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声量

编者按 从极端高温到洪涝干旱，天气不再只是“背景”，而是农业命运的主宰。气候变化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改变作物产量、种植区分布和农民的生计方式，也正在改变我们餐桌上食物的来源与价格。 但正是这些细碎的实践，构成了中国生态农业的底色。这些农人正在探索一种更具韧性的粮食关系 ：让土地不仅生产食物，也孕育社群 ；农人不仅在种地，也在重新定义生产与生活的含义。 本期《青年声量》集合了青年观察者、消费者与新农人的视角，带你从餐桌走向土地，探索粮农系统和农业社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转型方案，破除迷思，看见转型在生活的日常中划过的注脚。 在第二章，我们的视角将延展到更广阔的系统，看农村社区在气候风险中如何“再生”，在不确定性中维持生计与尊严。 在第二章的案例中，我们将看到，农业转型不只是技术更新，而是一系列社会系统的重新配置 ：产业如何在“生态”与“经济”之间寻找平衡，金融如何成为风险管理的新工具，政策如何让低碳理念落地到田野。 本刊的第一章，试图回到看似普通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食物，从哪里来 ；我们以后的食物，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习以为常的“标准化蔬果”“高效率农业”，其实建立在高投入、低利润与生态透支之上。当土壤被压实、地下水被抽干、农药依赖成瘾，农业就变成一场与自然对抗的工业逻辑。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农业”作为一种自救的尝试，开始了一场艰难的重建。 有的社区选择转向新型生态产业，以恢复被破坏的土地 ；有的牧区尝试通过保险与信贷降低极端天气的冲击 ；也有农妇在缺水的土地上总结出自发的应对经验，构建起非正式的社会互助网络。 在这一章，读者会认识一群“现代陶渊明”，他们将带你看到生态农业并不是田园牧歌般的浪漫。他们留草护土、堆肥轮作，不是为了标榜“环保”，而是为了让土地恢复呼吸。他们面对的挑战，有肉眼可见的——气候异常、产量不稳、认证制度的壁垒 ；还有不太容易看见的——市场对“非标准品”的排斥、与消费者建立信任的困难、对制度性支持的等待。 从这些地方性的实践中，我们更能理解 ：农业绿色转型的真正挑战，在于资源能否抵达最前线的个体。一个有效的气候行动体系，需要同时关注产业效率、社会公平与在地知识的延续。只有当个体都成为“气候治理”的主体，绿色转型才可能成为乡村自我修复的持久力量。 国内的生态农业实践主体大多是以家庭或合作社形式运营的“生态小农户”，种植面积通常在10至 100 亩之间。由于不依赖农药、化肥和转基因种子，他们往往选择更复杂但更生态友好的方式维护土壤结构与生物多样性。 阿威发现，一些传统老品种的瓜果蔬菜不仅在风味上更接近自然本味，在面对本地气候条件时也展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抗旱、抗虫，产量也相对稳定。 然而，生态农业无疑是一种产量小、供给不稳定、回报更缓慢、成本更高的尝试。这也意味着生态农业进入主流消费市场的过程困难重重。 比如，使用“自然农法”的农户阿威通过保留地表植被（如留草）来保护土壤结构、维持水分，来降低灌溉、施肥与机械投入的成本，同时提升土壤的保水性与生态稳定性。 成本 消费者想要的便宜好菜，农户还能撑多久？ 与之相对的，是主流农业中重度机械耕作所带来的土壤压实问题 ：大型农机长期作业将底层土壤压得板结，导致排水能力变差、雨季易涝 ；而在干旱季节，上层松散土层又无法有效储水，使作物生长更加依赖外部灌溉与施肥。这种“头重脚轻”的土壤结构，不仅降低了土地自身的调节能力，也让农业系统对外部投入的依赖愈加严重。 为了保护土壤和生物多样性，生态农业不依赖化肥、农药、除草剂，也不使用转基因种子。这些“懒散”其实意味着更多的人工投入、更长的修复周期以及更高的运营成本。 作者侯好雪 陈丹冉 麦贝琪 袁漪琳导师刘晓慧编辑袁漪琳项目沃土气候田野营 2025·银林农场 以笔者调研的广州从化银林农场为例。郭锐是该农场的经营者，从事生态种植已有 10 年。据他反馈，银林农场初期的土壤有机质仅为 1%，通过持续堆肥和轮作改良，经过了十余年才终于提升到 3.5%。 相反，生态农业强调“少扰动、多覆盖”，通过改善土壤生态循环，使土地逐渐恢复自身的呼吸能力与承载力。 