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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经济 〖分析专栏〗 【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的可能性上升】 中国作为贸易顺差大国，一向面临着各种贸易摩擦。其中以中美贸易最为重要，贸易摩擦也最多。在特朗普竞选期间，曾多次威胁要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中美元首4月份在海湖庄园会面后，同意达成“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为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搭起一个基本框架。随着“百日计划”时间过去，双方如何评估成果，将会影响下一步中美经贸关系。 从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的跟踪来看，中美贸易关系的前景并不乐观，甚至有可能恶化。一类重要的迹象是，美国媒体越来越多地谈到中美贸易战问题。据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采取相关贸易举措，一方面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加强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国放宽对美国企业需先共享先进技术，方能进入中国市场的相关规定。之所以选择知识产权向中国施压？一方面源自美国商界对于中国知识产权政策、市场准入条件等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可能会禁止外资进入人工智能等行业的担忧。 在美国国内，有许多企业批评特朗普政府在知识产权领域对中国的态度不够强硬。随着中国计算机及软件企业日渐成为全球范围内强有力的竞争者，这种不满的情绪与日俱增。此外，还有一些企业担心，中国会禁止外资进入那些中国政府重点投资的产业，包括集成电路、先进机床设备以及人工智能等。鉴于美国商界普遍不满的情绪，白宫预计，对中国知识产权的打压会在美国企业界得到广泛的支持。 据《华尔街日报》透露，美国政府如果对中国启动贸易行动，有两根“大棒”可供选择：一种是启动1974年颁布的美国贸易法第301条，该条款被称为“美国贸易政策的基石”，旨在保护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利，对其他被认为贸易做法“不合理”“不公平”的国家进行报复。根据这项条款，美国可以对它认为是“不公平”的其他国家的贸易做法进行调查，并可与有关国家政府协商，最后由美国总统决定采取提高关税、限制进口、停止有关协定等报复性措施。上世纪70、80年代，301条款曾被广泛使用，但自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以来，使用301条款的情况已基本消失。过去20年来，美国政府都是通过WTO机制解决几乎所有的贸易申诉，而很少动用301条款。 另一种方案是启动1977年的《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该法案赋予美国总统广泛的权力，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管控经贸活动。该法案的初衷是让总统有权对美国的敌人施以经济制裁，使总统可以轻易冻结几乎与任何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尽管该法案仅适用于美国出现“异乎寻常的严重威胁”之际，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Gary Hufbauer）认为，鉴于法院从未对美国总统宣称的“国家紧急状态”提出质疑，这一状态其实很容易达到。 除了媒体和智库的推动，美国政府官员对华情绪的公开化值得高度关注。据财新网报道，8月1日，美国国务院以国务卿蒂勒森的名义发布了一份“极其罕见”的新闻简报，蒂勒森指出，中美关系经历了长达40多年的“无冲突”状态，如今正处在十字路口上。这种长期的无冲突状态为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也令美国和其他国家受益，这定义了过去四五十年间的中美关系。但是，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将在世界经济中继续扩大其重要影响力，而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枢纽时期（a pivot point）。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该如何定义未来50年内的中美关系？该如何在中美双方及世界各国均受益的情况下确保经济繁荣？蒂勒森并不讳言“我们将会有分歧，我们也确实有分歧”，但在两国存在分歧的地方，该如何以不发生公开冲突的方式解决这些分歧？