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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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经济体普遍存在“赢者少雇”现象: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5个海外样本经济体的制造业普遍存在企业收入与就业增长不对称的现象,即头部企业收入份额集中度高于就业份额集中度。制造业平均差额为12.4个百分点,金融业为10.6个百分点,建筑业为6.4个百分点。中国A股制造业头部企业也存在类似现象,但程度略高,2025年差额为15.9个百分点,与第二名美国(15.4个百分点)和韩国(15.4个百分点)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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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分化程度相对偏高但非极端:与5个海外样本经济体对比,中国大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收入与就业增长分化程度相对要偏高一些,但并不属于极端水平。金融业和建筑业头部企业的分化程度相对较低。例如,中国大陆制造业头部企业2025年收入集中度和就业集中度差额为15.9个百分点,高于韩国和美国,但低于美国;金融业差额为1.3个百分点,低于所有样本经济体;建筑业差额为4.9个百分点,在样本经济体中排名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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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内部分化特征:
- 动态视角:近年来,多数样本经济体制造业上市公司收入和就业分化程度持续扩大,其中4个样本经济体呈现分化加剧趋势。中国大陆和韩国分化程度稳定在高位。
- 产业链视角:制造业上游头部企业的收入和就业集中度分化程度最高,中游次之,下游相对最低。制造业中游头部企业2025年收入集中度和就业集中度差值平均为13.2个百分点,波动区间在10.2至16.5个百分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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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者少雇”现象的影响因素:
- 制造业发展阶段:发达成熟型制造经济体头部企业收入和就业分化程度随中游制造业营收占比变化呈现先降后升的特点;新兴成长型制造经济体头部企业收入和就业分化程度随中游制造业占比提升而扩大。
- 制造业规模:制造业规模越大,制造业头部企业的收入与就业增长分化程度越高。6个样本经济体横向比较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越高的经济体,其制造业头部企业收入和就业分化程度整体越偏高。
综合结论
中国制造业处于产业升级过程中,中游制造占比不断提升,且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制造业经济体,制造业规模庞大。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下,“赢者少雇”程度可能还处于上升阶段。未来随着制造业升级完成,进入发达成熟型制造业经济体阶段,中游制造占比趋于稳定,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分化压力可能有所缓解。但考虑到中国制造业规模全球领先且人口结构变化较晚,最终“赢者少雇”均衡水平可能比其他成熟型制造业经济体略高。
K型分化的社会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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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婚育意愿的影响:以韩国为例,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化导致社会不安全感大幅提升,正规就业者担心身份跌落,非正规就业者收入低、缺乏社保,生育机会成本高,导致生育意愿低。截至2022年,韩国结婚率仅为3.7%,生育率仅为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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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 就业技能分化:中等技能岗位被取代,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扩张,导致中间阶层收缩,形成沙漏型就业结构,加剧阶级固化,社会流动性下降。美国1980-2005年期间呈现明显就业极化现象,衰退职业员工向上流动概率仅占28.2%。
- 产业空间分化:高科技制造业集中少数都市区,导致传统制造业地区就业萎缩、人口外流,就业结构极化,加剧阶层固化。美国研究发现,传统制造业占比高的地区社会阶层流动性难度大。
- 收入二元分化: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弱。北欧国家基尼系数低,社会流动性最强;意大利、英国、美国基尼系数高,社会流动性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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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新的影响:
- 不平等抑制创新:发达经济体人力资本成为增长引擎,收入和阶层不平等阻碍多数人教育投资,成为创新增长负面拖累因素。美国顶层收入家庭子女获得发明专利概率是底层家庭的10倍以上。
- 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化抑制创新:临时工占比与创新能力呈倒U型关系,临时工占比过高会抑制企业创新。欧洲研究发现,临时工比例越高的行业,推出新产品的企业占比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