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的发展—安全联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WEP) 本期执笔 蔡皓宇邢玙璠张尊月孟思宇 专题序言 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头等大事。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是应对百年变局的必然选择。本期《全球治理学科动态》以“全球治理中的发展—安全联动”为主题,探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计划对人类安全的影响,揭示了国际援助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减少政治暴力的机制,分析了乍得湖流域应对恐怖主义的安全、发展与治理联动模式,考察了安全力量如何通过参与经济发展塑造国家治理。这些近期文献深化了对发展与安全相互作用、协同治理的理解,为更加平衡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支持,也为提升全球治理有效性贡献有益启示。 本期目录 1.Bernhard Reinsberg,Daniel O Shaw, andLouis Bujnoch, “Revisiting the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Human Security and the Effects of IMF AdjustmentProgrammes,”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41, No. 1, 2024.2.Yunhee Choi,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on the Aid-Conflict Nexus: AnEmpirical Analysis in Asia, 1980-2010,”Asia Survey, Vol. 64, No. 4, 2024.3.Norman Sempijja, Paula Mora Brito, and Zineb Moutaoakil, “Countering theIslamic State in the Lake Chad Basin: ACase for a Security-Development-GovernanceNexus?”Cogent Social Sciences, Vol. 9, No. 1, 2023.4.Vinicius Mariano de Carvalho and Raphael C. Lima, “Shaping the Security-DevelopmentNexus in Brazil:TheMilitary as aModernising andNation-BuildingActor?”Conflict, Security & Development, Vol. 23, No. 2, 2023. 本期审校 陈兆源、杨嘉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团队成果发布Glob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Bernhard Reinsberg, Daniel O Shaw, and LouisBujnoch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 41, No. 1, 2024. “Revisiting the 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 《安全—发展联动再探:人类安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计划的影响》 本文探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调整计划对人类安全的影响,重点聚焦于经济调整与社会安全之间的关联。传统上,IMF的调整计划着重于经济稳定和债务重组,往往通过压缩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来实现财政目标。但其实施过程中往往忽视了人类安全的社会和经济维度。人类安全不仅涵盖免于暴力和冲突的“免于恐惧的自由”,还包括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因此,本文旨在探索IMF的调整计划如何在不同国家和群体中影响这些维度,并进一步讨论如何有效地衡量这种影响。本文的目的在于:一是构建一个新的人类安全指数(Human Security Index,HSI),以弥补现有测量在时间跨度和国别覆盖面上的不足。二是展示HSI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作者系统地梳理了人类安全概念的相关文献,基于已有文献,从“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两个维度选取了11个相关指标构建跨时跨国的人类安全指数。考虑到人类安全指数难以直接观测,同时单个指标无法完全捕捉该概念,作者选择潜变量分析法构建涵盖216个国家,自1980年到2020年的人类安全指数。结果表明,所选取的11个指标能够归结为一个共同的潜变量,这个潜变量解释了 88.4%的方差,所有指标的因子载荷方向也与理论预期一致。 总体来看,各国的人类安全水平在过去几十年间呈上升趋势,这与全球生活水平改善的事实一致。不过,这一趋势在不同收入组别和地区国家间存在差异。作者考察了HSI指数与其他已有测量的相关性,如人类发展指数、脆弱国家指数等,发现HSI与这些指标高度相关,凸显了HSI的效度。HSI的独特优势在于其更长的时间跨度和更广的国家覆盖面。 作为最后贷款人,IMF常常利用其影响力推动受援国进行自由市场化改革,这些政策条件不仅影响国家的整体经济,也影响个人的经济安全。因此,为了展示HSI指数的应用价值,作者以HSI为因变量,考察了IMF贷款项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IMF调整计划往往对人类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些计划通常注重经济稳定和财政紧缩,减少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导致社会最脆弱群体的经济安全感和生活质量受到削弱。特别是在“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层面上,IMF调整计划可能加剧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尤其是那些依赖公共资源的群体。本文主张在评估和设计IMF调整计划时,应当更加全面地纳入人类安全的各个维度,避免仅以传统的经济指标如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等来衡量政策效果。 编译:蔡皓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2 Yunhee ChoiAsia SurveyVol. 64, No. 4, 2024.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on the Aid-Conflict Nexus: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Asia, 1980-2010” 《经济增长对援助—冲突联动的影响:对1980—2010年亚洲的实证分析》 政治暴力和冲突是亚洲长期以来面临的重大挑战。