蒂勒森还提出，过去曾取得过成功的政策必须继续坚持，但美国也意识到，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仅仅依靠过去，可能并不会有助于中美任何一方。 7月30日，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也投书《华尔街日报》，他措辞强硬地表示，相比美国，反倒是中国及欧盟在建立高昂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罗斯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已释放出清晰的信号：对那些会让美国工人和企业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是时候该平衡贸易政策，使贸易往来变得公平、自由、互惠。罗斯援引WTO及美国商务部公布的2016年贸易数据称，美国对中国及欧盟的贸易赤字分别达到3470亿美元和1468亿美元。在22个主要进出口商品类别中，中国对20个商品类别的进口关税高于美国，欧洲则有17个高于美国。罗斯还指责中国及欧盟在非关税壁垒方面 对美国商品也非常严苛，其中包括登记和获得进口认证的程序繁杂且不合理、尤其是农产品进口设置的卫生标准不合理、强制性技术转让等。 对于这些变化和迹象，安邦咨询的智库学者认为情况有些非同寻常。美国媒体、高级智库机构（如CSIS）、美国政府官员都在集中讨论贸易战的问题，显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的影响、冲击以及可能性不能忽视。结合这样的背景去看中美会谈期间出现的意外状况，可以相信这种意外状况已经发出了信号。中国方面要警惕的是，美国在对华贸易领域，启动一场贸易战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目前来看，支持上述判断的主要理由还有如下几点：（1）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处于一种陷阱状态，如同原本的预测一样，他所承诺的各种大事，实际做不了什么，只是在移民等领域找软柿子捏捏，要改变这种状况，贸易战是一个政策选项；（2）中美贸易战有可能进一步刺激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至少也会吸引更多的制造业考虑在美国市场的直接投资；（3）改善中美贸易之间的逆差，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但它在政治上有意义，起码出现了一张特朗普政府可以打的牌；（4）贸易战对中国有着伤筋动骨的影响，因为经济战与周边的地缘冲突和摩擦不同，对中国的世界地位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所以美国的保守派也愿意看到中国在这方面陷入困境。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综合多种迹象来分析，安邦的智库学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应该高度警惕，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的可能性，美国方面这次不仅仅是说说而已。（NHJ）返回目录 〖优选信息〗 【形势要点：财务风险评估对国企境外投资决策远远不够】 近日，财政部印发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办法》（财资〔2017〕24号，于8月1日起正式施行。值得注意的是，传统财务制度一般仅涉及事中和事后管理，而《办法》专章对境外投资事前决策的财务管理提出要求。对此，财政部官员解释，调研发现，事前决策不科学、不履行必要程序是造成国企境外投资失利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部分企业管理层对财务可行性论证和财务风险预判重视不足，个别企业甚至在财务部门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仍决定开展境外投资。如果财务不能在前期决策发挥应有作用，事中和事后财务管理得再好，也只能是亡羊补牢，效果有限。为此，《办法》 就以下几方面作出规定：一是要求企业在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财务总监、首席财务官）等领导班子成员中确定一名主管境外投资财务工作的负责人，确保决策层有专人承担财务管理职责。二是以并购、合营、参股方式投资境外目标企业（项目），投资方要组建包括行业、财务、税收、法律、国际政治等领域专家在内的团队，或者委托具有能力并与委托方无利害关系的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形成书面报告。其中，财务尽职调查重点关注目标企业（项目）所在国的宏观经济风险和目标自身的财务风险。三是要求企业组织内部团队或者委托具有能力并与委托方无利害关系的外部机构对境外投资开展财务可行性研究。