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观点第250期
海外观点2023年/总第250期 目录 聚焦中国 工业用地的折扣：中国财政视角............................... 3 导读：过去40年来，中国的土地市场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本文聚焦于地方公共财政，提出了工业用地折扣的另一种解释。本文发现，在使用地方政府的资本成本对税收进行折现时，工业用地销售实际上与2010年之前的住宅用地销售支付的现值相当。然而，2010年后，工业用地销售已成为回报较低的投资。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的土地出售决策、税收分享计划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之间存在着新的联系，这有助于理解政治经济和公共财政如何与中国土地市场的配置效率相互作用。 世界热点 强制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收益和成本............................ 6 导读：强制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作为就业条件是一项有争议的政策。本专栏主要关注美国四项全国性指令的影响，从避免疾病和死亡的方面而言，带来的收益是否超过了直接成本。作者发现，净效益取决于疫情随后的演变。如果大流行迅速蔓延，强制接种的收益可能远远超过其成本；如果大流行正在减弱，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与其他政策的效果进行比较，以确定最佳方法。 欧盟、匈牙利与对乌克兰援助................................. 9 导读：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是他所谓的中国和俄罗斯式“非自由民主”的威权主义拥护者，他曾经因反对欧盟援助乌克兰以及欧盟加入广泛支持的全球最低公司税协定而激怒了欧盟领导人。但是，为了在未来几年获得尽可能多的欧盟现金支持，欧尔班突然放弃了他的反对意见，以换取欧盟在12月12日晚些时候达成的协议中的重要转移支付。 美国利率上升如何影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视情况而定...... 11 导读：本文研究了美国不同类型的利率冲击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的影响。它首先将美国利率变化分类为由通胀预期变化（“通胀”冲击）、对美联储反应函数的认知变化（“反应”冲击）和实际活动变化（“实际”冲击）引起的利率变化。该分析将今年美国利率的大幅上升几乎完全归因于通货膨胀和反应冲击。这些冲击极有可能带来不利影响：财政状况紧缩，消费和投资下降，政府削减开支以改善预算平衡。相比之下，实际冲击导致的美国利率上升不仅与EMDEs财务状况的良性结果有关，还能带来预算平衡的改善，反映出收入的增加和支出的减少。最后，本文证明，由反应冲击驱动的美国利率上升尤其可能将EMDEs推向金融危机。 全球治理 长期失业与强制工作搜寻.................................... 26 导读：本文研究发现求职者的盲目乐观以及倾向寻找与过去工作相关的工作导致了长期失业。本文利用荷兰一项计划的数据，该计划要求失业者寻找并从事与以前职业无关的工作。这种强制要求恶化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本文研究表明，调查员会议有助于失业者找到工作，强迫求职者进行更广泛的职业选择降低了找到工作的可能。 极端天气事件的财政影响：欧盟国家的第一个证据............... 28 导读：应对气候变化的物理影响和支持向净零排放过渡需要各国政府做出大量努力。本专栏介绍了针对选定的欧盟国家进行的第一次量化分析的结果——即气候变化的急性物理风险有哪些潜在财政影响。结果表明，极端天气事件（其频率和规模在未来十年内会加剧）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的公共债务负担大幅增加，从而加剧现有的财政脆弱性。 IMF应增强SDR的作用以强化国际货币体系.................... 33 导读：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行的特别提款权（SDR）具有显著加强国际货币体系的潜力。特别提款权成立于1969年，于前十年分配了两次1980年到2009年，特别提款权一直在机构成员国之间分配，当时有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分配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以助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21年，又分配给这些成员国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以帮助其应对新冠疫情。显而易见，特别提款权是用于应对危机的工具。本文批判地讨论了反对特别提款权分配的论点，提议每年定期分配特别提款权，并采取措施提高特别提款权对批评者的吸引力、构建特别提款权体系以支持国际货币体系。本文包含一份关于特别提款权历史的附录。第二份附录分析了2009年和2021年分配后的特别提款权使用情况，发现实际情况与流行的说法相反，基金组织低收入成员国以外的许多国家以多种方式直接受益于这些分配。 工业用地的折扣：中国财政视角 Fudong Zhang，Anthony Lee Zhang，Scott Nelson，Yang Su和Zhiguo He /文杨茜/编译导读：过去40年来，中国的土地市场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本文聚焦于地方公共财政，提出了工业用地折扣的另一种解释。本文发现，在使用地方政府的资本成本对税收进行折现时，工业用地销售实际上与2010年之前的住宅用地销售支付的现值相当。然而，2010年后，工业用地销售已成为回报较低的投资。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的土地出售决策、税收分享计划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之间存在着新的联系，这有助于理解政治经济和公共财政如何与中国土地市场的配置效率相互作用。编译如下： 过去40年来，中国的土地市场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最近的一系列研究分析了中国住宅房地产建设的繁荣（Zhou等, 2015）以及中国住宅房地产是否存在过度建设（Rogoff, 2022）。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土地市场不同，中国土地市场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不通过房产税向地方政府提供收入。相反，地方政府充当垄断卖家，控制土地供应，并严重依赖土地销售获得财政收入（Liu等, 2014）。从2010年到2012年，地方政府收入的约三分之一来自土地销售收入。 鉴于土地销售收入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中国土地市场的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是，划为住宅用地的价格大约是工业用地的十倍。我们将这种价格差距称为“工业用地折扣”。