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叙事转变与中国经济展望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１００８３６）全球化叙事①源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以“和平与发展”来叙事全球化，全球化的叙事传播推动全球规制一体化。经济的全球化叙事更主导了各国的分工、合作以及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直接表现为全球经济的高增长与低通胀。２０２２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俄乌冲突导致的地缘政治危机不断加剧，全球各地区纷纷出台区域化协定，欧美则不断推出对峙性产业政策，全球化叙事出现转变。地区冲突破坏了和平，疫情导致了供应链脆弱，而欧美国家的疫情救助政策直接导致了“疫情泡沫”，出现了自全球化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全球规则也让位于区域联盟，全球化叙事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转变。这一转变改变了全球经济发展和分工模式，将更多的地缘政治、对峙性的意识形态、安全准则纳入了经济领域，经济摩擦加大，引发了全球供需再调整，贸易增长低于全球ＧＤＰ增长，全球经济进入了“低增长与顽固性通胀”并存的新格局中，其变化趋势对全球和中国经济的影响、挑战和应对是本文探索的主题。一、全球化叙事的转变（一）全球化叙事全球化叙事从１９９１年开启，全球化浪潮改变了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滞胀和原苏联东欧地区各国的长期经济停滞与短缺，结束了地缘政治争夺的分割，转向了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遵循四个原则。（１）和平原则，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华约解散，两极化的地缘政治格局转向了全球一体化的和平时期，各国政府的国防开支不断下降。（２）全球规制统一，全球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自由化被描述为“世界是平的”。全球化是全球各个国家参与下的全球规则共同建立的过程，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化规则不断发展，中国２００１年加入ＷＴＯ，全球贸易和要素的流动更加便利化。（３）全球贸易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全球化的特征是全球贸易增长快于全球经济增长，即全球贸易带动全球增长，体现的是全球化的大分工协作，以全球市场规模为驱动的经济发展。效率原则是全球化的经济准则，依据全球化的各个市场效率进行技术—产业全面分工与合作，并以全球市场为规模的生产体系建立，商品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直接压低了全球物价，推动了全球通货膨胀持续走低，全球化推·３４·全球化叙事转变与中国经济展望①“叙事”（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就是讲故事，先在文学后在历史学中使用，其定义也在不断流变，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这一概念在当代更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商学、金融等领域，被认为是统领人们思维价值观、思想传播和相互协作的“共同意识”，成为社会分工协作的关键。 动下最为显著的经济特征就是高增长与低通胀。（４）全球化推动了基于主权信用货币供给的大扩张，在高增长与低通胀（低利率）条件下，各个主权国家进行信用扩张，货币供给不断增加。全球信用扩张主要来自美国、欧洲等储备货币国家，它们不断扩张其主权资产，即低利率发行国债，再扩张其负债发行货币，将货币金融资产投资到房地产—金融领域、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套利交易（ｃａｒｒｙｔｒａｄｅ）和技术创新领域以获得高回报。储备国的信用货币扩张刺激了非储备货币国的信用扩张和国际负债增加，全球信用扩张和资金流动推动了全球产业转移、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引动全球增长。与主权信用相伴的货币联盟不断发展，全球金融治理从Ｇ７扩展到Ｇ２０。１９６９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推动创设特别提款权（ＳＤＲ）货币联盟体系，随着美国ＧＤＰ占全球比重不断下降，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０.４％下降到２０２０年的２４.７％，美元需要更大范围的货币联盟，以维持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转与救助。１９９９年欧元诞生并代替德法意三个欧洲大陆国家货币，与美元、英镑、日元一起组成了ＳＤＲ货币篮子。２０１６年人民币加入ＳＤＲ，２０２２年人民币占比提升到１２.