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应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确保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并实现包容性增长，即广泛分享增长红利。他指出，过去35年的增长伴随着高不平等，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与不平等程度最高的美国相当，因此需要采取积极政策促进成果和机会平等。
斯蒂格利茨强调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认为市场需要得到管理，政府应制定规则和监管，保护劳动者、消费者和环境，并发挥催化增长的作用。他指出，市场本身存在不足，如信息不完善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且市场单靠自身无法实现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同时，私营和公共部门的腐败现象会削弱制度可信度，加剧市场失灵和不平等。
针对中国新常态，斯蒂格利茨认为，虽然不能保持10%左右的快速增长，但应从“数量”增长转变为质量增长，实现经济升级，从出口导向型增长到内需导向型增长，创新将发挥重要作用。他指出，中国仍存在大量投资需求，尤其是在人力资本、技术/研究、城市化、健康和环境领域，政府在这些领域应发挥核心作用。
他还强调，金融部门在实现结构转型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但需警惕其自身利益和议程，避免过度放松管制。他指出，资本市场自由化可能带来不稳定，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好处远小于其风险。因此，应制定一个全面的政策框架，将不平等、环境退化等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并采用新的衡量标准，如关注不平等现象、收入中位数、贫困和被剥夺状况，以及环境和可持续增长数据，超越基于GDP的评价方式。
最后，斯蒂格利茨认为，存在很强的互补性：解决环境问题与实现更具包容性和共享的增长可以相辅相成，避免过度放松管制可以实现更强劲的经济和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他呼吁中国制定一个包容性增长的政策框架，避免步入别国所遭遇的陷阱，有效应对下一发展阶段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