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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部安全风险展望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由傅莹创建,是聚焦国际战略与安全领域研究的清华大学校级智库。中心有两大目标:一是研究国际秩序、国际关系及战略与安全问题,跟踪国际形势变化,为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向社会传递理性专业声音;二是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阐释和传播中国的理念和政策主张,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提升清华大学在战略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影响力。 中心实行管委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设立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术指导和顾问机构,中心下设美欧研究、全球治理研究、欧亚研究、人工智能治理等研究方向,设有致力于国际传播的子品牌“中国论坛”以及覆盖国内外一流高校的学生学术项目“战略青年”。 一、内容摘要:2026 年风险总态势……… 02 二、年度十大核心风险排序总览………… 03 三、地缘政治与军事安全风险…………… 04 风险一:台海风高浪急… ………………04风险二:危墙之邻… ……………………05风险三:南海十年之痒… ………………06风险四:未终之局… ……………………06风险五:沉默的引信… …………………07 四、经济金融与产业链安全风险………… 07 风险六:渐合的围墙… …………………07风险七:当泡沫遇见顺差… ……………08风险八:跨过临界点… …………………09 五、非传统安全与新兴风险………………… 10 风险九:数字穹顶的裂痕… ……………10风险十:漫长的承压弧线… ………………11 附记:展望前景的校准参考………………… 12 本报告基于对数十位相关领域资深专家的系统性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综合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对 2026 年中国面临的外部安全风险进行全景扫描、分级评估与趋势展望。 一、内容摘要:2026 年风险总态势 2026年是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深刻重塑的关键之年。美国国内政治强烈的不可预测性,可能导致特朗普政府落实中美两国“釜山共识”的意愿与能力面临严峻考验;日本高市早苗政权的右翼“狂奔”深化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恰逢南海仲裁案十周年,南海局势面临新的引爆点。与此同时,俄乌冲突进入“终局博弈期”,无论博弈导致停火还是冲突扩大,都将深刻影响大国战略重心的分配与对华压力的传导方式。 从全局来看,2026年中国外部安全风险呈现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三海联动”风险空前突出。东海、台海和南海三条战线可能在美国战略策动下出现共振效应,这在近年来尚属首次达到如此集中的程度,形成对中国周边安全的系统性压力。日本插手台海意图增强、菲律宾在南海挑衅频次上升、美国维持“拒止防御”战术的前沿部署,三者之间的策略联动正在从概率风险演变为趋势性现实,任何一个方向的摩擦升级,都可能引发其他方向的连锁反应。 第二,经济安全与地缘政治风险的交织叠加。美国中期选举后,无论结果如何,其对华科技封锁都可能从“交易式冲击”转向“体系性围堵”。欧盟碳关税落地、对华“经济安全化”制度化升级以及美国组织的关键矿产联盟取得实质进展,三重压力下中国企业面临的合规风险、供应链断裂风险和市场准入壁垒将显著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中国超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正在中国之外引发第二次“中 国冲击”叙事,多国保护主义反弹可能形成与中国经贸摩擦的广泛阵线。 第三,“灰犀牛”与“黑天鹅”共存的复合风险态势。台海紧张、南海对峙、科技脱钩等可预见的高概率风险持续积累;朝鲜核试验、伊朗政权动荡、主要大国领导人遭遇意外、AI泡沫局部破裂和美国国债危机等低概率但高冲击事件的触发条件也在同步成熟。多风险源的并发与共振,对中国战略研判能力和危机管理机制提出了极高要求。 