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国际比较研究

一、货币升值压力的理论与国际经验

1. 理论解释：快速经济增长经济体货币持续升值的主要原因是贸易品生产率增长较快，导致贸易品在国际市场上具备更强有力的竞争力，进而增加外汇供给，减少外汇需求，带来货币升值。巴拉撒-萨缪尔森效应解释了相对生产率变化对贸易品/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影响，即贸易品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其贸易品相对价格下降，真实汇率升值。升值压力的另一个要素是官方采取了固定汇率或者是其他非清洁浮动的汇率体制，通过干预市场令自发的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不能影响汇率。内部压力主要体现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和由此带来的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2. 德国经验：德国马克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间经历了货币大幅升值，主要原因是德国货币当局无意恪守固定汇率，更不愿容忍因为干预外汇市场而加剧国内通货膨胀。1960~1990期间，德国马克汇率轨迹和面临的压力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前，德国马克有过数次价值重估，但主要压力和争议焦点集中在如何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德国选择了浮动汇率体制，市场较多地释放了货币升值的内生压力，马克的总体升值/贬值轨迹相对平稳。
3. 日本经验：日元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间也经历了货币大幅升值，与德国相比，日本面临的国内外升值压力更加突出。1960~1990期间，日元汇率轨迹和问题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60年到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日本贸易项目逐渐转为顺差，日元一直保持在360日元/美元的固定汇率，1971年底，日本在史密森协议同意日元升值16.9%；布雷顿森林解体以后，日元汇率进入浮动阶段，日本在1975年以后的浮动汇率体制内，非常频繁地干预汇率，大部分操作是买入美元，减少日元升值幅度，但最终日元以更加突兀的方式完成了其升值过程。

二、应对货币升值压力措施 克服货币升值压力的手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汇率自身的调整释放市场以及外部的政治压力，二是通过内部经济政策，包括低利率政策、财政扩张政策、贸易政策、金融市场管制、对外投资政策等等，目的是减少贸易顺差，减轻货币升值压力。

三、应对货币升值压力措施的效果评价

1. 德国：马克持续十多年的升值并没有阻挡德国对外出口和进口的增长，马克升值对于改善德国贸易条件作用非常显著，通货膨胀水平和波动幅度都还保持在合理水平，德国并没有因为货币升值加剧经济波动，货币升值以及应对货币升值压力对产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服务业增加值/GDP比重持续上升，消费/GDP比率相对稳定。
2. 日本：日元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升值没有阻挡真实出口和进口的稳定持续增长，日元升值对于改善日本贸易条件作用非常显著，日元升值前后的平均通胀水平没有太大差异，实体经济波动幅度也没有太大差异，但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大大提升，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与汇率政策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日本的财政状况恶化与汇率政策也有密切联系，日元升值与日本服务业增加值/ GDP比率的不断提高也保持了一致趋势，日元汇率变动和消费/GDP比率关系也非常模糊。

四、国际经验及其对人民币汇改的启示

1. 国际经验总结：在重大的相对经济实力变化面前，减轻货币升值压力措施难见效，汇率调整在所难免；政府干预难挡升值步伐且代价沉重；货币持续大幅升值显著影响短期内的真实进口和出口，但不会改变真实进口和出口的中长期增长趋势，也不足以根本扭转中长期的贸易顺差格局；货币持续大幅升值显著改善贸易条件和国民福利，社会各界对于货币升值的态度会由刚开始的反对逐渐转向理解和支持；较大的汇率变动对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较大的汇率变动对于产业结构有显著影响，货币升值会加速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货币贬值则延缓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上升。
2. 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启示：鉴于中国相对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恪守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难以为继，中国需尽快转向市场供求主导的浮动汇率体制；切忌为了减轻货币升值压力而采取过于宽松的国内货币政策环境，汇率稳定目标应服从于通胀稳定目标和资产价格相对稳定目标；需采取暂时性措施缓解货币大幅升值对出口部门的暂时性负面影响，需充分认识出口的自我恢复能力；出口、劳动生产率的趋势性决定力量还是制度、技术等一些更加根本的供给方因素，汇率的作用不显著，货币大幅升值对此也不构成显著负面冲击；汇率价格是调节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货币升值有助于推动服务业发展；从中长期看，货币升值能够显著改善贸易条件和国民福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会因此获得越来越多的内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