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性行为体 ABNJ 海洋生物多样性治理战略与中国借鉴

《BBNJ协定》的通过标志着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治理综合性机制的雏形显现。现有国际法制度在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治理方面存在供给不足，无法有效应对海洋生态危机。《BBNJ协定》围绕海洋遗传资源、划区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估、能力建设与海洋技术转让四大议题，填补了UNCLOS在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治理方面的空白，拓展了海洋法的调整范围，为海洋法律制度的发展、国际海底区域规则制定及推进全球海洋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BBNJ协定》谈判过程中，各方在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及惠益分享、划区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估、能力建设与海洋技术转让等议题上存在分歧，反映了国家或利益集团个体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交织。代表性国家行为体普遍以塑造“领导力声誉”和维护“传统经济利益”为核心诉求；代表性非国家行为体则更聚焦参与“国际制度建设”。

驱动行为体利益关切的主要动因在于自然因素的客观约束、发展需求的阶段性演进与目标角色的战略定位。中国在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治理方面的关键利益为发展利益，包括传统经济利益与非传统利益，属于物质利益范畴；国际影响力与领导力为次要利益，在具备物质基础的同时，还取决于自身意愿与国际社会的认同，属于身份利益范畴。

中国应利用《BBNJ协定》机制，实现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的统一；处理好与现有机制的关系，实现参与路径的多元化；完善国内履约机制，协调国内与国际海洋法治；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