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兴起,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治理和设计而非意识形态。本文通过分析德国、韩国和南非的案例,认为结构化的社会对话可以提高产业政策的目标定位、监督和合法性。社会对话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协调利益相关者、降低捕获和执行风险,为产业政策带来诸多益处。然而,为了实现这些潜力,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机构稳定性、能力和合法性的社会伙伴,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耐心和务实参与。三个案例研究均表明,国家在产业政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而社会伙伴的积极参与和投入对政策成功至关重要。不同国家与社会合作伙伴关系的差异反映了管理这些产业政策的法律框架的不同,以及工会参与工业政策的能力。构建社会伙伴能力的益处是另一个关键且相关的教训。社会对话是对国家能力的一种投资,能够促进持续、诚信参与的信任和信心,并使长期的结构性变革过程得以发生和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