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ESG评价体系初探

1 / 6 专题研究 编号：【2021】04-No.1 大公国际：构建我国ESG评价体系初探 刘金贺 | 宏观研究团队| 技术研究部| liujinhe@dagongcredit.com 2021年04月15日 ESG（即环境、社会和治理）发展和投资理念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冠疫情伊始人们对环境、气候同疫情爆发的关联进一步关注；疫情中企业应对危机的治理能力以及其在疫情中所表现出的社会责任也成为投资人关注的重点。后疫情时期，全球范围内ESG成为投资人未来投资方向选择的新标杆。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在制定本国经济发展战略时都将ESG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依托ESG指标的基金投资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占比逐年增加。为贯彻落实中央提出了以绿色低碳为标志的高质量发展战略，服务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我国ESG评价体系的建设面临一定的紧迫性。本文首先对ESG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进行简要概述，之后将对如何构建ESG评价体系进行探索研究。 一、ESG评价体系介绍及其在国内外市场的发展状况 ESG即英文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Governance（治理）三个单词第一个字母的缩写，不同于传统上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评价，它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政府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可以通过对企业ESG绩效的观察，评价投资对象在促进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表现，进而在政策引导和投资决策方面采取相应的行动。 从国内的大环境看，习近平同志多年前就前瞻性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高度概括了环境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今年召开的两会更是把绿色发展贯穿到十四五的发展规划中，可以说ESG所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日渐成为我国政府部门政策制定、金融市场投资决策和企业发展规划设计的指南。尤其是最近我国顺应《巴黎气候协定》相关倡议，提出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都凸显了构建ESG评价体系的迫切性。同时，国内对ESG投资的关注热度持续升高，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年底，中国泛ESG指数数量增至52只，泛ESG公募基金数量增至127只，资产规模1209.72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从二级市场来看，目前国内与社会责任、绿色投资相关的公募基金产品已经有62只，总管理规模已经突破500亿元。但同全球ESG相关的投资相比，我国的ESG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 从国际环境看，近年来世界各国愈来愈重视从气候变化、公司社会责任与治理等新的视角审视本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在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后，世界各国对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理念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与此同时ESG评价体系逐步发展成为衡量企业发展潜力和前景的新型标准和投资人遵循的投资准则。根据国际责任投资（PRI）的统计，该组织自2006年成立以来，其会员资产管理规模由最初的6.5万亿美元已飚升至2020年年底的103万亿美元。 另一方面，尽管ESG从概念上在全球的认知度和关注度日渐增高，在ESG体系标准的规范上仍面临诸多的困难，主要原因在于环境、社会和治理这些“非财务指标”在指数的量化上缺乏像债项评级那样较严格和统一的会计标准，导致 宏观评论 | 中国经济 2 / 6 不同的机构由于关注视角的不同而对同一个企业的ESG评价维度存在较大的偏差，这也是当前全球范围内投资人面临的共同困惑。鉴于ESG体系对于我国未来产业政策制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等目标实现的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国ESG标准体系服务于金融业对外开放、“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保障，目前亟需就ESG体系的架构、行业标准制定、企业ESG信息披露规范、ESG评级机构的认定以及ESG标准在监管中的应用等领域展开研究和布局，为引领国际ESG相关标准的制定打好基础。 二、当前构建我国ESG评价体系的紧迫性 从国内国际环境的发展趋势看，ESG评价体系无疑将成为主导未来国际资本市场投融资的基础标准，谁掌握了ESG体系标准制定的主动权，也就掌握了引导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的主动权。从我国自身的战略发展定位出发，ESG评价体系的构建一方面为我国制定的绿色发展战略提供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政策制定和监管的重要参考基准，实现宏观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对投资机构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的引导，最终达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的。 （一）掌握国际ESG标准制定的主动性和国际话语权，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和本土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鉴于目前ESG指标正日益成为国际投资机构的投资的最重要的参考指标，未来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进行投融资或者开展国际贸易，企业ESG相关指标的评估将成为的新的“入场标签”，甚至演化成为新型的“ESG非关税壁垒”。从这一意义上，我国如果没有自主创新且被国际广泛认可的ESG评价体系，很多情况下为参与国际市场贸易和融资，我国企业和机构将不得不被动接受外部机构的评级级别，尽管这些级别往往带有评价人所秉持的主观乃至于歧视性的评级标准。以最近发生的H&M公司抵制产自我国新疆地区棉花为例，事件的根源之一是位于瑞士的非政府组织“良好棉花（BCI）”在对新疆棉花的评估中不恰当地引入同其初衷不相称的参考指标，从而使“良好”一词变了味。该组织通过制定棉花生产的相关标准，要求会员必须使用它们认为符合标准的棉花，才能使用“BCI认证标识”。除了所谓“环保标准”，BCI鼓吹所谓“提倡体面劳动”，通过凭空捏造新疆棉花生产中存在“强迫劳动”的谎言，藉此在国际市场上封杀新疆棉花。