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与普惠金融：非洲与亚洲的互鉴路径

2026年第2期（总第298期）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 金融创新与普惠金融：非洲与亚洲的互鉴路径 Jad Benhamdane 非洲银行经济情报与可持续发展板块经济与行业分析部门负责人 摘要：非洲与亚洲在解决同一个问题时采取了不同路径：如何以可实现且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将金融服务延伸至传统银行网络在历史上难以覆盖的人群？一方押注于“简单”：一部基本手机、一名线下代理、一种真实需求。另一方则构建起一体化数字架构、即时支付通道与生态系统——在单一界面内整合多种服务；而受制于成本与地理覆盖等结构性限制的传统银行网络，往往只能艰难地提供这些服务。十五年后，这两种路径已不再彼此对立：它们正开始缓慢而坚定地相互借鉴。 本文从四个维度分析这两大区域金融创新的交汇动态：移动货币服务、超级应用与一体化数字生态系统、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以及监管框架。基于近期数据——包括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2025年报告（全球20 亿注册账户）、印度国家支付公司（NPCI）的统一支付接口（UPI）统计（2026年1月月度交易量217亿笔），以及加纳银行（央行）2024年报告——本文论证：这两大区域正在围绕普惠金融体系架构形成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路径。 本文提出三点核心论断。第一，非洲证明了“节约型创新”——聚焦真实世界应用，并通过人力代理网络交付——能够在大规模范围内改变金融服务可得性。第二，亚洲证明了互联互通、开放的数字基础设施可以提升可得性，并拓展可用服务的广度。第三，普惠金融的真正挑战已不再在于发明“炫目工具”；而在于耐心建设可获得、可靠、可互操作且有用的系统。正是在这一共同努力推动下，普惠金融正迈出下一步。 一、引言：两大洲，一个共同的普惠承诺 让我们从一个国际组织经常强调、且确实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统计数字说起：2021年，全球仍有14亿成年人无法获得基本银行服务。没有银行账户，除现金之外无法领取工资或政府补助，也没有数字化“安全网”来缓冲财务挫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这些无银行账户人群，有一半集中在以下七个经济体中：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 这一数字与另一个较少被引用、但同样惊人的数字并列：2011年至2021年间，全球拥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比例从51%跃升至76%（世界银行，全球金融普惠数据库——Global Findex）。在发展中经济体，这一增幅更为显著：十年间从42%升至71%。推动这一跃升的“加速器”是什么？不是新建成千上万家银行网点；也不是传统政府项目；而是支付的数字化。而这场转型最为剧 烈的两大区域，事实上正是非洲与亚洲。 然而，这两大洲讲述的并非同一个故事。在非洲，创新出于迫切需要：缺乏银行基础设施，却有一批拥有手机的年轻人口，他们面临将资金从城市汇往乡村的即时需求。在亚洲，创新往往源于战略雄心：一方面是政府推动经济全面数字化，另一方面是各类平台在短短数年内吸引数十亿用户。因此，问题不在于哪一种模式“更好”。真正的问题是：两大洲它们各自能从对方身上获得什么？非洲经验能照亮亚洲的哪些盲点？而亚洲的数字架构又能为一个已证明自身可以拥抱变革能力、但如今需要更进一步发展的非洲提供什么？ 二、移动货币服务：非洲作为全球试验场 （一）M-Pesa与非洲模式的基础 当Safaricom于2007年在肯尼亚推出M-Pesa时，国际金融界的共识相当明确：该服务存在显著的运营与监管风险，并被认为与当时有效的银行监管标准相去甚远。十八年后，M-Pesa的年度交易额已超过肯尼亚GDP的两倍——且该国近96%的家庭使用移动货币服务。事实证明，当初的共识是错的。 真 正 奏 效 的 并 非 技 术 本 身 。M-Pesa所 采 用 的USSD（UnstructuredSupplementary Service Data，非结构化补充服务数据）技术并不特殊；其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真正奏效的是低成本解决方案与巨大需求的结合：肯尼亚的外出务工者需要一种安全方式，把钱汇给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家人——而那里最近的银行可能需要步行数小时才能到达。