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体面”：工作伦理与数字行业青年就业观念

—基于 53 名青年的网络民族志分析 □于若含蔡璟浩 摘要：数字行业青年在劳动过程、职业回报与社会认同等方面面临多重矛盾，其背后的工作伦理有待澄清。本文通过对数字行业53名青年的网络民族志分析，讨论了这一群体关于“什么是好工作”的观念转型及其形塑机制。研究发现，数字行业青年遵循“寻找体面”的工作伦理，从一种基于职业地位的外部评价转变为在劳动过程中不断确认和争取的内在性感受；其工作观念在“辛苦”、“自主”和“未来”三个维度发生转型，从“劳动光荣”转向“劳动审美”，从“服从位置”到“多重权衡”，从“经验积累”到“组合人生”。这一转型是技术、人口与媒介综合作用的结果，受到生产方式、代际变迁、知识迭代和数字媒介等多重因素推动。上述发现为理解数字行业青年群体的就业新特征提供了启示，研究据此提出，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与时代相契合的工作观念，并出台更多适应数字时代新工作伦理的青年就业促进政策。 关键词：青年就业；数字行业青年；工作伦理；就业观念；体面工作 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3.8%，数字经济持续支撑经济稳增长［4］。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总规模已达到8400万人，其中多数为35岁以下的年轻劳动者［5］。研究显示，2020—2023届高校毕业生中有11.68%在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创业，预计到2030年，数字经济带动的就业人数将超过4亿［6］。可见，数字行业已成为当代青年就业的重要流向。 一、问题的提出 青年就业是青年群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1］［2］。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内容创业等新兴业态的快速扩张，数字行业正吸纳着规模日益庞大的青年就业群体［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显示，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59.2 的职业文化。 然而，越来越多研究表明，数字行业正在通过算法控制和流量规则对青年劳动者实施不同程度的劳动控制［7］［8］。数字经济给青年带来的红利，大部分建立在高强度数字劳动基础之上［9］。此外，部分数字新业态劳动虽然在经济上被承认，但在文化层面和社会认同上仍遭遇隐性排斥［10］。由此，一个明显的悖论现象是：一方面，数字行业以其灵活自由的工作方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涌入；另一方面，这种灵活自由的背后是低薪、控制和不稳定的劳动现实。这提示我们，这并非青年就业偏好的简单转移，而是涉及更深层的规范性变革，即关于“什么是好工作”的一整套评价体系的重构。因此，要理解上述悖论，我们需要超越对就业偏好的经验描述，转而关注其背后的规范性结构。 第二阶段（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中期），随着民工潮兴起与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向“双向选择”的过渡，青年择业标准发生了转变［11］。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经济地位取代政治地位成为首要考量，“下海”“挣大钱”成为时代热词［12］。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青年就业观念由集体主义劳动观开始向经济补偿伦理发生转变。 第三阶段（1990年代中期~2010年）可称作自我实现与多元选择时期。随着自主择业制度的确立与高校扩招，青年的择业标准转向对发展前景的重视。创业开始受到青年的追捧，职业类型和就业地域的多元化达到空前程度。 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可称作风险规避与求稳心态时期。受新冠疫情、全球经济低迷等宏观因素冲击，青年的择业观出现了明显的求稳转向。“工作稳定”超越“薪酬”成为大学生求职的首要考量［13］［14］。这一求稳转向与上一阶段追求高回报和高流动的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深刻反映出风险社会下青年从进取到避险的心态嬗变。综上所述，时序线索清晰地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就业观念“政治化-经济化-多元化-求稳化”的历史演变轨迹。 由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数字技术与平台经济兴起的双重背景下，从事数字相关工作的青年就业观念呈现哪些特征？