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

1 2020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 疫情冲击下的世界变局与中国经济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二〇二〇年七月 2 项目概览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09年发起成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旨在以一种开放式的科研组织模式，凝聚海内外相关研究力量，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长期跟踪研究，定期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为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经济洞见、短期政策对策及长期改革治理建议，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基于中西合璧、优化整合的方针，高等研究院依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组建了阵容强大的课题组成员团队，包括曾任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的国际资深专家，原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以及20多位获得国际国内顶尖大学博士的高级研究人员，包括2位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得主、5位终身教职教授。与此同时，高等研究院下设有数据调研中心、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卫生经济与老龄化研究中心等10多个中心也将从不同方面为本项目提供研究支持。 作为课题组的成果体现形式之一，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坚持以全局观念、系统思维和综合治理方法来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力求体现以下特点：一是构建完善多部门大型量化准结构性宏观模型（IAR-CMM）：充分考虑中国元素，内含多个板块，板块对接时会把其它板块的结论嵌入到该板块中去，使之短期政策应对变量与长期改革参数在所有板块中具有自洽性和内在一致性，以此达到宏观总体一般均衡和综合治理题；二是基于扎实的数据采集和整理的严谨计量经济分析、理论内在逻辑分析及历史视野比较分析，做到分析解决问题所需要的三个维度的结合：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以体现“六性”：科学性、严谨性、针对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三是不只是大概率的点预测，更多的是考虑规避和防范一旦出现后果严重的小概率事件和如何应对已有显著迹象的大概率系统性风险，以及进行稳经济的各种情景分析和反事实分析：对不同风险和政府不同增长目标给出应对力度和备选方案，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四是既考虑到短期波动风险、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的交互叠加和相互作用，也关注中长期制度性，结构性改革及其向纵深推进的方式。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每年以季度为出版频率，一年4期，得到“经济学前沿理论与方法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和理论经济学上海市高峰II类学科建设计划的支持。报告采取了国际前沿、国内较为独特的基于准结构模型的情境分析（alternative scenario analyses）和政策模拟（policy simulations）方法，在对统计数据和经济信息充分收集和科学鉴别校正的基础上，对中国宏观经济最新形势进行严谨分析，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客观预测，并提供各种政策情景模拟结果供决策参考。 课题组竭诚欢迎社会各界与我们开展合作交流，共同推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发展与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繁荣！ 3 报告摘要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政经格局造成重大冲击。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滑，消费、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跌。随着我国对疫情的有效防控，二季度实现大部分复工复产，消费、投资、工业企业利润等的降幅均出现不同程度收窄。但受全球疫情蔓延及世界变局的进一步影响，疫情不仅对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形成拖累，也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新调整及贸易保护主义叠加，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我国经济复苏的前景仍不明朗，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劳动力市场冲击大，就业、收入、劳动力流动影响明显，用人需求与求职人数均有较大幅度下降，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大，复工复产仍需稳步推进，不同地区、群体和行业的影响差异较大，再加上包括南方部分地区洪涝等自然灾害，稳就业、保民生的压力仍不容忽视。家庭债务持续累积，受疫情冲击影响，不同收入群体间家庭流动性差异加大，低收入家庭流动性面临枯竭风险。劳动力市场的震荡和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消费恢复缓慢。受抗疫所采取的区域隔离和政策调控举措的影响，中小银行区域性经营的局限性进一步凸显，其风险加速积聚。同时，为对冲疫情影响，稳定地方经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压力持续增加，极易与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交织传染，需警惕财政金融风险反弹回潮。银行风险溢出自2月以来连续上升，尤其是中小银行的风险溢出比例上升速度高于平均水平，银行系统的总体稳定性有恶化的苗头。疫情冲击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尽管当前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双向波动，人民币长期贬值压力不可忽视。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正陷入衰退境地，加上全球性、地域性政经摩擦和冲突导致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更对下半年经济运行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在应对外部挑战的同时，应立足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如课题组一直分析强调的，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依然是内部的结构性失调，长期增长潜力仍未得到充分释放。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倒逼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改革，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并能够实现内外部相互促进，同时辅以一定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对冲政策，将有助于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稳定就业保障民生。 课题组充分重视对各种风险的防范，对不同情景下的经济走势、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治理，有如下主要结果和观点。基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IAR-CMM）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结果，课题组测算，在基准情景下，2020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1.2%，CPI增长2.9%，PPI增长-2.2%，GDP平减指数增长1.0%，消费增长 4 -0.7%，投资增长1.7%，出口增长-4.3%，进口增长-9.0%，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USD）将在7.05附近双向波动。