买菜的时候“挑肥拣瘦”、追求“物美价廉”，是消费者的本能。 在今天的菜场和超市里，生鲜蔬果往往被整齐摆放，从色泽到大小 , 从光泽到形状，都经历过标准化的筛选和加工，越是美观、无瑕、饱满越受欢迎。为了农产品在生产运输环节的效率最大化并保障其外观质量，生产端往往选择抗病性强、外观一致的品种，并采用密集施肥、统一除草、定向催熟等手段。 标准化的商品逻辑遮蔽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和辛劳。因此，除了在天气剧变时能直观感受到菜价波动外，今天的消费者平时几乎很难意识到“物美价廉”背后的真实成本。我们很少去追问 ：这些农产品是如何被种出来的？它们是否经历过干旱、暴雨、病虫害？农户为了控虫控病是否不得不高强度依赖农药和化肥？以及，当一季歉收发生时，是谁在承担损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农业的概念被提出来，回应工业化农业带来的环境与社会失衡基础上孕育而出的全球趋势。其核心是将生态学与社会学原则引入农业体系的设计中，实现人与自然、人与食物的和谐共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式是“参与式保障认证”（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 PGS）。 与 传统有机认证由第三方机构审查不同，PGS 由农户、消费者、农业专家、社群组织共同参与生产监督与标准制定。它强调地方性、过程透明和持续交流，认证费用大幅降低，同时保留了对农场生态实践的基本保障。在广州及珠三角地区，沃土工坊、食通社等民间平台已协助部分生态农户建立小范围的 PGS 互认证网络，替代了高成本的商业认证。 即便个别生态农产品外观合格，其较高的采购价也使得超市难以接纳。最终，这些产品往往只能转向替代性渠道，如微店、农夫市集或社群团购，客户密度低、销售半径短，市场风险更集中。 至 10 万元不等的费用，还必须满足包括“农场 3 公里范围内无污染源”在内的严格环境要求。这些标准本质上是为大规模、设施完善的农业企业量身打造。 “生态农业”对于消费者而言也仍是一个不熟悉的品类。根据调研，有超过 60% 的消费者无法准确区分“生态种植”与“有机认证”。两者在概念上的混淆导致许多坚持自然农法、但尚未或无法获得官方认证的农户陷入尴尬 ：他们的努力难以在价格上获得市场承认。 小秦的银溪农场离银林农场不远，有 9 亩果园，果树类型也比较单一，以番石榴、荔枝为主。2024年，他种的番石榴经历暴雨后口感变差，“卖不上好价钱”，他只能折价销售。 除了认证体系的替代，生态农户还尝试通过“共识型消费关系”来重塑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信任纽带。例如，银林农场采用 CSA（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让消费者提前支付季节套餐费用，作为对农场的预付款。这不仅帮助农场缓解现金流压力，也让消费者在种植季节承担起一部分风险。即使因气候因素出现减产、掉品质，参与者也更容易体谅背后的自然原因，而非将其简单等同于“服务失误”或“商品不合格”。 “大家来我这里买食材，是出于质量、价格的综合考虑。如果天气不好导致果实质量下降，我也要负担责任，而不是说怪天气。比如说，为什么我不能学习更好的技术去经营果园，抵抗气候的变化呢？”小秦笑着说。有一些通过直播销售果子的同行会在视频直播中提及天气的异常对果农的打击，并呼吁观众多购买来支持果农。他并不想靠这样的“感情牌”招揽顾客，还是想靠稳定的质量留住顾客的信任。 因此，他种一斤生态蔬菜的种植成本通常是常规蔬菜的 2-3 倍。 而消费者的心理价位却很难覆盖这一差额。根据调研，虽然 75% 的消费者表示认同生态农业理念，但真正愿意支付 30% 以上价格溢价的，仅有 23%。生态农户的毛利率长期维持在 15%-20%，远低于农业行业平均水平（25%）。 郭锐种的白萝卜也曾因为干旱出现空心现象，大规模歉收。郭锐在买家群详细说明了天气异常的情况和它对白萝卜生长状况的影响，希望以获得买家的理解，并主动追回质量不达标的萝卜。他无奈地表示，最近的气候异常很频繁，很难继续依赖过去十几年积累的务农经验。几年前的霜冻让番茄损失惨重 ；去年的暖冬和倒春寒后的异常降雨，也让农场的荔枝几乎绝收。有时候，他也会和熟悉的老买家提起这些难处。 更进一步的，是农场“生活化”的转型。在银林社区，许多生态农户将农场打造成“半公共空间”，通过组织田间学校、共学营、亲子农耕体验等活动，让消费者走进土地、参与劳作。