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０卷 第４期太 平 洋 学 报Ｖｏｌư３０，Ｎｏư４２０２２年４月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２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１５／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１沈陈：“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４期，第１－１５页。ＳＨＥＮＣｈｅｎ，“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Ｐｏｗ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Ｆｕｚｚｉｎｅｓ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３０，Ｎｏ．４，２０２２，ｐｐ．１－１５．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沈 陈１（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１００７３２）摘要：“中等强国”历来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一种概念却具有明显的争议性和模糊性。为了使“中等强国”在概念上更加清晰和可操作，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制度主义、功能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四种范式对“中等强国特征”进行探讨，增加了中等强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随着“中等强国特征”研究愈发意识形态化以及新兴国家的不断涌现，这种由行为特征倒推概念定义的研究路径与国际关系现实之间的脱节日趋严重，给相关研究和实践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作者提出应回归中等强国的基本意涵，将西方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化定位拓展为利基下的等级—关系定位：首先选择关键指标，确定中等强国的相对实力；然后选择参照系，确定关系主体与中等强国的相互关系；最后选择利基领域，确定中等强国的权力基础。新的定位路径有利于祛除中等强国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也为中国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重新制定针对“中间地带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有益借鉴。关键词：中等强国；中间地带；西方话语；中国外交；战略竞争中图分类号：Ｄ９９３．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０１－１５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３⁃０２；修订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０１。基金项目：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的新进展与中国应对研究”（２０ＣＧＪ００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发展中国家地位研究：基于历史与规范的考察”（２０２０ＹＱＮＱＤ００５４）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沈陈（１９８８—），男，江苏徐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合作、国际战略。∗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①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Ｂｏｔｅｒｏ，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５６，ｐｐ．３－４． “中等强国”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但其表述很多时候并不统一。在中国古代，“小霸”于诸侯的郑国、发起弭兵会盟的宋国可视为春秋时期的中等强国。在欧洲中世纪，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波特罗（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Ｂｏｔｅｒｏ）最早使用“中等强国”一词，他将国家区分为帝国、中等强国和小国。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关注国际体系中的“中等力量”。他在１９６２年１月提出，英法是“中等帝国主义”，而美国是“大帝国主义”，后者想“吃掉”前者，所以双方有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英法“可以作为人民 太平洋学报 第３０卷的间接同盟者”。①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毛泽东又提出“一条线”战略，将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以及欧洲诸国纳入进来，与中国、美国一道结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提出明确包含中等强国的外交战略。不难发现，现有中等强国研究在概念和表述上还有诸多分歧。当前，国际格局以及中国外交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由过去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国家”转变为新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大国，冷战时期提出的“一条线”战略也已不再适用。不少学者开始呼吁重视中国同中等强国的关系问题，②找准中等强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定位。鉴于此，本文将首先梳理对中等强国的不同理解和界定方法，分析“中等强国”概念的复杂性及其基本意涵；接着，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阐述“中等强国特征”逐步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并探讨这种由行为特征倒推概念定义的研究路径的巨大缺陷；最后，本文综合已有研究，提出应回归中等强国的基本意涵，构建一个更加符合国际关系现实和有利于外交实践操作的中等强国定位框架。一、“中等强国”的概念争议与基本意涵 尽管“中等强国”概念早已被广泛使用，但其指代的内容却不尽一致，在使用过程中常常出现含义模糊、争议甚至矛盾的情形。中等强国的英文表述是“ｍｉｄｄｌｅｐｏｗｅｒ”，其中ｍｉｄｄｌｅ包含中间大小、中等权力、折中立场等多重意涵。因此，既有研究对中等强国概念的理解也可分为“中等规模的强国”（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ｐｏｗｅｒ）、“中间等级的强国”（ｍｉｄｄｌｅ－ｒａｎｋｉｎｇｐｏｗｅｒ）以及“中间地带的强国”（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ｒｅｇｉｏｎｐｏｗｅｒ）三种视角。１．１ “中等规模的强国”所谓规模，一般是指领土、人口、经济或军事实力等物质实力的大小。古代中国多用兵器、户口、田亩衡量一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如“千乘之国”“带甲十万”“沃野千里”等词常用来修饰当时的中等强国。到了近代，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进而决定一个国家领土和殖民地的大小。例如，１９世纪统一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占领刚果河流域的比利时以及参与两次世界大战的部分英联邦成员均是本地区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从而成为彼时中等强国的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军事力量、领土面积在国家实力评估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经济总量、科技水平的重要性相对上升。例如，韩国、卡塔尔、新加坡等传统意义上的小国因经济快速发展而被纳入中等强国的讨论；相反，拥有较强核军备和常规军备力量的朝鲜则被排除在外。