反映出青年就业观念怎样的变化趋势？在这一变化中，是否存在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其形塑机制有哪些？这为推进我国青年高质量就业提供何种理论启迪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2.以“特殊”为中心：青年就业观念的微观表征 为了深入理解数字行业青年群体的就业观念，本研究系统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就业观念的转型历程。既有研究对青年就业观念变迁这一议题，形成了两条相对独立又相互呼应的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以长时段、大样本数据为基础的时序研究，勾勒出青年就业观念随改革开放进程而发生的阶段性变迁；第二条线索聚焦于当代青年就业的一些特殊现象，如“慢就业”“全职儿女”“编制崇拜”等，旨在捕捉当代青年就业观念的灵活性与多变性。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少研究者也开始关注数字行业青年群体中出现的一些新特征。 许多质性研究关注青年就业领域涌现的各类特殊现象，试图通过个案深描理解现象背后的观念结构与形成机制，归纳出一系列当代青年就业观念的新特征。第一，追求意义感与自主性成为核心价值取向。“慢就业”等现象的兴起，不能简单归因于青年能力不足或逃避竞争，而应看到青年在其中对工作价值的主动追寻［15］［16］。第二，工作自主性与权责边界意识成为新一代青年的核心职场伦理。当代青年强调自我主导下的劳动分配，要求权责明晰、拒绝无效加班和“职场PUA”，并坚决捍卫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感［17］。第三，风险规避与安全优先取向构成了当代青年就业观念的深层诉求。在宏观环境高度不确定、就业风险个体化的背景下，安全与稳定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核心诉求，甚至超越经济回报和个人发展［18］。 1.以“时序”为中心：青年就业观念的宏观变迁 在纵向研究中，研究者基于不同时期的社会调查与统计资料，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的就业观念经历了从服从分配到自主择业、从生存优先到意义追寻的深刻转变，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当然，具体到本文的研究问题，一些研究同样关注到数字行业青年就业观念的“特殊”现象。比如“数字玩工”现象，研究者发现数字行业青年往往将爱好与工作深度绑定，把公司当作“游戏场”，他们沉迷于开发竞争，主动抛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19］。 第一阶段（1970年代末~1980年代中期）可称作计划经济遗留阶段。受计划经济惯性作用，大学生就业仍遵循统包统分模式。这一时期青年就业观念强调追求工作的稳定性与保障性，以及崇尚“加班光荣” 在这里，“玩”与“劳动”的边界被模糊，工作本身被期待为一种充满挑战与沉浸感的体验。再如过渡劳动现象，研究者发现部分从事数字行业的青年并不将当前工作视为长期职业，而是将其看作一种随时可进入、随时可离开的谋生跳板［20］。相较于传统就业所追求的稳定性或晋升前景，无门槛的自由性是他们更看重的。这些现象都反映出，数字行业青年中正在浮现某种新的就业期待：工作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更被赋予了个体体验、自由支配和意义追寻等价值。 预设和视野下，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FrederickHerzberg）将工作本身的价值感与薪资水平相分离，揭示出人们对工作好坏的评价不局限于外在回报［22］。施瓦茨（Barry Schwartz）进一步将其上升到价值层面，指出“好”工作的标准在于自主权、技能提升、成长空间以及与他人幸福的关联度［23］。上述探讨构成了“工作伦理”的基本评价体系。 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剧烈转型，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这套基本评价体系正在被一种“工作美学”所取代，即工作必须具备有趣、挑战和新体验等美学特质［24］。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也通过反向追问的方式揭示了有关工作的道德转型［25］。这些研究共同表明，劳动者判断一项工作是否有意义的标准越来越倾向于自身对劳动过程的主观感受，而非仅仅考虑工资报酬。总的来看，从韦伯到鲍曼的理论线索共同指向工作过程中道德正当性的本体论判断，试图回答“什么样的付出是值得的”这一根本问题。而赫茨伯格和施瓦茨的研究推进则试图说明：劳动者不仅评价工作的正当性，还对工作中的自主边界和成长空间进行评判。