这一事实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地方政府不出售更多的住宅用地和更少的工业用地直到两种土地的边际价格相等。 对工业用地折扣的流行解释是供应工业用地的非金钱利益（例如经济增长和就业）（刘和熊，2020）。在我们的新论文（He等人，2022年）中，我们聚焦于地方公共财政，提出了工业用地折扣的另一种解释。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销售之间的选择反映了跨期收入的权衡。住宅用地销售为地方政府带来了更高的前期收入。然而，除了出售住宅用地上建造房屋产生的房屋开发商支付的一次性税费外，住宅用地不会产生长期的未来收入流。相比之下，工业用地销售产生的前期收入大幅降低。但是，工业企业在以后的几年中每年都要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因此工业用地销售在未来会产生收入。 住宅和工业用地销售的不同税收是否足以弥补前期销售收入的差额？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售决策与公司金融中的企业融资的经典理论进行了类比。政府决定出售一块划为工业而非住宅的土地，可以被视为一项投资项目。投资的前期成本是工业折扣，投资的未来现金流是工业土地销售与住宅土地销售相比产生的未来税收差异。考虑到对工业折扣和增量税收收入的估计，我们可以将政府对工业土地销售的内部收益率（IRR）定义为政府对现金流进行折现以使税收现金流的现值与前期成本完全相等的比率。 然后，我们使用2007年至2019年中国土地销售的综合数据对这些地方政府内部收益率进行量化。我们通过比较住宅地块和具有类似特征的工业地块的价格来估计工业折扣，反之亦然。我们使用差额法估算土地销售产生的增量税收，将购买土地的公司与未购买土地的一组公司进行比较。为了解决公司购买土地的潜在选择，我们使用同一行业和省份的控制公司，并根据以前的销售增长和利润率进行倾向评分匹配。为了估计住宅开发商为每宗住宅土地交易支付的一次性税费，我们使用公共开发商的数据，乘以每个城市的容积率和住宅土地销售一年后的房价，来估计住宅销售增加1元人民币所带来的税收边际增加。 我们发现，从2007年到2010年，平均工业用地折扣为每平方米1000.6元。同时，在出售后的前两年，工业用地销售每平方米产生约113.6元人民币的额外税收收入，这一数字在以后的几年中为214.2元人民币，而住宅用地销售在第二年产生1215.5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工业用地销售的内部收益率约为8.14%。这一数字与大多数地方政府资本成本的估计值相当，后者在3.5%至7.5%之间。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2010年之前，仅考虑收入就可以解释工业用地相对于住宅用地的大幅折扣。2010年后，内部收益率从2010年的6.84%大幅下降至2019年的3.79%。因此，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从纯粹的金钱角度来看，工业用地销售似乎已逐渐成为一种回报率较低的投资。这些模式引发了一些后续问题：政府在做出土地分配决策时是否考虑到这些税收差异？此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决定？ 中国的土地分配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合决策过程的结果，包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配额；我们讨论了这个过程是如何在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为了帮助理解影响土地分配决策的因素，我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优化问题模型，该问题中，面临着利润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在工业和住宅土地销售之间的决策。我们在中国土地市场中引入了两种现实力量。首先，地方政府可能在土地市场中拥有市场力量，因此其土地销售的边际收入可能与价格不同，因为它们的销售会改变整体价格。其次，地方政府可能不会将土地销售的税收收入完全内部化，因为大约75%的工业税收收入直接来自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Wu和Zhou，2015）。我们发现，税收分享可以导致均衡内部收益率高于政府贴现率，而市场力量往往会降低内部收益率。 我们研究结果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上的分配决策可能与这些政府的财政约束以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税收分享制度相关。我们表明，这些预测在实证上是成立的。在2016年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税收分享制度改革之后，税收份额增加较大的城市随后经历了更大的工业折扣增长， 这表明他们通过改变工业和住宅用地的相对销售量来应对。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的冲击也与我们的模型预测方向的工业折扣有关。 总之，我们的结果为中国土地市场相对价格的经典谜题提供了新的见解。我们发现，在使用地方政府的资本成本对税收进行折现时，工业用地销售实际上与2010年之前的住宅用地销售支付的现值相当。然而，2010年后，工业用地销售已成为回报较低的投资。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的土地出售决策、税收分享计划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之间存在着新的联系，这有助于理解政治经济和公共财政如何与中国土地市场的配置效率相互作用。 本文原题名为“Industrial Land Discount in China: a Public Finance Perspective”。本文作者Fudong Zhang是清华大学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学院助理教授，Anthony Lee Zhang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金融学助理教授，Scott Nelson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金融学助理教授，Yang Su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候选人，Zhiguo He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本文于2022年12月刊于CEPR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强制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收益和成本 Lisa Robinson , Maddalena Ferranna , Daniel Cadarette , Michael Eber , David Bloom /文廖世伟/编译 导读：强制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作为就业条件是一项有争议的政策。本专栏主要关注美国四项全国性指令的影响，从避免疾病和死亡的方面而言，带来的收益是否超过了直接成本。作者发现，净效益取决于疫情随后的演变。如果大流行迅速蔓延，强制接种的收益可能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