解决“最后一公里”问 题的是本地零售商网络——杂货店、药店、报亭/摊点经营者。不是应用程序，是人。 经济学家Tavneet Suri与William Jack教授在《科学》（Science）期刊发表了一项里程碑式研究：M-Pesa服务帮助约19.4万个肯尼亚家庭摆脱极端贫困。这一作用并非通过复杂信贷实现，而是通过提升家庭应对经济冲击的能力，以及赋予女性更多自主经营的空间。其进入门槛看似简单，但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 （二）扩散与巩固：近期数据 肯尼亚的成功并非孤例，它已经扩散开来。GSMA 2025年报告清楚表明：全球移动货币行业已突破20亿注册账户，拥有5亿月活跃用户，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占据显著比重。加纳央行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底，加纳活跃电子货币用户达2350万，注册账户达7290万。对数以万计的人而言，“拥有一个账户”已从遥不可及变为日常现实。 促成迅速扩散的因素之一——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监管没有扼杀创新。2007年起，肯尼亚央行允许Safaricom在没有严格银行监管的情况下开展业务，该央行做出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主动承担风险。这并非监管上的天真，而是一种务实取向。监管者选择先观察、理解，然后再监管。Wave于2010年代末在塞内加尔推出，并随后扩展至其他西非经济货币联盟（WAEMU）市场——包括科特迪瓦与马里——更将这一做法推至极致：通过几乎取消转账费用，它选择以截然不同的条件重塑市场。这种激进定价策略展示了在高增长 潜力市场中，“激进普惠”可能呈现的一种形态。 专栏1——代理人模式：普惠的结构性组件 专栏肯尼亚的M-Pesa、孟加拉国的bKash、菲律宾的GCash：在这些案例中，促成大规模普及的关键并非一款精美的应用程序或评分算法，而是密集的人力代理网络——杂货商、药店店主、小商店经营者——他们把数字技术转化为本地可获得的服务。他们在连通性不足或数字素养不足的环境中，解决了“信任”问题。非洲已将这一模式打磨到极致。长期更偏技术中心主义的亚洲，也在自身连通性最薄弱的市场中采用了这一模式。这是两大洲知识转移最为具体的例证之一。 三、亚洲数字生态系统与数字普惠的深化 （一）一体化平台与替代性评分 支付宝与微信支付在中国实现的成就，带有某种近乎哲学意味：它们让支付“隐身”。这并非意味着金钱不再重要，而是意味着金融交易不再作为独立环节存在——无需掏卡或填写表单，而是无缝融入即时通讯、配送、出行与消费等日常场景之中，它们正成为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支付宝的母公司蚂蚁集团以芝麻信用将这一思路推向逻辑终点：这是一套替代性信用评分体系，它评估用户的信用资质并不依赖银行历史（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本就没有），而是依据其消费模式与线上行为习惯。结果是，数以百 万计没有信用记录的人得以获得信贷。这标志着一种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人不再因“拥有什么”而被评判，而是因“做了什么”而被评判。 东南亚的Grab则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它起步于新加坡的一款网约车应用，随后逐步整合外卖配送、支付、转账、保险与贷款。GrabFinance如今向小微商户提供贷款，其依据并非财务报表，而是配送数据。非正规经济——传统银行模型在评估其信用风险时面临的结构性难题——正通过行为数据逐步变得有迹可循。这对数以百万计的微型创业者而言，可能具有变革性意义。 （二）公共基础设施作为普惠驱动：印度模式 印度案例展示了一条与私营超级应用截然不同的道路：公共基础设施之路。统一支付接口（UPI）在印度国家支付公司（NPCI）框架下于2016年推出，取得了惊人的成果。2026年1月，该系统的月度交易量达到217亿笔。 UPI之所以不同于一个简单的支付系统，关键在于其架构：它开放、可互操作，并基于公共标准，使数百款私营应用——GooglePay、PhonePe、Paytm——能够接入同一套即时清算网络。