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风险定价
本文研究了S&P 500指数中企业层面的气候变化风险溢价及其在2005年至2020年间的时序演变。研究发现,实际回报中无法显著识别无条件风险溢价,但在金融危机前存在正值风险溢价,之后持续稳步上升。前瞻性预期回报代理(MW和GLB)均提供无条件正值风险溢价,在2011年至2014年之间,最大值为每年0.5%-1%,自2015年以来有所降低,尤其是在明确考虑高暴露股票更高机会和更低崩溃风险的预期回报代理中。
核心观点:
- 气候变化暴露的风险溢价主要源于对气候相关上行机遇的不确定性,而非下行风险。
- 风险溢价随时间变化,受投资者风险偏好和气候相关经济因素的影响。
关键数据:
- CCExposure的无条件风险溢价:MW代理为每年0.09%,GLB代理为每年0.18%。
- 2011-2014年,MW代理风险溢价为每年0.5%,GLB代理为每年1%。
- 2015年以来,风险溢价降至接近零,MW代理略高。
研究结论:
- 气候变化暴露与正面的风险溢价相关,但受投资者风险偏好和气候相关经济因素的影响。
- 绿色创新、气候变化适应计划、ESG基金流入和“三大”持股均对风险溢价产生负面影响。
- 油价与风险溢价呈正相关,高油价增加高暴露股票的风险溢价。
经济渠道:
- 绿色创新降低风险溢价,因技术成功降低高暴露股票机会的下行风险。
- 气候变化适应计划增加风险溢价,因新法规提高高暴露股票前景的不确定性。
- ESG基金流入降低风险溢价,因资金推动股价上涨。
- 油价与风险溢价正相关,因高油价增加绿色技术投资风险。
- “三大”持股降低风险溢价,因股东参与度提高降低碳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