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约束下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及其路径

碳达峰约束下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及其路径 王慧1，2，3，孙慧1，2，肖涵月1，2，辛龙1，2 （1.新疆大学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2.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3.新疆大学地理学博士后流动站，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摘要2030年高质量碳达峰是如期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根本基础。该研究以中国28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样本截取时间为2006—2019年。以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为刚性约束，提出“共生-共治-共享”的分析逻辑，聚焦碳排放与大气污染共生排放特征，在碳达峰年度目标量化分解、碳排放与大气污染双重损益偏离识别的基础上，考察了碳达峰目标对碳排放损益偏离、大气污染损益偏离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共治效应及共享路径。研究发现：①碳达峰目标发挥了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能够促进城市发展由损益偏离-损益均衡-精益降损的方向优化，发挥推动城市“劣者趋良、良者趋优、优者更优”的作用。②碳达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呈明显的异质性选择效应，在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环保重点城市、先发城市中能够发挥更高作用与更强影响。③碳达峰目标发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共享路径在于双视角下“调内”“匹外”式源头治理-过程控制-末端阻断的全流程发力与外部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匹配。需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中紧抓“降碳”，优化设计多措并举、全程发力的多重共享路径，增强碳达峰减污降碳增效的多赢共治效果。具体包括：①强化源头治理，在源头上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调整产业结构，节能降耗。②严控过程管理，破解环境规制级差引致的污染转移现象及损益偏离后果，推动绿色交通体系建设，多轮驱动。③突出末端阻断，采取全过程治理、监控、减排措施，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减碳增汇。④动态调整实现内外匹配，环境政策要因时施策、因境而异、因地制宜，做到因事适时调整、因效精准调控。 关键词碳达峰；碳排放；大气污染；损益偏离；协同增效 中图分类号X321；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22）11-0096-13DOI：10.12062/cpre.20220909 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相同的根源性、驱动力与过程流［1-2］，二氧化碳作为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在排放的同时伴生了SO2、PM2.5、烟（粉）尘等共生大气污染物，高排放区域的趋同性不仅造成碳排放损益偏离现象，同样会引发污染排放的“损益偏离”［3-4］。因工业产值“东迁”而工业污染“西移”的反向迁移加速了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加重了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污染留存程度［5］，形成了明显的大气污染损益偏离现象。发达地区借助资本、人才、技术优势，生产高附加值、低污染密集型产品，占据价值链高端地位，形成了“高经济收益、低生态损害、低减排责任”的“名利多收”局面；反观欠发达地区，多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地位，承接了发达地区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提供低附加值、高碳高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同时承受了低收益、高污染的负担［4，6］。区际碳排放、大气污染损害与经济收益 偏离的“环境不公平”现象依旧严峻。为了保证中国全面绿色转型面临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取得根本扭转，“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被提出并持续推进，以“降碳”为核心抓手，实现2030年高质量碳达峰是破解大气污染治理“深水区”困境、推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此，该研究以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为刚性约束，在碳达峰年度目标量化、碳排放与大气污染双重损益偏离识别的基础上，基于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的共生特征，从损益偏离视角重点分析碳达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共治效应与共享路径。 1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1.1碳达峰的降碳效应 为推动碳排放尽快达峰并降低峰值，中国实施积极 碳城市建设作为新兴城镇化范畴下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会带动相关环境规制配套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因地制宜探索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与大气污染防控计划，促进清洁生产技术推广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实现对碳排放与大气污染源头监控与治理，从而有效改善空气质量，降低雾霾污染，发挥协同减污作用［24］。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加速推进碳达峰行动。已有研究均证实了以低碳化、零碳化为目标的一系列碳达峰行动举措发挥了显著的碳减排效应［7-8］。随着碳市场的有序开展与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稳定运行对碳达峰进程呈加速推进作用，导致碳达峰时间表提前1～2年，峰值降低2.71～3.00Gt［9］。碳排放权交易利用市场机制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在微观层面上，能够形成碳交易价格预期，发挥价格信号作用，促使企业形成“低果先摘”现象，引导积极开发节能减碳技术，增加环保技术投资强度与推广力度［10］，增强绿色创新能力［11］，从而降低企业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总量［12］。在宏观层面上，碳排放权交易运作遵循总量管制与交易原则，通过对各地区二氧化碳排放设置上限值并颁发许可证［13］，使碳排放许可证成为相对稀缺资源，提高了化石能源使用成本，降低了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非化石能源发展与利用进一步推广，碳排放权交易显著增加了水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 的 使 用 量［14］；而 且 作 为 兼 具 减 排 成 本 优 势 的 市 场 机制，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提高低碳能源投资，促进低碳技术创新［15］，抑制试点地区碳排放水平［16］，推动绿色低碳经济转型［17］。 