考虑到中国及其他国家疫情发展情况、基础建设及制造业投资回暖、消费补贴政策拉动内需、贸易摩擦升级、自然灾害等因素，课题组作出如下7种情景分析： 1) 情景I――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率稳步提升，乐观情形下，假设202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高于基准5.1个百分点和消费同比高于基准0.6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2.0%； 2) 情景II――消费刺激政策拉动内需，保守乐观情形下，假设政府出台刺激消费政策导致2020年我国消费同比增速高于基准0.2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1.4%；乐观情形下，假设政策力度加大导致2020年我国消费同比增速高于基准0.3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1.5%； 3) 情景III――基础建设、制造业投资持续回暖，保守乐观情形下，假设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高于基准0.3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1.4%；乐观情形下，假设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高于基准0.5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1.5%； 4) 情景IV――中美贸易战情况继续恶化，科技领域摩擦加剧，全球贸易保护盛行。保守悲观情形下，假设2020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0.8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0.9%；悲观情形下，假设2020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1.8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0.7%； 5) 情景V――外部环境由于国外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而持续恶化，保守悲观情形下，假设2020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2.8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1.4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0.6%；悲观情形下，假设2020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3.6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1.5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0.4%； 6) 情景VI——国内疫情出现局部暴发，由于加强防控导致的复工复产停滞，保守悲观情形下，假设202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低于基准1.8个百分点，消费同比低于基准1.7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0.1%；悲观情形下，假设202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和消费同比均低于基准2.1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0.1%； 7) 情景VII——自然灾害导致农畜业减产、物价上涨，叠加外部环境恶化，悲观情形下，假设202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低于基准2.1个百分点，消费同比低于基准2.3个百分点，出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4.1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0.4%。 课题组就各种假设情景探讨了政策力度的选择。根据IAR—CMM模型的分析，假设基 5 准情景下全年恰好能实现900万新增城镇就业量目标，则在不同情景下稳就业所需的政策力度分别为：情景IV的保守悲观情形下，财政赤字需要增加2524.5亿元，超过预算赤字6.7%，全年赤字率约为3.9%，悲观情形下，财政赤字需要增加4207.6亿元，超过预算赤字11.2%，全年赤字率约为4.1%，并且货币政策方面需要额外降准1次50个基点；情景V的保守悲观情形和悲观情形下，财政赤字分别需要增加5049.1亿元和6732.1亿元，分别超过预算赤字13.4%和18.0%，全年赤字率分别约为4.2%和4.4%，并且货币政策方面需要额外降准1次50个基点。另外，在情景VI的保守悲观情形和悲观情形下，财政赤字分别需要增加9256.6亿元和10939.7亿元，分别超过预算赤字24.7%和29.2%，全年赤字率分别约为4.6%和4.8%，而货币政策方面还需要额外降准2次，每次50个基点；情景VII下，财政赤字需要增加13464.2亿元，超过预算赤字35.9%，全年赤字率约为5.0%，货币政策方面还需要额外降准3次，每次50个基点。在情景VI和情景VII下，课题组并不建议采用如此激进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来达到稳就业目标。 课题组基于结构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发现，(1)货币政策乘数和财政政策乘数均显示出较为明显的逆周期性，即政策效果在经济衰退时期好于经济繁荣时期；(2)疫情使得货币政策乘数减小，财政政策乘数增大。短期经济刺激政策具有逆周期性的原因包括投资调整成本，价格粘性，金融摩擦等非线性及非对称机制。金融摩擦机制削弱了货币政策对民企产出的促进作用，在金融摩擦消除后，货币政策乘数与财政政策乘数均会上升。在疫情冲击下，居民的消费行为会增加感染风险而使得消费弹性变小，因此央行的货币政策效果下降。扩张性的财政支出会导致利率的上升从而挤出消费。由于利率的挤出效应下降，因此财政乘数在疫情冲击下反而增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产出促进作用的逆周期性与在疫情期间不同的刺激效果对制定宏观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我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面临较大压力并且亟待复苏，因此宏观政策应当发力。但是，最优的经济政策规则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这样的政策组合要求财政政策分担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任务，也符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基调。与此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应该更多关注结构性问题，更加重视对民营企业的帮扶。 如前所述，当前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其后果超过2008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甚至超过上世纪20、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这也让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来持续下滑的情形雪上加霜，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更严重的是，疫情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断裂带，影响深远，表现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加剧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将严重影响政治、经济、国 6 际关系的世界格局和秩序，疫后将更为明显，令世人担忧。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最近（7月9日）在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上的致辞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并认为：“中美关系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的确如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将决定世界走向，而中国和美国分别和共同作出的战略选择将决定世界的格局和未来。如果双方找不到一个妥协的平衡点，有可能会形成以美国为首和中国为首的两极，导致一个世界，两个阵营，两种体系，两个市场。 立足自身来看，中国要解决外部的危机和内部的挑战，应从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加以应对，关键是要根据国家发展与治理三要素（即：包容性经济制度，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