２８％，ＳＤＲ的货币联盟性质不断加强。全球基于主权信用的货币体系和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联盟体系形成。全球化成就了经济大发展，但也带来很多积累性矛盾。（１）全球化效率分工导致了国家、区域间劳动者就业—产业发展机会的不均衡，孕育了产业保护、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反全球化思潮，这些思潮也推动了各国政治、对外经济政策的改变，新的ＷＴＯ规制难以再推出。（２）低利率导致全球高杠杆率，全球化带来的低通货膨胀直接决定了低利率，到２０１９年绝大多数储备货币国家进入负利率时代，２０２０年比例进一步加大，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扩大主权债务，日本、欧洲、英国、美国等大量进行资产扩表，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发行国债直接救助家庭和个人，最终引发了２０２２年的“新冠泡沫”（Ｃｏｖｉｄｂｕｂｂｌｅ）。货币信用的无节制扩张引致的通货膨胀终于开始报复主权货币的大幅度供给。非储备货币国也因低利率，过度进行国际负债，一旦遇到储备货币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用收缩，就会引发个别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的债务危机。（３）全球低利率也导致了房地产—金融产业的大发展，发达经济体靠外包将产业转移，后发经济体的房地产—金融业同样成为增长的引擎。低利率导致增加杠杆促进房地产—金融业的收益，导致虚拟经济收益率高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份额不断下降，这也是这次全球供应链脆弱的原因之一，当然效率原则导致供应链分工过细也是脆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房地产—金融经济成了低利率下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４）中心—外围的分配与治理改变有限，尽管全球金融—技术创新和产业转移加快，但中心—外围的财富分配格局变化小，发达经济体占据技术创新、货币主导、金融配置中心等经济活动核心地位，获得了超额的回报，日本海外资产年回报占其ＧＤＰ的３％～５％，美国货币霸权收益同样很高，且一直主导了全球经济治理，Ｇ２０始终难以替代Ｇ７的治理功能，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产业—技术摩擦不断。（５）国家资本支出下降，福利化支出倾向加强，负债水平提高，生产能力、基础设施投资能力下降。上述全球化的弊端累积，在俄乌冲突、疫情导致的供应链风险和“新冠泡沫”引发的通货膨胀等多个因素叠加下，２０２２年正式进入了全球化转变的关键年，全球化叙事发生转变。（二）全球化叙事转变从当前全球化转变的趋势可以看出：（１）和平红利消失。俄乌冲突持续化引起地缘政治改变，德国等国已经提出了增加国防开支等，而地缘政治冲突还引发了能源、粮食等供给危机，和平红利再次转变为军备竞争，政府作用明显加强。（２）新的区域组织合作替代ＷＴＯ，全球化转向区域集团化，地缘政治被纳入区域联盟考量。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ＩＰＥＦ），欧洲签订零·４４·《国外社会科学》二○二二年第五期 关税协定，西方在组织上开始了布局；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新的区域贸易合作组织开始替代原有的ＷＴＯ框架。（３）全球贸易与供应链重塑。基于效率原则发展出来的全球供应链（全球价值链）开始重塑，供应链效率原则加入基于地缘政治的安全准则。在针对俄乌冲突对世界贸易和供应链影响的演讲中，很多政治家提出，这场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它使得供应商国家所属的联盟变得更加重要。跨国公司仍有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组织生产的强烈动机，但地缘政治的需要可能会限制它们的实际操作。原有的效率原则被修改，全球供应链调整呈现出所谓近岸化、分散化和同盟化趋势。供应链在区域的重新配置逐步展开，全球价值链效率下降，商品生产成本变高，全球经济开启高成本时代。（４）对峙的产业政策。新美国安全中心（ＣＮＡＳ）在《重建：美国新产业政策工具包》（Ｒｅｂｕｉｌｄ：Ｔｏｏｌｋｉｔｆｏｒａ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报告中指出，“行动的中心是放慢竞争对手即中国的速度，而不是为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实力增长确定一个肯定的愿景。美国产业政策是美国经济安全战略的缺失部分”。该报告明确提出了对峙性的产业政策特征，限制中国已经成为美欧等的产业政策选择的目标，这直接引发全球化贸易、产业、技术扩散和资源利用的摩擦，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都开始启动所谓的新产业政策，明显带有对峙中国产业发展的特征。