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服务行业深度报告：如何看待中国教培市场未来供需走向？

2023年12月28日 核心观点： 分析师 2023-12-27 ⚫中国民办教育行业监管严格，供给增速预计受限。自2018年以来，中国政府针对整个民办教育体系实施了较为全面的改革。对比日韩监管政策，当前中国政府针对教培行业的监管严格程度显著更高。其中，义务阶段学科培训机构资质已不再新增，存量机构必须转为非营利或注销。对于非学科类培训，由于资质审核、内容备案与监督、营业时间、价格指导、资金监管均较“双减”前有更高要求，中小培训机构的发展空间亦受限。此外，监管当局仍在持续清理各类变异性培训，预计将对地下供给形成制约。整体而言，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教培行业政策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治理框架，政策稳定性的清晰度已较高，合规学科/非学科机构的供给增速预计将较为有限。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市场需求依然刚性，且有增量空间。一方面是至2034年中国高考适龄人口仍在增长，且高中阶段监管政策较为友好。同时，参考CIEFR数据，监管进一步清理非合规培训机构，将为上市教培企业在城镇市场最多带来1.9倍增量空间。另一方面，素质/兴趣类校外培训市场空间依然广阔，受益于“双减”带来的课后时间增加+素质教育纳入教育评价体系，我们认为未来三年K9素质教育有望弥补传统教培企业因学科类业务受监管而产生的空白。 相关研究 ⚫投资建议：中国教培行业当前政策稳定性的清晰度已较高，行业规范化发展的界限与框架已经明晰。在此基础上，我们预计供需两端优化趋势将进一步强化，头部教培机构将充分受益集中度提升+新业务拓展带来的成长空间。推荐学大教育，受益标的新东方-S、科德教育。 ⚫风 险 提 示：宏 观 经济 持 续 下行 的 风 险 ；非 合 规机 构 清 理进 展 低 于 预 期 的风险；新业务转型进展低于预期的风险。 目录 （一）日本：课外培训监管力度柔和，供给经历爆发增长后趋于稳定................................................................................3（二）韩国：治理政策波动剧烈，供需持续增长......................................................................................................................6 （一）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催生市场需求...........................................................................................................................11（二）中国校外培训监管力度严格，预计供给修复幅度有限..............................................................................................12（三）市场需求刚性，政策+技术革新将驱动行业扩容........................................................................................................17 （一）新东方-S：行业格局优化的绝对受益者.......................................................................................................................21（二）学大教育：深耕个性化教育，职教布局初具规模......................................................................................................23（三）科德教育：高复+中职升学增长稳健.............................................................................................................................25 四、风险提示..............................................................................................................................................................................25 一、以日韩为鉴，看政策监管对课外教培供需走向影响 （一）日本：课外培训监管力度柔和，供给经历爆发增长后 趋于稳定 整体而言，日本对课外教育政策的监管力度较为柔和，改革方向主要集中于校内和考试制度，对学习塾的发展并未通过强力的行政手段进行抑制。因此，自1960年代日本出现第一次学习塾扩张浪潮以来，整体学习塾数量并未因教育体系改革而出现明显减少。由于市场供给较为充分，即便是头部学习塾品牌河合塾，其门店市场份额、在塾学生人数市场份额均为0.9%。 资料来源：《日本校外培训机构学习塾治理探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二战前：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推动私塾蜕变为学习塾 日本于19世纪已建立起基础的国民教育体系，1872-1907年日本已建立完成涵盖小学的六年义务教育制。但彼时日本的中等、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依然较低，至1908年日本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4.7%、0.9%，而政府的公务员雇佣则相当看重学历及成绩。由此，传统的日本私塾逐渐由传播新学的私人教育场所转变为营利性质的补习机构——学习塾，学生入塾学习的目的以提升成绩、学习相应技能、得到相应的升学或工作机会为主。 20世纪50-70年代：战后经济、人口增长叠加教改，导致学习塾市场井喷 战后日本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人口出生率的大幅提升以及1955年日本推出大企业终身雇佣制，推动学历竞争加剧，学习塾进入第一次爆发式增长阶段。此外，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实施第三次教改，核心内容包括：1）大学入学考试改革，使得教育内容范围扩展，升学难度提高；2）初小阶段加强课程与教材的科学性，纳入现代科学的先进研究成果。