得创新收益；二是纵向创新，即取得质量台阶性的进步，使大批类似但质量低的产品被高质量产品替代，相应公司倒闭，如彩色电视机替代黑白电视机、智能手机替代仅有通信功能的手机、互联网零售替代实体店等。这种变革不仅导致原有产品或经营方式被直接淘汰，而且推动了全行业设备的更新。这类创新又叫颠覆式创新，即对原有技术和质量的颠覆，直接贬损原有设备的存量价值(被熊彼特称为“破坏式创新”)。熊彼特认为，破坏式创新对增长、产业更迭和经济周期波动有深远的影响。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在简化增长与创新的关系，在横向创新模型中增加了公共教育、创意、数据等非竞争性要素，得出了规模递增、技术扩散和持续回报等新的增长规范。这一理论认为，技 术扩散的激励使新创企业不断涌现，横向创新主导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和企业的回报最持续稳定；只有横向创新耗尽现有利润或新企业弯道超车时，企业才会开展纵向创新，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和更多的市场机会，实现产业更迭。因此，很多颠覆式创新会推动经济加速发展，也会直接贬损原有资产价值，具有增加新价值和破坏原有价值的双重作用，是非均衡的增长。 创新是如何发生的?在传统经济学里，不论是横向创新还是纵向创新都被简单地归结为新进企业带来的冲击，其中“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自动起导引作用。但大量的实证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存在在位企业和产业组织的情况下，创新的主体由遵循“看不见的手”的一般性市场竞争规律转向从事“看得见的手”一类的管理活动，具体活动则涉及研发、人才雇佣、市场博弈和风险管理等。“看得见的手”的管理活动推动创新的过程与内生增长理论提出的技术内生异曲同工。大小企业均衡发展是最好的制度模式，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创新来自中小初创企业对技术市场的冲击，而更多的创新来自大企业的研发。(4)如果创新的主体都是大企业，则大企业会靠非竞争手段保护原有创新获得的利益，降低研发的积极性，最终导致垄断。只有中小初创企业不断参与竞争，才会推动创新，促进大企业不断研发以保持技术创新优势。破坏式创新经济学增长模型也依据现实情况，将产业组织纳入模型，认为创新涉及先发的在位企业、跟随企业、挑战企业、新进企业等主体，破坏式 创新提高了更多主体的产业地位。把收购和兼并纳入创新分析框架的研究认为，很多企业摒弃了“非我发明”的固有思维，通过收购来获取外部知识，实现创新，形成了现代创新的新方式。外部知识和内部创新都是非常重要的，保持创新的多元性、开放性是现代创新的重要特性。 横向创新最大的好处是风险低，靠引进技术(或技术扩散)来增加品类或拓展市场，以获得规模效率或市场竞争优势，技术垄断收益很低，主要获得规模-效率收益，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规模递增和提高跟随者的收益更有价值。纵向创新风险高，会得到较多的技术垄断收益(不仅是企业额外收益的激励，而且要弥补因创新引发的固定资产存量折损),促进企业和行业的技术设备更迭，加速设备折旧，使资产存量发生变动。纵向创新的正外部性效果更多，如新进企业快速发展、改变需求结构、推动供需发展。通常人们更关注纵向创新带来的收益，但这种收益是有风险折让的。 纵向创新涉及创新增长理论中的在位企业、新进企业，更现实地解释了创新推动增长的逻辑。横向创新讨论了创新-模仿等概念，将非竞争性要素加入规模-收益的模型中。可见，不论上述哪种增长模型均是总量模型，都无法把创新的全部核心要素纳入其中，原因可能在于：(1)无主体创新。企业家在增长模型中被抽象掉，而企业家的异质性是要素新组合的关键，同质化不可能产生颠覆式创新。(2)创新被设定为无风险的。生产函 数中体现了创新的一般线性特征，似乎只要有研发投入就会有技术进步，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大量企业面临的困境是不进行研发将无法跟上市场和行业步伐，但由于风险的存在，大规模投入研发也可能更快地被淘汰。(3)没有体现创新的存量调整。颠覆式创新会导致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这些存量调整都无法被纳入生产函数中，如果发生企业并购更是打破了生产函数的企业边界。(4)无激励。在生产函数中，创新只用于测量效率的提高程度，这一结果更多体现了横向创新活动，无法体现纵向创新和相关的风险补偿，更无法体现激励机制。(5)企业组织形态无变化。创新最重要的要求是不断增加要素新组合以改变生产形态，而生产函数只能是传统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增长理论研究者们试图调和理论规范性与现实预测性的矛盾，但尚未有所突破。主要原因是增长理论陷于新古典均衡分析的严格静态框架中，易于加总和最优化，规范性强，但无法为经济变化和变化的原因提供好的解释，对现实的预测性较差。瓦尔拉斯认为，经济理论只能检验一个“平稳过程”。熊彼特批判资本主义的特征时，以企业家作为打破平衡、进行创新的理论锚点，认为不是保持平衡而是偏离平衡或者说不平衡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私人占有下生产的无 限扩张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内生的动态不平衡，进而产生周期性危机。 我们现梳理一下增长与创新的事实和思想脉络。按照经济学原理，市场竞争即“看不见的手”可以激励创新，促进经济繁荣。这与现实的发展并不完全相同。管理革命出现后，“看得见的手”推动了规模、效率的提升和有组织的创新，使创新问题的讨论更加多元化。大企业往往主导创新，新进企业很难开展持续创新。经济学介入后发国家的产业政策后，引入政府角色来探索经济发展与创新问题，如早期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讨论的国家干预产业政策、拉美国家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等系列产业政策。除了通过产业政策进行直接干预，政府还积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以提高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社会基础设施，力图通过教育来推动科技创新。从历史的经验看，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和管理的“看得见的手”都是企业家创新的基石，即产权、竞争与组织成为创新的三大支柱。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战略服务于创新，只有增长战略与创新机制相融才能使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因为增长与创新并非简单一致，增长模式与创新激励不相容导致失败的案例有很多。如拉美国家的产业带来科技的政策与发展模式配合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