为促进和平、防止暴力,国际社会和发达国家向亚洲提供了包括发展援助在内的多种援助,这些外国援助能否有效减少受援国的暴力?本文基于1980—2010年亚洲受援国家的数据,使用中介调节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国援助、统治联盟规模、经济增长与内战和国内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 外国援助能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减少内战和恐怖主义等政治暴力。经济增长可以增强政府合法性,缓解社会不满,并削弱叛乱者的招募能力,从而实现政治稳定。然而,援助能否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取决于受援国的统治联盟规模。统治联盟规模大,领导人倾向于将援助用于公共物品供给,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减少政治暴力;统治联盟规模小,援助多被用于私人利益,经济增长效果较弱,难以显著减少政治暴力。据此,本文提出假设:外国援助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间接减少政治暴力,且在大规模统治联盟国家中效果更显著。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本文采用两阶段中介调节模型。 第一阶段为经济增长方程,衡量外国援助(ODA)和统治联盟规模(WC)对经济增长(Growth)的影响: 第二阶段为政治暴力方程,分析经济增长(Growth)对内战(CW)和恐怖主义(DT)的影响: 为整合两阶段模型中的中介与调节效应,本文进一步构建以下公式,以分析外国援助(𝑋)对政治暴力(𝑌)的影响是否通过经济增长(𝑀)实现,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受到统治联盟规模(𝑊)的调节: 此外,本文构建了斜率图以进一步解释外国援助通过经济增长间接影响政治暴力的机制。结果显示,不同统治联盟规模下的曲线交叉,说明统治联盟规模显著调节了援助的间接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国援助减少政治暴力的效果高度依赖统治联盟规模。在大规模统治联盟国家,援助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显著减少内战和恐怖主义;而在小规模统治联盟国家,这一机制作用有限。本文的贡献在于,提出了经济增长作为外国援助与政治暴力间的重要中介机制,弥补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援助直接作用的不足,并首次通过中介调节模型量化了统治联盟规模的调节作用。 但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使用的估计方法未能全面捕捉面板数据的时间动态和截面特性,可能影响结论的稳健性;二是研究仅关注经济增长对政治暴力的影响,未考虑其他替代性路径的影响。 编译:邢玙璠(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团队成果发布Glob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Countering the Islamic State in the Lake Chad Basin: A Case for aSecurity-Development-Governance Nexus?” 《在乍得湖流域应对“伊斯兰国”:一项安全—发展—治理联动的案例?》 近来,“伊斯兰国西非省”(The Islamic State in the West African province,ISWAP)逐步在尼日利亚、尼日尔和喀麦隆站稳脚跟的现实,引发了人们对现有反恐措施有效性的质疑。相比“博科圣地”(Boko Haram),ISWAP的策略已经发生调整,其采纳了对民众友好的政策,并将自身塑造为国家的替代者,占据了安全、治理以及经济发展方面的空白。对此,本文提出两个研究问题,一是乍得湖流域针对ISWAP的反恐战略是否有效;二是安全—发展—治理模型联动(Security-development-governance model nexus)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替代方案? 文章使用混合方法进行研究。首先,通过数据分析来检验上述两个问题。数据来源为三个受“伊斯兰国西非省”影响最大的国家(尼日尔、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的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StatesIndex),使用安全机构和群体不满作为安全指标;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作为发展指标;公共服务、人权与法治,以及国家合法性作为治理指标,来衡量反恐战略的有效性。数据范围为2006—2021年,以考察三个国家在ISWAP崛起之前和运行期间在安全、发展和治理三个方面的表现。数据分析显示,ISWAP的崛起对国家合法性构成重大威胁。该组织一直将攻击 重点放在军队和警察身上,同时在其控制区域建立了法律和秩序、提供医疗保健、调节商品价格,并进行征税。ISWAP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参与,进一步加强了其控制力。 在数据分析之外,该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范围内的安全—发展—治理联动和反恐战略。基于现实发展的动态性,社会建构主义在阐释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联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群体不满与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的结合,是探讨安全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基础。反恐与安全、发展和治理之间的联系则基于法治和对人权的尊重。乍得湖流域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和国家存在的缺失加剧了治理赤字,给国家合法性带来挑战,也给ISWAP提供了侵入的机会。经济边缘化问题导致不满情绪的长期存在,使ISWAP对边缘化群体产生了吸引力。因此,通过解决公共服务不佳、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权与法治缺失等相互关联的问题,可以缓解群体不满情绪、增强国家的合法性,进而削弱ISWAP的能力,并减少恐怖主义。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对ISWAP在乍得湖流域地区获得一定影响力的过程进行考察,提出了从安全—发展—治理联动的角度去思考应对ISWAP威胁和恐怖主义的思路。此外,文章指出,与“去激进化”、文化间对话和与恐怖组织对话相关的软性反恐战略,以及“去激进化”后对社会的重新融入,都对重建被撕裂的社会至关重要。 编译:张尊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Vinicius Mariano de Carvalho and Raphael C. LimaConflict, Security & D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