虽然第三次教改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学习质量与学习能力，但这一改革也导致学生间的差距拉大，并进一步催生课外补习需求。在此期间，日本全国学习塾数量由1868年的1100家，增长至1981年的18683家。 资料来源：《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启示》，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日本国家统计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20世纪80-90年代：“宽松教育”改革进一步推升校外培训供需齐升，日本政府监管较为柔和 高强度的教育竞争为日本引致了较多社会问题，为改变“填鸭式”的教育模式，日本文部科学省在1977年开启“宽松教育”改革，当年发布的《关于规范学生校外学习活动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1）充实学校教育，要求学校教育更加符合学生能力发展、社会化和升学的需要；2）调整升学考试难度，减少学生的应试负担；3）要求学校教师规范行为，禁止在职教师在学习塾兼职。 “宽松教育”带来的校内教学内容的减少，叠加1960-1970年新出生人口增长带来的考试竞争压力加剧，在实质上将学生的校内教育需求推向校外，并未减轻日本家庭的教育负担。1976-1993年，日本中、小学生的入塾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1993年日本中学生参培率达到60%的最高峰。同时，日本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也并未改善，1980-1990年日本家庭教育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由2.8%增长至3.8%。其中，以1986年定基的日本补课费CPI指数，至2000年涨幅超过50%。 日本政府针对学习塾的治理较为柔和，主要以行业性的自律规范+治理“乱塾”现象为主，学习塾数量持续增长。日本政府于1988年将学习塾明确定性为“教育服务产业”，作为经营性企业的学习塾同时受到经济法规的约束，主要目标为禁止学校教师在学习塾兼职、解决学习塾场所安全问题等。在此期间，日本学习塾中正式学校的教师兼职率从70年代的60%下降到80年代的1%以下。受益于需求推动+政策监管柔和，日本学习塾的市场供给进一步增长。据文部省调查数据，1981年日本全国有18683所学习塾，到1986年则迅速增加到34367所，至1991年进一步增长至45856所。 资料来源：《日本学习塾的历史发展》，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日本国家统计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ALTRUISM, LIQUIDITY CONSTRAINT, AND INVESTMENT INEDUCATION》，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21世纪后：人口出生率下滑，学习塾数量进入平稳期 至1999年，日本文部省首次公开承认学习塾形式的存在，日本终身学习局正式将学习塾作为一种民办教育机构纳入教育体系。同时日本教育改革开始从“宽松化”向“去宽松化”转型。2002年，文部省提出推进学习、提升学力的倡议，并与学习塾团体和大型连锁学习塾代表举行会谈，提出学校、地方与学习塾开展合作的计划。2006-2018年，日本社会对学习塾基本不再持批评态度，政府更多从资格认证、学生权益等方面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而从学习塾的数量增长情况看，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数据，至2009年日本全国学习塾数量为49682所达到顶峰，此后逐步下滑。其中，2014年为49319所，至2017年进一步下降至47570所，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这一时期日本的少子化现象开始加剧。 资料来源：日本国家统计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OEC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二）韩国：治理政策波动剧烈，供需持续增长 韩国针对课外补习培训的治理政策波动较为剧烈，历经校内平准化改革-全面禁止校外培训-校外培训合法化三个时期。整体而言，无论是1960-1970年代以教育资源均等化的改革思路、1980年后短暂实施严格禁止、2000年后提升校内教育质量和增加课后服务，均未能改变韩国中小学生较高的课外培训参培率，校外培训市场供给亦持续增长。 资料来源：PrivateTutoringandDemandforEducationinSouthKorea，PrivateTutoringanditsImpactonStudents’AcademicAchievement,FormalSchooling,andEducationalInequalityinKorea，TheBorgenProject，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建国后-20世纪60年代：战后婴儿潮涌现+教改，升学竞争压力催生课外培训需求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随着朝鲜半岛政局稳定以及韩国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韩国人口出生率提升出现第一波婴儿潮。彼时韩国国内虽然高校数量也出现较快增长，但优质教育资源仍相对稀缺，叠加政府主要通过统一的选拔考试挑选优质人才，由此带来的教育竞争压力开始催生课外培训、复读等需求。 资料来源：联合国，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无法跨越的鸿沟：韩国影子教育发展历程、动因与治理》，中国银 河证券研究院 20世纪60-80年代：以平准化政策为代表的教育平均化策略未能平抑课外补习需求 为平抑中小学生升学压力，朴正熙政府于1968年开始推动“平准化教育”改革，出台《取消中学入学考试的政策》并实施就近入学制度。为此，韩国政府还配套了增加公立学校数量以及平衡学校间师资、基础设施等措施。在此期间，韩国学生的中学入学率由1971年的39.8%激增至1980年的75.9%。此后，朴正熙政府又于1973年进一步推出《高中均等化政策》，其具体措施为取消高中升学考试和引入学校随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