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正从依赖比较优势迈向竞争优势的过程，这一转变主要受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地缘政治冲突、疫情、以及房地产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自2021年二季度以来，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呈现下滑趋势，这被视作经济转型期的暂时性调整，而非长期担忧。未来，产业结构将迎来新老交替，高附加值商品的份额将逐步提升。
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正在增强，这不仅体现在生产能力的提高，还体现在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低端产业的全球附加值相对较低，但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较高。随着技术进步的推动，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全球附加值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均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尤其是高端领域商品的增值空间正在迅速扩大。
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将加速中国产业链的位置抬升，优化“卡脖子”问题，并促进高端领域商品的增值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宏观环境有利于中国保持全球大市场的优势，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则增加了外资企业在华运营的难度，这对外企的利润构成了一定压力。在国家战略指引下，多数产业将通过升级转型的方式留在国内，其中，低端产业的绿色转型将成为关键策略。
为了适应这一转型，中国正在加快产能优化，为新兴产业的发展铺路。这包括结合市场原则，通过合并、重组和升级等方式，快速调整产能利用率较低的行业，同时将有效投资导向新兴领域，确保资源向高成长性领域倾斜。具体措施涉及差异化产业政策、支持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以及加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建立产能利用率监测和预警机制。
风险提示包括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关税税率的快速提升可能对出口表现造成负面影响，以及若产业政策推进不力，可能会导致某些行业支撑不足。
回顾历史，中国曾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调控，分别在1995-2001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些调控措施旨在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支持技术升级、紧缩银根、严格土地审批、深化国企改革、开放市场准入、实施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等手段，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九五计划》（1996-2000年）和《十五计划》（2001-2005年）进一步明确了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措施。
历史上，美国曾经历两次“中国冲击”，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美国的制成品出口激增，影响了美国的就业和经济不平等；另一次则与消费放缓后的过剩商品有关。中国通过提供低价商品帮助平衡了经济，同时也促使美国经济在泡沫破裂时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美国的制造业比较优势逐渐削弱，导致就业流失和经济失衡。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正在提升，其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价格压力和市场替代效应上。随着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崛起，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低端制造业面临竞争压力，这可能导致其利润下滑。同时，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的产业结构分化、不平等加剧等问题，可能比单纯的比较优势丧失更加深刻。例如，美国制造业的流失与其产业结构的分化、劳动力技能的不匹配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密切相关。
中国通过加快产能优化、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内需增长等措施，旨在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包括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效率、推动经济从高速向高质量转变。同时，政策层面也在积极应对潜在风险，如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和产业政策推进的挑战，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