本报告综合数十位资深国际安全专家的判断,从地缘政治与军事安全、经济金融与产业链、非传统安全三大维度,识别出十大核心风险,并对认知偏差进行专题分析,力求为2026年的战略预置和政策储备提供系统性参考。 二、年度十大核心风险排序总览 以下排序综合考量风险的发生概率、潜在影响烈度、可控性与关联性四个维度,按照风险水平由高到低进行排列。 三、地缘政治与军事安全风险 风险一:台海风高浪急 风险概述 台海形势是中国安全的首要风险。2026年台海风险并非来自单一方向,而是台湾当局推进“台独”活动、美国对台军售与官方往来扩大、日本深度介入三股力量的汇聚与共振。值得高度警惕的是,2025年12月特朗普签署的《台湾保证实施法案》为美国放宽对台交往提供了法律依据,日本和欧洲个别国家可能跟随效仿。 关键触发节点 2026年存在多个高风险时间窗口。4月至5月间,若中美高层互动出现突发事件,台湾地区领导人可能在“520”就职周年制造挑衅。下半年美国中期选举阶段,美国政客打“台湾牌”的动力显著上升。此外,台湾岛内“九合一”选举前后,民进党可能操弄“抗中”议题绑架选情。美军为强化“拒止防御”战术,可能部署智能化无人武器装备,在多个层面增加紧张和冲突升级风险。 日本因素的特殊危险性 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正在迅速激化。高市早苗政权可能在诸多方面持续冒进,如派遣现任部长级官员窜访台湾地区、邀请台湾地区前任或现任领导人访日、出售或转让海警船只、在官方文件中将台海问题与日本安全直接挂钩等。 “第三方绑架”风险 需要特别关注第三方或非国家行为体对台湾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2027时间表”叙事以其他形式再次甚嚣尘上、以及欧洲个别国家领导人以现任国家元首身份访问台湾等。这些事件虽为小概率,或将产生巨大的冲击。 风险二:危墙之邻 风险概述 2026年中日关系面临自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的考验。高市早苗的右翼政治底色不会因经济利益而软化,这已被其上台后的一系列挑衅行为所证实。中日关系的风险已从“可控摩擦”向“结构性对抗”演变,政治基础持续受到侵蚀。 高市执政走向与关键时间节点 2026年上半年,高市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自民党在大选中获得空前胜利,高市将拥有更多政治资本推行右翼政策,包括出台新的“安保三文件”。最危险的节点在10月秋季例行大祭期间,若高市参拜靖国神社,尚未回暖的中日关系将跌入谷底。高市所代表的势力会进一步煽动“中国威胁论”,利用中日矛盾激化推动其强军修宪的政治议程。若如此,11月深圳APEC峰会可能受到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冲击。 军事安全维度的升级风险 日本在以下方向的动作或值得高度警惕,如加大在冲绳地区军事存在,在钓鱼岛海域采取挑衅手段,加快美国导弹和反导系统入驻,突破“无核三原则”的最后一条“不运进”。中日海上或空中碰撞的风险长期存在,而高市治下日本社会民粹主义上升的趋势可能导致个别针对在日华人的摩擦事件被放大,倒逼两国关系进入对抗模式。 风险三:南海十年之痒 风险概述 2026年南海面临双重结构性压力,一是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拥有议程设置权,可能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推向新高度;二是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菲律宾可能利用这一节点策划法律与军事双重挑衅。南海争端升级的影响不仅限于地区安全,更将直接冲击中国能源供应、贸易通道和与东盟整体经贸关系。 核心冲突场景 菲律宾可能将仲裁案内容强行纳入“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文本,同时派遣军舰强闯仁爱礁进行补给和加固。中菲围绕仁爱礁的舰船对峙一旦出现擦撞导致人员伤亡,局势将急剧升级。美日与菲律宾的联合巡逻和演习频次上升,或使南海问题从双边争端演变为多边对抗。 经济外溢效应 即便未发生军事冲突,短暂的航行限制、关键航线保险费飙升或半导体供应链延迟,都将迅速反映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东盟是中国连续16年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突破7.3万亿元。南海争端升级可能干扰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影响这一关键经贸纽带的稳定性。 风险四:未终之局 风险概述 2026年上半年,俄乌冲突进入“政治终局”的关键过渡期。