换言之，这个“BCI认证标识”就是一个国际棉花这一特殊行业的ESG体系标准，依托其400多个国际成员单位的影响力，在国际棉花行业兴风作浪。抛开这一案例标准的是非，它至少告诉我们掌握国际上行业ESG标准制定话语权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由于评价要素自身的弹性较大，ESG评价过程中难免融入较多的主观因素，由于评价人或评价机构自身立场和认知角度的差异，也更容易掺杂人为的甚至是政治方面的考量因素。此外，由于缺乏标准化的量化指标，ESG指标体系难以像公司财务指标那样形成全球通行的国际标准。然而，正因为如此，才凸显出建立主导国际ESG评级标准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类比目前国际上的国家主权评级市场，众所周知，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大西方评级机构以其在国家主权评级领域评级标准制定方面的垄断地位，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国际资本在不同市场的流动，并不时引发区域性或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根源在于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和背后金融资本因素的影响，由标准垄断者所制定的评价标准在套用到中国这样的与西方在政治、文化和治理体系等领域存有较大差异的新兴市场时，往往出现级别的扭曲并引发由于跨境资本不正常流动。同理，推及ESG评价体系， 宏观评论 | 中国经济 3 / 6 如果中国没有建立起来自己的ESG评级体系，就有可能像主权评级体系那样为外部的评级标准所主导，外部机构关于被评主体所处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等各类主观因素的评价有可能扭曲我国企业ESG真实水准，从而给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不利的影响。 （二）ESG评价体系为国企改革推进提供指引和评价准则 新一轮国企改革涵盖一系列政策目标，包括引入外部投资人以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等。率先在国企领域实现ESG评价体系的构建，一方面有助于识别国企运营中在ESG诸领域的优势和短板，便于明晰下一步国企改革着眼的方向，另一方面则为外来战略投资人提供了投资参考，有助于提升国有资产的市场价值。同时，在国企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后，可以用ESG的相关标准评价企业改制后的经营表现、环境测评和社会影响，并以此建立对国企改革方向的动态调整机制，在完成国企改革提质增效的同时，实现社会资源可持续的优化配置。 （三）ESG系统评级体系是我国各部门政策制定的依据和抓手 ESG理念同我国制定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是相融的，因而ESG评价体系可以作为我国金融管理和监管架构的重要参考和政策落地的抓手。有效规则和政策的特征之一是能够引导投资人和企业在风险和收益中取得平衡，依托合理的ESG评价体系的金融政策和监管法则将激励引导企业采取相应的可持续战略和规划，在微观层面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进而在行业和宏观层面上实现国家设定的产业和经济目标。 真正要发挥ESG评价体系在决策和监管领域中的作用，政策制定的方向要契合企业ESG发展规划的要求，要全面评估产业和金融监管政策对企业和投资人遵循ESG决策的实际影响。孤立于ESG评价体系之外的政策常常会对ESG目标的实现产生不良的作用，在这方面国际上的案例随处可见。以美国的风力发电行业为例，通常情况下该行业要实现风电的低成本可持续发展，其投资跨度一般会跨越长达15到20年的周期。按照美国的银行监管规则，像美银、花旗、摩根大通以及富国银行等储蓄类银行的商业贷款期限通常不超过7年；而依照欧洲、日本和韩国的银行监管规则，则允许类似银行机构在诸如美国风电行业这类低风险市场的优质资产领域进行20年以上的放贷。二者监管政策的差异，就形成了美国风电行业目前银行资本主要来自欧、日、韩而非美国本土银行的现状。这个例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即便构建了较完善的ESG体系框架，但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产业和金融政策形成正向激励，ESG战略目标的达成也可能面临一定的困难。因此说，要实现国家总体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将ESG评价体系纳入到部门和地方产业政策和监管政策制定的框架中去。 三、我国ESG评价体系的构建方略和实施路径 ESG评价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从参与各方而言，有政府机构、投资机构、企业以及ESG评价机构等；从信息的采集处理而言，包括信息披露的内容、规则和标准、ESG各项指标的评价标准、评价模型的构建等等。科学的ESG评价体系既需要相应的顶层的制度设计，同时也需要具体的实施路径。 （一）构建ESG评价体系首先需要顶层设计 宏观评论 | 中国经济 4 / 6 首先，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机构和企业的协同，尤其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协同。而实现协同的基础就是依托ESG评级体系。中央制定的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作为国家层面践行国际责任、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目标，客观上是依赖微观层面企业和投资机构共同践行ESG发展理念的结果呈现。为此，各主管部门在国家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出台或计划出台配套的激励政策。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已将绿色金融确立为十四五规划中的一项重点工作，并着手建立绿色金融标准，在金融政策框架中全面纳入气候因素。国家发改委在今年两会后，加快研究制定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顶层设计，旨在推动地方和部门实现碳排放的国家目标。国资委早在2008年就印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央企业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但客观来说，由于观察角度和施政重点的不同，目前各部门、各地方对“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社会责任”等理念必然会有不同的认知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的ESG评价体系，有助于实现各部门、各地方政策的协同和整合，增加施政效果评价的可比性，从而实现ESG框架下政策协同上的全国一盘棋。 其次，企业ESG信息的真实披露是ESG评价体系构建的基础，有赖于国家层面制定相应的企业ESG信息披露标准和规范等强制性要求。ESG评价体系同传统上依照财务指标进行的债项信用评级有比较大的区别，其复杂性在于衡量环境、社会和治理这些指标的主观性较大，容易出现因关注点不同而出现较大的偏差，同时企业信息的披露如果没有政府监管规则的约束，外界往往难以获得较完备的企业ESG相关的信息。在不少情况下，还存在企业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