竞争在应用层推动创新，而基础设施保持稳定并向所有主体开放。世界银行指出，印度如今已成为少数几个男女银行账户拥有率差距几乎消失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并非巧合：这是制度设计的结果。 （三）非洲与一体化生态系统的挑战 非洲正以日益浓厚的兴趣观察这一模式。尼日利亚的OPay——由亚洲投资者支持，并深受亚洲超级应用模式启发——通过对早期用户进行大规模补贴 实现快速增长，随后再逐步变现。Chipper Cash则在应对非洲跨境汇款问题；其在整个区域仍是成本最高、体验最令人沮丧的金融流程之一。 但草率的分析往往会忽视一个结构性障碍：碎片化。中国与印度拥有十亿级人口的国内市场，且在各自境内共享统一语言、货币与监管框架；而非洲由54个国家、数十种货币与拼布式监管体系构成。打造泛非超级应用并不等同于在中国开发一个微信；它更像是为整个欧洲开发一个微信，只不过市场之间的接口远没有那么顺畅。这既是主要的结构性障碍，也是本领域最具刺激性的智识挑战之一。 专栏2——尼日利亚的OPay：亚洲模式的转移与再适配 2018年，Opera——一家在亚洲具有强大业务布局的挪威集团——在尼日利亚推出OPay，其策略直接仿照中国超级应用：通过“烧钱”形成临界规模，然后将金融服务货币化。 该应用自称与滴滴、Grab或Gojek相似。 这一赌注在短期内获得回报：不到两年即实现数以百万计的日交易量。真正的问题——仍未有答案——当补贴枯竭之后，这一模式是否仍具可持续性。非洲擅长吸收亚洲创新；但在长期的精细化调校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四、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主权与普惠 （一）数字人民币（e-CNY）：中国模式的架构与含义 中国在2020年推出数字人民币（e-CNY）时，首要目标并非普惠金融。作为全球最早部署的零售型CBDC之一，e-CNY实现了最大的运营规模；它服务于多个并行目标：强化对支付体系的控制权；夯实现代化货币基础设施，并最终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尽管普惠与支付现代化同为该系统的官方目标之一，但相较于货币主权与强化对支付基础设施控制权的迫切性，普惠仍居次要地位。 非洲央行决策者注意到的是，这种货币赋予政府的能力：交易的完全可追踪性、对用途条件进行编程的可能性，以及对所有经济活动的实时可视化。这一结构为政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力，既突显了其在货币政策上的系统价值，也引发了关于隐私与金融自主权的正当担忧。这种两面性使得中国经验既具有启示意义，也让寻求借鉴的非洲决策者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谨慎。 （二）非洲的CBDC倡议 尼日利亚于2021年10月推出eNaira，成为首个推出官方CBDC（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非洲国家。其宣示目标明确聚焦普惠：简化支付流程、降低汇款成本，并触达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人群。初期采用情况令人失望。随后在2022年，尼日利亚央行决定大幅限制现金提取——这一举措自动加速了eNaira的使用。 虽然该举措对使用数据的影响立竿见影，但其对公众信任的影响则更为模糊。通过强制手段推动用户使用，难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加纳的e-Cedi仍处于试点阶段，则采取更为渐进的策略，重点是为用户创造价值，而非依赖监管手段来硬性推动。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非洲监管当局正在探索一种CBDC架构：不破坏现有移动货币生态系统，而是与之整合。这是一项制度工程挑战——亚洲金融科技渗透率很高的国家也将不得不面对这一挑战：如何把政府发行的货币引入私营生态系统而不扰乱既有的有效机制？非洲正在回答这个问题。 专栏3——摩洛哥的“双重数字路径”：e-dirham与加密资产监管 摩洛哥经验体现了CBDC最具挑战性的方面之一：在引入主权数字货币的同时，不削弱既有的银行中介体系。摩洛哥中央银行（Bank Al-Maghrib）以循序渐进方式推进e-dirham试点：第一阶段开展点对点转账，第二阶段推进跨境支付，并与世界银行和埃及央行合作实施。指导原则十分明确：在现代化支付基础设施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