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聚焦于“就业心态”“择业偏好”等描述性概念，相对完整地呈现了当代中国青年就业观念的宏观变迁轨迹与微观复杂特征，回应了“青年喜欢什么、选择什么、怎么想”的问题。然而，仅从“就业观念”角度难以回应当前数字行业青年就业现象中的诸多悖论。原因在于，这些悖论现象并非青年就业偏好的简单偏移，而是涉及更深层的规范性变革，即关于“什么是好工作”的一整套评价体系的重构。这套体系为不同的就业形态划分了等级：哪些工作是值得追求的，哪些工作是应当回避的。因此，对于数字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的探讨，不能只停留在描述这些青年怎么想，更要揭示这套评价体系本身正在发生怎样的结构性变迁，从而才能真正理解其就业困境的深层逻辑。由此，本文引入“工作伦理”这一概念，以从事数字行业的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试图超越对就业观念的经验描述，转而关注其背后的规范性结构。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工作伦理”为中心，从这一概念所具备的理论整合性与多维操作性出发来探讨数字行业青年的就业观念与倾向。首先，从既有理论谱系来看，“工作伦理”主要关注了人们对不同类型工作进行的道德评价和价值排序。相比于“就业观念”等概念，其突出了道德评判背后所依据的一套规范性的社会标准体系。并且，“工作伦理”尤其关注这套规范性评价体系的历史维度，即这套评价体系既会随时代变迁而发生结构性变化，也受到宏观历史的形塑，可作为深入探讨数字时代青年工作取向、就业观念等变迁的有效切入点。其次，根据众多理论家的论述，“工作伦理”在操作意义上可以划分为三个维度：“正当性规范”、“工作自主性”和“生涯时间观”，分别对应“青年如何看待自己在工作中的付出”、“青年如何看待工作的自主与边界”和“青年如何看待工作的未来轨迹”三个问题。这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概念中的宗教意涵、职业标准与后现代解构色彩，因为“伦理”本身是一种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行动准则，指涉了个体对工作、生活与世界等外在事物的“想象”。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工作伦理概念具有一般性，可以用于中国本土社会的青年研究。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工作伦理”为核心概念，通过对53名青年的网络民族志分析，探讨在社会转型与技术变革的双重背景下，当代青年关于工作和就业的观念及其形塑逻辑。 1.研究思路：以“工作伦理”为中心 “工作伦理”指的是一套关于“什么是好工作”的规范性评价体系。尽管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但是有相当多的理论内容都或多或少谈到它，整体呈现从韦伯、赫茨伯格再到施瓦茨、鲍曼的研究谱系。该概念最初源于韦伯（Max Weber）等经典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下职业规范与劳动观念的分析，确立了有关“工作伦理”的元命题，即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实践［21］。而后，在工业社会的 为五类：数字产品制造业（如自动化工程师、质检员等）、数字产品服务业（如IDC机房运维、基站维护等）、数字技术应用业（如数据分析师、云计算开发工程师、算法工程师等）、数据要素驱动业（如电商产品经理、平台内容审核员、网络主播等）和数字化效率提升业（如金融公司新媒体运营、网约车司机等）。 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网络民族志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线上田野调查。考虑到个案选择的典型性问题，笔者主要基于三个维度对受访者进行筛选：（1）所选对象必须从事互联网行业或是基于数字平台衍生的新兴职业，以便较好反映当前青年的新兴就业趋势；（2）一部分样本来自以传统行业（如教师、酒店前台等）为主业，兼职从事数据标注、AI创作等新兴职业的群体，以捕捉这些青年择业偏好与就业观念的动态变迁；（3）受访者所在城市尽可能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力图在空间维度上呈现数字行业青年就业观念变迁的大致趋势。基于上述考量，笔者于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通过社交媒体、熟人推荐等渠道公开招募访谈对象，共筛选出53名受访者（见表1），年龄在20～35岁，从城市分布看，一线城市13人、新一线城市26人以及其他城市14人；从职业类型看，主要从事互联网行业或平台经济下的新兴职业，涵盖网络主播、算法工程师、数据标注师、数据分析师等多元类型。本研究遵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