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采购报告 2021

综述 后疫情采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为机遇做好准备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新冠肺炎疫情从个人层面到宏观经济层面，撼动着我们的世界。全球采购、服装供应链甚至各行各业，都受到严重干扰，一切都无法再回到“旧常态”。 地缘政治持续紧张之外，这场世纪疫症亦暴露出长期依赖成本优化、单一路线、单一来源、及时精益的全球供应链所面临的风险。在新冠肺炎持续肆虐全球的今天，预测这场疫症对全球贸易的持久影响可能言之尚早，但是，随着疫苗的普及、治疗水平的改善和自然免疫力的提高，疫情终会渐渐消退，因此,现在开始思考并为后疫情时代的潜在机遇做好准备正当其时。 后疫情时代来临的时侯，什么机遇会随之而来？企业应如何定位和准备？企业又应如何辨别和减轻在后疫情世界中持续出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呢？ 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正是致力帮助企业和政府解决此类问题的机构。利丰团队透过其专业的研究和分析，帮助后者洞察先机、适时调整战略。而在最新一期的《跨国采购报告》中，我们跟踪研究了全球16个重要纺织及服装生产国的最新动向，并以此为基础梳理出未来一年至年半时间内可能影响服装采购的关键因素。 在下面篇幅里，我们将从六個角度介绍影响全球服装采购发展的因素，有关各国的具体观察可参阅报告正文。 1.新冠肺炎疫情的反思与回应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21年10月14日，全球共录得2.39亿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490万人死亡。就确诊病例数目而言，最受影响的服装生产国是印度（3,400万）、土耳其（750万）和印度尼西亚（420万）。 尽管今年全球多个国家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新冠疫苗接种，但是极具传染性的新变种病毒德尔塔令不少国家的感染人数不跌反升。跨国、跨区或城市层面的旅行禁令和突发封锁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然而，消费需求并未因此消失，日用品，服装类产品需求尤甚。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更加释放了之前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大幅改善了许多生产国的出口表现，今年胜上年。 存在，无论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如何也改变不了这一局势。在我们看来，其原因在于，中美之间最主要的予盾不是贸易问题，而是地缘政治竞争。中长期而言，高关税的持续压力和长期的中美贸易摩擦会让一些跨国企业将他们的部分生产甚至整个制造疫情发展至今，不少人渐渐相信世界会以某种形式“与病毒共存”，而这份信心已经渗透到商业层面。对不久的将来，服装供应商、品牌商和零售商变得更加乐观，并开始为后疫情时代下的全球经济复苏着手准备。 过程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以避开关税，并将地缘政治风险减至最低。这一选择甚至适用于那些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中国企业。目前，进口自中国的超过九成服装和一半鞋履仍要被征收额外的美国关税（虽然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下，大部份此类产品的额外关税已由15%减至7.5%，而其余产品则要被征25%额外关税）。一些亚洲国家（包括越南和柬埔寨）及中美洲国家有望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受益者，其时装产品对美出口将实现增长。自由贸易协定及贸易优惠话虽如此，自今年4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南亚和东南亚卷土重来，对区内的工厂和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不过,这波疫情却令中国的订单量大幅增加，皆因中国政府实施的“零容忍”战略成功阻止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境内蔓延。许多外国品牌商和零售商已重新将订单转移到中国生产，在疫情期间，中国的生产和物流相对稳定可靠，某程度上是诱发订单重返中国的原因。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采用“中国+”供应链模式——即在中国生产以外，再加上在一个或多个地区进行生产——的理由从未如此令人信服。尽管目前电力不足问题困扰中国多地,当地政府需要解决这个阻碍工业发展的难题。不过，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现象，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切实可行的国内煤炭增产和电量增发措施迅速加以解决。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及单边优惠贸易安排（即容许某2.跨太平洋地缘政治 些成员国或受益国享受优惠的市场准入），或可帮助跨国企业避开高关税。今年值得注意的相关进展包括，《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USMCA）自7月1日替代《北美自由中美贸易的高关税继续成为“新常态”，两国之间更广泛层面上的对峙（例如不断升温的科技战）也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因为中美之间的首要问题显然不是贸易摩擦，而是地缘政治竞争。 贸易协定》(NAFTA)、《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于8月1日生效以及欧盟自8月12日起在“除武器外全部免税”（EBA）贸易安排下部分撤销了给予柬埔寨制造的特定成衣、鞋履及所有旅行用品免关税、免配额的优惠待遇。其他可能让美国时装企业受益的现有自由贸易协定及贸易优惠安排还包括《多米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DR）、《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合格工业区”（QIZ）协议（只适用于埃及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两国关系并未得到改善。例如，中美贸易战仍未平息，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位期间实施的对中国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依旧保留。现阶段，美国可能只会重启关税排除程序，允许美国公司寻求对某些中国产品的关税豁免，皆因大多数此类排除期限已于去年年底届满。其他摩擦还包括，美国将一些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禁止它们在美国开展业务或购买某些美国技术和服务。鉴于两国分歧过大，改善关系在短期内不会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令人鼓舞的是，两国已经开始为认真会谈做出努力。 和约旦），以及根据美国普惠制（GSP）授予从符合GSP资格的国家（包括柬埔寨、缅甸及菲律宾）出口的旅行用品提供的免税优惠。除了前述的《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欧盟的服装企业也可善用欧盟—土耳其关税同盟，涵盖巴基斯坦及菲律宾的欧盟GSP+方案，以及涵盖孟加拉国、缅甸和众多非洲国家的EBA方案。正如前述，受疫情打击，不少生产国的供应链中断令贸易订单重回中国。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疫情的缓和，持续的中美贸易摩擦有机会让一些跨国公司将部分或全部生产再次转移到其他国家，以避免高关税和尽量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对于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亦是如此。