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投资品生产和构成的变化如何削弱了投资在货币政策向劳动收入和消费传导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投资品生产的结构性变化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放大效应减弱,从而降低了货币政策对劳动收入和消费的影响。
主要发现:
- 投资构成变化: 1947 年以来,美国投资品的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知识产权产品"(IPP)占比大幅上升,从 1950 年左右的 GDP 的 1% 上升到 2024 年初的 5.5% 以上,而设备、耐用品和建筑等有形资产投资占比则相应下降。
- IPP 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低: IPP 投资对货币政策的反应远低于其他投资类别,这与企业层面的证据一致,表明 "无形" 投资支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相对较低。
- 国内劳动含量下降: 投资品和耐用品的国内劳动含量从 1963 年到 2023 年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设备、耐用品和建筑中进口份额的增加,以及国内价值增值劳动份额的下降。
- 模型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三种投资品的小型开放经济新凯恩斯模型,研究发现,与 1960 年代相比,2020 年代的美国经济中,劳动收入和消费对实际利率冲击的反应分别弱了 23% 和 17%。
- 净出口的影响: 模型预测,在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下,净出口在短期内会下降,随后转为正值。这是因为冲击后对进口的需求增加(主要由进口密集型投资推动)超过了较弱汇率下出口的增加。
结论:
投资品生产和构成的变化削弱了投资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导致劳动收入和消费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下降。这可能导致央行在应对高通胀和低需求时面临更大的挑战,例如需要更大的利率降幅来刺激经济,或者更容易受到有效下限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