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在近年来的风险厌恶时期展现出惊人的韧性。虽然有利的外部条件(好运气)有助于这种韧性,但政策框架的改进(好政策)在增强新兴市场抵御这些事件不利后果的能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核心观点:
- 新兴市场在风险厌恶时期的历史脆弱性,近年来有所提高。
- 政策框架的改进,包括货币政策实施和信誉的提高,以及更严格的宏观审慎监管,减少了对外汇干预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的依赖。
- 新兴市场对风险厌恶冲击的弹性增强,反映了外部条件的改善,也反映了政策框架的改进。
- 政策框架的改进使新兴市场能够更容易地进行政策权衡,并更好地应对风险厌恶时期。
- 如果货币政策紧缩延迟,经济体系较弱的国家面临通胀预期脱锚和产出损失更大的风险。
关键数据和研究结论:
- 与 GFC 之前相比,GFC 之后的风险厌恶时期伴随着更小的产出收缩和可以忽略的通胀压力。
- Taylor 规则系数表明,新兴市场的中央银行越来越关注产出稳定而不是汇率管理,这反映了更好地锚定的通胀预期。
- 新兴市场对风险厌恶冲击的弹性增强,估计表明,与 GFC 开始之前相比,GFC 之后的政策框架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的增长和降低了 0.6 个百分点的通胀。
- 政策框架的改进使新兴市场能够更容易地进行政策权衡,并更好地应对风险厌恶时期。
- 如果货币政策紧缩延迟,经济体系较弱的国家面临通胀预期脱锚和产出损失更大的风险。
- 在政策框架较弱的经济体中,外汇干预可以提供临时救济,但不应取代或推迟必要的努力来锚定通胀预期和减少资产负债表错配。
- 外汇干预对政策框架较强的国家来说效益不大,因为这些国家的通胀预期已经很好地锚定,而较弱的汇率支持净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