结合投资方自身的发展战略和财务战略，对关键商品价格、利率、汇率、税率等因素变动影响境外投资企业（项目）盈利情况进行敏感性分析，评估相关财务风险，并提出应对方案。对投资规模较大或者对企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的境外投资，要求企业分别组织开展内部和外部财务可行性研究，承担可研的团队和机构要独立出具书面报告，如果内部和外部可研结果不一致，企业应慎重决策。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团队认为，对于以规避风险为目的国企境外投资而言，仅仅从财务角度提出风险评估是远远不够的。根据安邦研究团队对“走出去”风险的多年跟踪研究，国企境外投资首先要围绕决策来做系统的风险跟踪研究和评估，综合决策是最重要的，而财务分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A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江苏省委书记谈区域竞争就是制度供给竞争】 近两年，国内经济增长的整体趋势放缓，实体经济发展受困，债务风险不断增大，地方经济如何发展？地方改革如何突破？恐怕还要靠改革。今年稍早时候，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在与县委书记的会议中提到，面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办法只有一条，就是改革。改革的本质是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制度供给比要素供给更重要，好的制度可以吸引集聚更多更高端的资源要素。李强表示，制定出台一些临时性、救急性的政策都属于“浅刺激”、“微刺激”，唯有改革才是真正能发挥长效作用的“深刺激”、“强刺激”。从一定意义上讲，现在区域间的竞争已经成为改革的竞争，成为制度环境和制度供给的竞争。谁在改革上赢得先机，就能取得发展的主动权。李强表示，对江苏改革的成果还不能估计过高，企业和群众反映，改革的“风”虽然刮起来了，但是“风力不强”，一些顽症难题还是“岿然不动”，老百姓和企业获得感还不够多。以行政审批改革为例，政府要更加彻底地“放”、更加有效地“管”。该市场发挥作 用的，一定要放开。政府发挥作用，是要“更好”而不是“更多”。要以放为原则，不放为特例。目前省级累计取消下放了709项审批事项，占到79.8%。但还有一些审批事项，表面看有道理，事实上却束缚了市场活力、干扰了公平竞争。据江苏省作的调查，企业从市场准入到生产经营，还要过“五关”：首先是注册开业关，前置审批减少了，但还有164项后置审批，拿照容易开业难；其次是施工许可关，从拿地到建房至少需要22个流程、66道审批，“穿着衬衫去申报、到穿棉衣的时候才得到答复”；第三是开工生产关，盖了厂房，装了流水线，还要取得一系列生产许可，涉及100多个门类1000多个品种，每个许可证缴纳明的暗的费用在2万到10万元之间；第四是政策申请关，要想享受到政策支持，还需要这个部门审、那个部门批，经常是“好看吃不到”；第五是年检年审关，企业的各类许可证都涉及到年检年审，虽然现在要求改为“年报”制，但是通过中介、“第三方”环节，以服务之名，行垄断强制收费之实，成为企业难过的“年关”。这一关一关地加起来，就像一个“套娃结构”，层层束缚了企业活力，推高了制度性交易成本。（L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联通与阿里、腾讯合作引发混改猜想】 8月2日，一份中国联通要求在浙江、广东两地分别设立阿里、腾讯合作运营中心的文件流传。这份下发于5月2日的文件显示，中国联通在广东、浙江分别成立腾讯合作运营中心、阿里合作运营中心，为省级分公司部门级，分别负责腾讯王卡和蚂蚁宝卡的推广、运营及销售等。腾讯合作运营中心内设T项目运营、渠道支撑两个部门。阿里合作运营中心内设研发、合作运营两个部门。两中心采取垂直管理和属地管理相结合的模式，业务管理、预算考核、投资立项等由集团总部负责，现场及日常管理分别由广东、浙江分公司承担。具体到预算方面，腾讯合作运营中心、阿里合作运营中心预算单列，由集团公司统一管理，纳入总部电子商务部整体预算。初期两个运营中心所提供的服务也不与各经营主体进行结算，后期根据业务发展情况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匹配资源及考核管理。联通内部人士证实，两中心自发文之日起就已经设立，目前招聘相人员。两个运营中心的设立主要是因为业务发展需要，等于是在集团电子商务渠道部门下专门设立了与阿里、腾讯对接的机构。今年5月，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介绍，与腾讯的合作主要聚焦在个人消费市场，比如将微信、QQ作为电子渠道，中国联通与腾讯合作推广大小王卡，半年时间已增加了2000万用户；与阿里的合作主要聚焦在集 团、企业客户，大概为联通带来了200-300万新增客户。有联通省分公司高层表示，“不管是否混改，中国联通拥抱互联网，与互联网公司的合作肯定是会有的。”要指出的是，2016年9月28日，发改委部署国企混改试点相关工作，将东航集团、联通集团、南方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