为了更精确地界定中等强国，一些学者统计采用量化指标衡量国家规模。安德鲁·库珀等学者主张用领土大小、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贸易量和外汇储备、人口数量、军事规模等指标作为界定中等强国的标准。③郭海龙剔除了综合国力计算中的干扰项后，只将经济总量、全球政治影响力、所在区域认可度作为统计的关键项。④卡斯滕·霍尔布莱德将领土面积和人口多寡作为界定中等强国的标准。⑤伯纳德·伍德仅考虑经济实力一个指标，将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排在全球第７～３６名的国家以及个别不在此列但具有强大地区影响力的国家列为中等２①②③④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８７页。金灿荣：“中国外交须给予中等强国恰当定位”，《国际展望》，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２０－２１页；丁工：“从战略高度思考中国同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合作”，《印度洋经济体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１２３－１３７页。ＡｎｄｒｅｗＦ．Ｃｏｏｐ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Ｈｉｇｇｏｔｔ，ａｎｄＫｉｍＲｉｃｈａｒｄＮｏｓｓａｌ，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ＭｉｄｄｌｅＰｏｗｅｒ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ｎｄＣａｎａｄａｉｎ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１８．郭海龙、孙晶：“次大国：概念、二重性与国际体系”，《南亚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１９页。ＣａｒｓｔｅｎＨｏｌｂｒａａｄ，ＭｉｄｄｌｅＰｏｗｅｒ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９０． 第４期 沈 陈：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强国。①孙西辉将人口达到３５００万至１亿、国土面积达到２５万至２００万平方公里、ＧＤＰ达到３千亿至２万亿美元、军费开支达到４０亿至２００亿美元作为界定中等强国的标准。②尽管量化操作有利于清晰直观地描绘一国整体或在某一领域的规模，但并未解决中等强国界定的矛盾性和模糊性。在指标选择上，由于综合国力的统计指标包含数十项甚至上百项，③很少国家的ＧＤＰ、军费开支、人口数量等各项指标参数都处于中等位置，因此不同的指标和参数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划分结果。例如，澳大利亚洛伊基金会（Ｌｏｗ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的亚洲实力指数（ＡｓｉａＰｏｗｅｒＩｎｄｅｘ）强调金融、同盟等指标，韩国、新加坡在该指数中排名靠前，明显高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④马宁强调把领土、人口等指标作为关键项，其给出的中等强国名单将印尼排在韩国、马来西亚之前，并且没有包括新加坡。⑤１．２ “中间等级的强国”“中间等级的强国”是指处于权力等级中间位置的国家。传统上，国际事务通常由大国决定和操纵，但随着时代发展，中等强国的权力地位在日益上升。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及战后事务处理过程中，西班牙、荷兰、瑞典以及部分德意志邦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等强国作为一种国家划分得到广泛承认。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竞争由霸权战争转向“权力＋理念”的复合竞争。⑦无论是冷战初期埃及在阿拉伯地区和第三世界的广泛号召力，还是冷战结束后新南非在世界范围内的道德影响力，亦或是澳大利亚近年来在亚太地区积极推动“民主同盟”，都显示出中等强国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的作用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国际体系的大国／小国二分法出现细分，中等强国的分类得到学界的承认。⑧中等强国除了应在物质实力规模上处于中等，其权力还与该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高度相关。⑨休·怀特指出，中等强国有能力基于自身利益与某个大国谈判，甚至在没有另一个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做出反对某个大国的行为。ÊIR亚当·切普尼克主张，可从一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Ｇ２０）中所处的位置来判定该国是否属于中等强国。ÊIS不少学者认为，韩国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和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ＯＥＣＤ－ＤＡＣ）可视为其确立中等强国地位的标志。ÊIT与韩国类似，澳大利３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ÊIRÊISÊITＢｅｒｎａｒｄＷｏｏｄ，“ＭｉｄｄｌｅＰｏｗ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Ｗｉｄ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１１，１９８７，ｐ．５．孙西辉：“中等强国的‘大国平衡外交’———以印度尼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为例”，《印度洋经济体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６－１５页。例如王诵芬从资源、经济活动、对外经济活动、科技、社会发展、军事、政府调控、外交８个层面，罗列了８５项指标作为综合国力评价体系；马宁选取人口、领土、军费、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效率增强指数、创新与复杂性指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将各项相对值得分相加，得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分值。参见王诵芬主编：《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Ｌｏｗ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ａＰｏｗｅｒ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ｓ：／／ｐｏｗｅｒ．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ｄａｔａ／ｐｏｗｅｒ／，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马宁：“中等大国的分化与概念重塑”，《当代亚太》，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２８－１５６页；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ｇｈｔ，Ｐｏｗ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ｏｌｍｅｓ＆Ｍｅｉｅｒ，１９７８，ｐ．６３．徐进：“理念竞争、秩序构建与权力转移”，《当代亚太》，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４－２５页。例如，肯尼斯·奥根斯基（Ａ．Ｆ．ＫｅｎｎｅｔｈＯｒｇａｎｓｋｉ）把国家分成四个权力等级，即主导国、大国、中等强国以及小国。肯尼斯·华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Ｎ．Ｗａｌｔｚ）也承认，国际体系存在大、中、小三类国家，尽管他坚持认为主导国际事务的只能是大国。参见ＪａｃｅｋＫｕｇｌｅｒａｎｄＡ．Ｆ．Ｋ．Ｏｒｇａｎｓｋｉ，“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ｎｕｓＩ．Ｍｉｄｌａｒｓｋｙ，ｅ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Ｗａ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ｏｓｔｏｎ：Ｕ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