产业政策在各国普遍化设立，也会引起更多的贸易摩擦，是逆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全球化叙事的转变会永久性地改变全球经济秩序和发展的特征，全球的高增长与低通胀在２０２２年已经终结，全球贸易和经济在２０２３年可能会出现更大程度的放缓，而通货膨胀还会加剧。目前可见的趋势包括以下三点。（１）全球通缩转向全球通胀。全球化推动低成本制造带来的全球商品价格下降结束，全球化逆转使人们开始讨论通货膨胀的“顽固性”，即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增加推动了价格上涨，地缘政治危机打乱了大宗商品的供求关系，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持续多年。通胀的顽固性与全球化转变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即使靠打击需求抑制通胀能取得一定效果，但全球再也回不到低通胀时代了。（２）全球信用收缩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放缓。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直接从克服通缩转向不惜一切代价克服通胀。２０２２年５月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９.１％，创４０年来美国消费物价指数新高，美联储６月加息７５基点，７月加息７５基点，９月预计再加息７５基点，欧洲也在９月加息７５基点，发达经济体表达了克服通胀的决心。但连续加息对克服通胀的效果仍有待观察，美国８月通胀率依然保持了８.３％的高位，核心通货膨胀有所回升，信用收缩会持续到２０２３年，预计２０２２年底美联储加息超过４％，美元指数坚挺，达到１１０以上，持续加息会引发美国从技术性衰退转向全面衰退。美国信用收缩引起了全球的信用收缩，全球经济可能出现衰退。信用扩张机制是受益于全球化推动的低成本高成长的组合，同时信用扩张又放大了需求，拉动了全球化发展，这种正反馈循环也是有边界的。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最大的一轮发达经济体的信用扩张后，“疫情泡沫”直接拉高了通胀，克服通胀的方式就是加息，退出量化宽松，全面收缩信用，抑制过剩的需求。（３）全球经济转变中供应链再调整。全球化推动的基于效率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发生了动摇，供应链在疫情冲击、地区军事冲突下显示了其脆弱性，加上对峙性的产业政策，供应链全球再调整和再布局不可避免。供应链作为政治战略资产，不再是中立网络了。各国都开始相应地推出各自的产业政策。很多国家认为解决供应链的脆弱性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它有可能使不同政策利益集团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在传统上分裂的领域团结起来。它是最重大的政策问题之一，突出了全球化政治和经济工作效率模式，推动全球供应链范式的转变。·５４·全球化叙事转变与中国经济展望 除了全球割裂性变化外，全球面临的共同议题也越来越多，如绿色转型、数字化转型、金融治理等依然需要全球共同治理。但全球化永久改变的事实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印证，当今突出的表现是全球化逆转带来的高增长与低通胀结束，而对峙性产业政策的不断推出和供应链调整将引起全球更多的摩擦，逐步阻断全球资金—技术扩散等积极性因素，使全球经济复苏更为艰难。二、全球宏观经济周期不同步全球化的裂痕从２０１８年中美贸易冲突开始已经显现出来，后经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加上２０２２年的俄乌冲突，和平与发展势头减弱，全球经济分化加速，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周期越来越不同步。由疫情冲击引起的不同宏观政策应对直接导致了不同的政策周期，不同的政策周期表现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步上，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不同步。地缘政治冲击导致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则是同步的，不仅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成本冲击，而且引发了全球经济更广泛的波动。（一）主要经济体ＧＤＰ复苏和通货膨胀不同步全球一些主要经济体对疫情救助方式的不同，导致了经济衰退、复苏和通货膨胀的不同步。我们通过ＧＤＰ和ＣＰＩ的变动来简单加以刻画。这里我们利用２０１８年一季度至２０２２年一季度中国、美国、欧盟、日本ＧＤＰ指数季度时间序列，通过ＨＰ滤波剔除趋势项，来考察各经济体ＧＤＰ周期波动的相关性。从表１可以看出，中国的ＧＤＰ季度波动与美国、欧盟、日本的相关性非常弱，相关系数最高也仅为０.２，而美国、欧盟、日本ＧＤＰ季度波动之间具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均超过０.９。可见：（１）中国与发达经济体抗疫政策的不同，引起了经济周期的不同；（２）中国当前处于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