1.3碳达峰的经济效应 碳达峰行动举措旨在强化降碳刚性要求的同时，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已有研究肯定了以“双碳”目标实现为核心的碳排放权交易计划能够发挥“一箭双雕”的降碳与增效作用。碳排放权交易能够降低地区高碳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水平，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地区绿色发展能力增强与区域碳排放公平性凸显的双重红利［25］。作为市场型碳规制政策，碳排放权交易强化了对高碳企业的监管力度，能够改善劳动力需求，增加就业机会，发挥就业红利［26］，对就业率的拉动效应约为11.5%［27］。作为生态扶贫的重要手段之一，碳交易补偿发挥的生态扶贫效果逐渐显现，显著增加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28］，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前述分析，学者们从不同维度针对碳排放达峰展开讨论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多以碳市场、低碳城市为主题进行间接分析，研究偏重降碳的单一效应，尽管部分学者逐渐关注对于改善空气质量的间接效应，鲜有涉及政策实施举措产生的多重协同效应，尤其是由此引致的碳排放、大气污染与经济发展损益失衡的相关研究。为此，从以下方面进行了补充探索：①为丰富损益偏离的科学内涵与测算工具，识别碳排放与大气污染共生的客观事实，从效率视角上测算了碳排放损益偏离与大气污染损益偏离；②提出“共生-共治-共享”的分析逻辑，探讨碳达峰目标对于二者损益偏离的多赢共治效应，并从内外双视角、多路径探寻共享方式；③为探索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研究新视角，对碳达峰目标约束促进城市发展由损益偏离-损益均衡-精益降损的优化方向进行了实证。 城市是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占世界67%～76%的能源消耗和71%～76%的能源相关碳排放［18］，碳达峰进程直接决定了“双碳”目标的实现与否。低碳城市试点建设、低碳工业园区建设、“零碳”体系试点等是推进城市率先达峰的重要举措。大部分研究肯定了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有效性，即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促进城市低碳化发展［19］，优化调整高碳产业结构，调动各类生产要素协同配置，促进低碳产业集群集聚，发挥低碳技术创新溢出效应，显著降低本地及邻地的碳排放强度，从而有效缩短城市达峰时间、削减峰值。 1.2碳达峰的减污效应 碳达峰目标在发挥碳减排效应的同时，也会对同根、同源、同过程伴生的大气污染物治理起到协同减污作用。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导向的碳减排政策对改善空气质量的协同效益已在全球和区域尺度的文献中得到了广泛量化［20］。Wu等［21］证实了在当前政策、碳达峰、强化碳达峰三种情景下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均会显著降低PM2.5、PM10、SO2、NOx、VOCs、CO、氨等7类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且对于PM2.5、PM10、SO2会发挥更大的减污效应。在2030年碳达峰的条件下，碳排放权交易计划能够发挥显著的空气质量改善协同效应，导致省级PM2.5浓度下滑4%～20%［22］。在减少化石能源消耗、改进污染减排技术的同时，碳排放权交易也实现了SO2减排的共同效益，进而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显著提升空气质量［23］。同时，低 2变量处理与模型设定 2.1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以中国28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样本截取时间为2006—2019年。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未包括呼伦贝尔市、亳州市、襄阳市、三沙市、儋州市、毕节市、铜仁市、普洱市、拉萨市、海东市、吐鲁番市、哈密市，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城市。碳排放损益偏离、大气污染损益偏离是该研究的被解释变量，碳达峰目标是核心解释变量。参考钱浩祺等［29］、向仙虹等［5］的研究，人口密度、经 济发展、财政分权、科技支出、金融发展、教育程度、对外开放、工资水平等因素均会对碳排放及大气污染损益偏离产生影响，故作为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碳排放数据库（CEADS）、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CIESI）、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部分缺失及异常数据采用插值法或平均趋势法填补。 (β*E，β*Y，β*C，β*A)T，基于最优解分别计算碳排放损益偏离与大气污染损益偏离，分别表示如下： 考虑到损益偏离的负向内涵与改进方向的一致性，碳排放损益偏离（CPLD）与大气污染损益偏离（APLD）的计算方程如下： 2.1.1损益偏离测算 孙慧等［4］于2016年首次提出“损益偏离”概念，聚焦资源型产业，用碳排放表征生态损害、GDP表征经济收益，揭示了资源型产业存在“经济收益在外，生态损害留存”的“损益偏离”现象。对“损益偏离”内涵进行剖析分解，发现损益偏离包括经济收益偏离与生态损害偏离两个部分，经济收益与生态损害的偏离均是现实值与最优目标值的差值，即改进值对最优目标值的偏离程度，只有当经济收益、生态损害现实值均落在生产技术的前沿面上时，才能实现损益均衡状态；而在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生态损害最小化的“精益降损”局面是最理想的发展目标。 CPLD>0或者APLD>0，说明经济收益高于碳排放损害，或者经济收益高于大气污染损害，反之则说明碳排放损害或大气污染损害高于经济收益，越接近0说明经济收益与碳排放损害或大气污染损害之间越趋于均衡状态。需要说明的是，城市i在t年生产的目标是实现由损益偏离-损益均衡-精益降损的持续蜕变。 为了有效协调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大气污染间的矛盾，尽可能降低能源损耗的同时增加期望产出、降低非期望产出，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NDDF）测算损益偏离［30］。投入要素包括劳动（L）、资本（K）、能源（E），产出要素包括期望产出（Y）与非期望产出（U），非期望产出的衡量指标分别是碳排放（C）、大气污染（A），投入产出变量的测度方法详见表1。为了增加各城市不同年份损益偏离的可比性，基准模型设定为全局生产技术，采用研究区间内的所有样本点构建生产前沿面。关于权重向量ω的选择，综合参考李江龙等［31］、金刚等［32］的研究，结合研究特点，将权重向量确定为ω=(0，0，13，13，16，16)T。 2006—2019年，碳排放损益偏离程度整体呈下滑趋势，受益区空间范围逐渐向东北地区外延，受损区空间分布的发散性进一步加强，在北部地区呈衰减态势，体现出碳排放公平性呈逐渐显现趋势。大气污染损益偏离也呈向好态势转变，受益区集聚范围进一步延伸，由零星面状向中心带状逐渐演进，北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2+26”城市损益偏离程度明显改善；受损区呈西南向东北缩减态势，由局域面状向零星点状不断发散。综合来看，大气污染损益偏离程度要高于碳排放损益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