有鉴于此，一些亚洲和中美洲国家可能会继续从中美贸易战中获益，他们出口到美国的服装和鞋类产品将会进一步增加。 这一策略的弊处在于，旨在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及贸易优惠安排获得关税减免机会的企业须面对多重及不时重叠的关税、标准和规管制度。再者，给惠国或会基于受惠国的收入水平增加、对人权状况的担忧或其他3.新的多边贸易体系和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可能性 广泛事项单方面终止有关优惠，使贸易优惠安排受到干扰。采购成本虽然劳动力成本在诸如机器人之类的科技进步下，变得愈见无足轻重，但时装行业（尤其是纺织及服装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和维护一个基于协议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以促进贸易自由化并解决贸易争端。但是，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全球贸易日益复杂，加上世界贸易组织内主要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在履行使命时举步维艰。自从多哈回合谈判于2015年结束以来——经过14年的讨论几乎一无所获——世界贸易组织内个别成员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谈判反被视为是更务实的贸易自由化做法。在当前情况下，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被视为是重振多边体系的基石。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于2020年7月1日生效。去年11月，亚太15个国家——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南亚联盟(ASEAN)的10个成员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旦获得完全通过，这个区域联盟就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和贸易额而言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望促进东盟与中国的区域一体化，增加中间产品的贸易量，深化彼此供应链的联系。从长远来看，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经济体与北美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和欧洲的欧盟的经济体形成互动，将会创建一个新的全球贸易网络，让重建新的多边贸易体系成为可能。 从更近期来看，贸易保护主义和供应链成本上升将促使各国继续寻找机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做出优惠贸易安排，以改善市场准入条件、节省进口关税，这显然利好服装采购行业。 在欧洲，自今年1月1日起，英国不再是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成员，因此英国必须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性组织重新签订脱欧后的贸易协议。截至9月底，英国原则上已与67个非欧盟国家和欧盟完成贸易协议。今年较早时候，英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之间的贸易协定。此外，英国仍在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21年其他值得注意的发展还包括：英国的《发展中国家贸易计划》将于2022年生效，取代欧盟的普遍优惠制度；3月9日生效的《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双边投资条约》；分别于2月和10月结束谈判和签署的《柬埔寨—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得到柬埔寨政府批准的《柬埔寨—中国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印度尼西亚政府于4月批准的《印度尼西亚—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与此同时，今年中国和菲律宾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4.采购成本及其对服装生产的影响 即使在自动化时代，服装和纺织行业，尤其是服装制造，仍然极度依赖生产线上的人工生产。特别是快时尚品牌这类典型以微利经营的生意，要求企业不断寻找低人工成本的生产基地进行生产，以求保持竞争力和盈利。受疫情影响，服装厂停工为工人的平均工资带来了下行压力。然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00/21全球工资报告》，许多实施最低工资调整机制的国家为了支持低薪工人度过疫情危机，均在2020年上半年按之前的议定调高了最低工资。今年，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监测的24个服装生产国中，有11个国家提高了最低工资（柬埔寨、中国、萨尔瓦多、印度尼西亚、约旦、莱索托、毛里求斯、墨西哥、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土耳其）。 同样在今年，由于运费飙升和频繁的运输延误，服装、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的出口商面临巨大的运营挑战。事缘疫情期间，受电子商务推动，发达经济体对进口商品需求飙升，令全球集装箱出现短缺，而各市场集装箱分配失衡以及疫情期间一些港口的暂时封闭让情况变得更糟。以反映从中国出发集装箱运费的 “中国集装箱运价指数”为例，这一指数从2020年5月15日的834.24飙升至今年9月24日3,235.26的历史高位。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商亦因高昂的运输成本苦不堪言。今年9月，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也要求免除301条款下的进口关税，理由是前所未有的航运中断对美国公司和就业造成影响。 去年3月，一艘巨型货轮在苏伊士运河搁浅，导致全球三成集装箱运输服务中断，这起事故暴露出当今供应链在突发事件面前是何等脆弱，此事也特别测试了推崇“精益制造”的服装供应链的韧性。当前围绕优化成本与效率而设计的全球服装供应链模式正面临挑战。为了更好地降低风险，企业需要仔细考虑有关库存的问题，例如：保留多少额外的库存、以何种形式保存、以及在价值链哪个环节要保有库存。当然，与任何库存一样，“安全库存”会占压资金及有过时的风险。然而，企业必须在精益制造所获得的成本节约和因供应链突发中断而产生的高昂潜在成本之间作出平衡。这些潜在成本包括收入损失、以及为购买突然供不应求的原材料所需付出的额外成本。 五、采购生产地的国内发展政策 采购成本之外，技术人才、具竞争力的供应商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物流效率和营商环境等因素愈发影响时尚企业的采购或生产基地转移决策。而这些因素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采购生产国长远发展政策的影响。 采购生产国需要持续地对投资者的要求作出敏锐回应，以保持其商业环境的竞争力，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资金，并为本国带来更大的繁荣。最近的例子包括，菲律宾政府推出了"菲律宾良好监管原则" (PGRP)，作为监管机构制定有效政策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指导方针。柬埔寨正在通过"改善柬埔寨物流系统项目"和"金边物流综合项目"等措施积极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当地的货运效率。巴基斯坦加快了电力设施建设，以解决电力长期不足的问题。印度总理8月宣布，该国将启动一项100万亿卢比（约1.35万亿美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