消费者不仅是买菜人，更是种地人、学习者、陪伴者。他们看见果实在风雨中长出虫洞，也知道每一根蔬菜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 另外，生态农户面临的成本压力还亟需制度性支持。当前的农业补贴体系仍以“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为主导，侧重扶持大田种植和集中连片经营。例如，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通常要求单宗土地面积达到50 亩以上，且以粮食作物为优先补贴对象。对于像银林农场这样的生态小农而言，尽管其总耕作面积已超过 80 亩，但由于采用多样化、分散式种植方式（如一块地种几种作物、轮作混种等），很难满足“单宗”面积的技术性门槛。 更现实的问题是，一旦出现极端天气或物流波动，例如蔬菜种类减少、配送延迟、果实口感波动等，消费者很容易将这些变化误解为“偷工减料”或“质量不稳”，并迅速放弃购买。有调研显示，有高达65% 的消费者并不了解“气象指数险”或“CSA（社区支持农业）”等生态农业中的风险共担机制，因此在遇到损耗时，倾向于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农场一方。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信任断裂，不仅增加了生态农户的运营压力，也让他们在市场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解释、不断证明的状态。 农场主小秦会称自己的顾客为“来一起干活的朋友”，阿威将客户称作“像亲戚一样互相支持”的人，他们说的其实正是这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微型信任网络。 信任与认证 销路 当前的农业监管体系要求农户通过“标准化流程”，而生态农业本身却是一种“反标准化”的在地实践。由于缺乏可信的认证背书，生态农产品很难走进消费者的家门。 但这种靠时间和情感积累的信任路径毕竟效率有限、覆盖面狭窄，仍难以支撑生态农业在更大范围内的扩展。 替代信任机制 生态农产品是“非标品”。它们的形状、颜色、大小，受种植方式、天气与土壤差异影响明显，不可能实现外观上的统一。这种“不完美”的蔬果，在追求标准化的超市体系中几乎没有生存空间。 在这种局面下，部分生态农户选择直接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形成社群。例如，银林农场主动向消费者公开种植过程、土壤改良记录及作物变化信息，通过社群分享农场日常、组织田间参观和农耕体验活动。 如果没有制度的承认、政策的配套，它仍难以成为生态农业进入主流市场的稳定支撑。因此，如何在国家认证与社群信任之间，搭建起低门槛、高参与度、具合法性的新型信任机制，是生态农业下一步发展的关键议题。 首先，制度性认证体系对生态小农并不友好。虽然有机认证被视为生态农产品通往正规市场的重要通行证，但其现实门槛极高。在中国，一套完整的有机认证流程通常需要1 至 2 年完成，期间需要支付 5 批发商与连锁超市普遍优先采购色泽亮丽、规格统一的蔬果，对虫洞、黄叶等自然痕迹容忍度极低。 PARTI>>>从餐桌回溯土地 ：走进生态农业的真相 农民生计和环保，只能二选一吗？ 02 作者吕文雯 张子琪 邵玉凤 陈佳妍导师陈敏芳 马艺嫣编辑袁漪琳项目第五期气候共学营·农村气候适应与社区可持续发展主题组 农户作为土地的直接使用者，依靠土地生存，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是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生态良好、土壤肥沃的区域例如湿地，是农民的宝地，也是各种其他生物所向往的生境，由此出现的矛盾也时有发生。 从现行数据来看，大部分地区生态保护措施对农户的生产生活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仍有矛盾存在。农田保护红线与生态保护红线不够协调，部分地区尤其是平原地区存在“耕林相争”的问题。耕地保护与国土绿化、生态退耕间存在矛盾，而农户在其间左右为难。再比如，三江源地区的雪豹咬死了牧民的牲畜，雪豹又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