在各方强力推动冲突走向终结的战略趋势下,在战术层面既有可能表现为冲突降温甚至停火,也有可能表现为冲突规模的短暂扩大。两种情景将给中国带来不同的战略压力。 冲突持续的风险 若冲突升级,存在外溢至波罗的海国家乃至引发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冲突的 可能。波兰与白俄罗斯边界可能再次关闭,直接威胁中欧班列通道安全。欧美可能对华施加更大压力,要求中国在停火中发挥作用。同时西方国家也可能在贸易制裁和出口管制方面形成对华双重地缘压力。德国和日本都可能借局势紧张推动“正常国家”战略。 停火达成的风险 若美国主导实现停火或美俄达成战略交易,对中国同样存在不利因素。中国或将面临美国战略重心对华“全神贯注”的压力;俄罗斯在战后可能寻求外交多元化以减少对华依赖,在安全问题上对华支持力度下降;欧洲和乌克兰可能将“中国支持俄罗斯”作为借口,强化对中国周边海洋安全事务的介入。 风险五:沉默的引信 风险概述 朝鲜半岛是2026年最具“黑天鹅”属性的风险源之一。朝鲜可能进行第七次核试验或试验核武器远程载具,引发半岛局势骤然紧张。此外美韩若修订《原子能协定》触发朝鲜强烈反应、甚至美朝关系突然取得突破,上述任何一种情景都将根本性地改变东北亚安全格局,对中国边境安全和地区影响力构成重大挑战。 四、经济金融与产业链安全风险 风险六:渐合的围墙 风险概述 2026年下半年,伴随美国中期选举政治周期,中美科技关系面临从“交易式冲击”向“体系性围堵”的质变风险。若国会分治或民主党、共和党建制派势力抬头,美国行政部门将继续呈现特朗普基“多点、单边、不可预测”的政策模式,但是国会则会在“体系性、多边、长线围堵”的对华政策模式做出新动作。在此场景下,中国科技产业面临的施压更为严峻,可“交易”的空间愈发狭窄。 关键领域与机制 美国联合日本、荷兰和英国推动的“科技繁荣计划”可能取得新进展,进一步巩固对华技术壁垒。具体措施包括:更严格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GPU和光刻机关键组件,扩大技术代差;建立替代中国的稀土供应链,削弱中国的资源反制能力;通过“受控依赖”策略将中国AI产业锁定在美国技术栈之内,延缓中国国产替代进程。 深层影响 受科技管制与外资政策调整的双重影响,高技术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将面临显著波动。企业资本开支因设备缺口加大国产替代投资,推长回报周期并压缩中短期利润。跨国企业或重新评估在中国布局高端制造业的风险。更深层的挑战在于,若物理智能在硅谷加速落地,美国在机器人操作系统、智能工厂平台等实体融合领域率先突破,中国可能面临高端技术差距拉大与中低端成本优势减弱的双重压力。 风险七:当泡沫遇见顺差 风险概述 2026年全球经济金融风险呈现多线并发、相互传导的复合态势。美联储独立性危机、AI泡沫局部破裂、美国国债市场信心动摇和全球利率格局持续不确定等风险因子正在同步积累。这些因素叠加,可能导致美元信用受损、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以及人民币被动升值的复合冲击,对中国外贸、外汇储备管理和货币政策空间构成系统性压力。 美联储独立性危机与美元信用动摇 美联储新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若立即宣布暂停加息并启动量化宽松,而通胀数据仍高于3%,市场对美联储公信力的质疑将迅速升温。全球层面,美元指数可能短期暴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加剧。对中国而言,人 民币对美元被动升值将压缩出口企业利润,中国持有的万亿美元美债市值波动加剧、外汇储备管理难度加大,央行货币政策陷入“稳汇率”与“稳物价”的两难。 第二次“中国冲击 " 的特殊风险 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突破万亿美元,经济版“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若2026年顺差保持增长态势,将引发远超中美双边范畴的多国反弹。欧盟迫于内部政治经济压力对华加征关税并引起多国效仿跟进,部分国家在美国施压和国内保护主义双重压力下,对华采取大幅加征关税、审查中国投资等经济胁迫措施。这一风险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来自单一对手,而是多国同步行动产生的“群狼效应”,且在对中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同时,更深层地恶化中国的战略环境和国际营商形象。 风险八:跨过临界点 风险概述 2026年中欧关系面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