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洞察：中外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机制比较与趋势

美国的市场化出清、中国的核销清收并行与欧洲的渐进式化解 全球不良资产的总体变化趋势与结构 过去十余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银行业不良率总体下行，但修复方式与节奏差异很大。美国次贷危机后较早完成资产质量修复并维持低位；欧元区缓步回落、周期偏长；日本低位小幅波动；中国总体保持在低位区间，行业风险可控，不同机构与区域间分化。 全球不良资产修复路径分化：美国快速处置，中国趋于稳健，欧洲进程相对缓慢 过去十余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下降的幅度与节奏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经济体的经济修复速度、资产结构特征以及监管要求不同，共同决定了各自风险出清的周期与幅度。 不良贷款生成结构决定资产质量弹性，美国不良贷款中零售占比较高、对就业与利率更敏感，波动较大；欧日以企业类为主，风险显性化相对滞后；中国仍以企业类为主，零售端不良呈边际抬升。 美国在次贷危机后较早实现资产质量修复，不良贷款率在2009年高点超过5%，随后快速回落，2013年已降至1%以下并保持稳定。这反映出美国银行体系在危机后的较短时间内完成了风险确认和资产调整，目前不良率波动主要受经济周期的短期扰动影响。 各经济体不良贷款处置路径的差异显著，美国侧重前置识别与核销，充分减值后直接出表，依托成熟承接链提高处置效率，但盈利波动更高。中国不良贷款处置在外部市场折价较深时，银行倾向于“先核销、后清收”，通过内部法务追偿、抵押物拍卖、债务重组等手段在较长周期内实现现金回流。 欧元区的不良贷款率下降过程更为缓慢。欧债危机期间不良率升至约6%，此后在资本补充和信贷结构优化的带动下逐步下降，目前约为2%。不同成员国间差异依然存在，南欧银行体系不良率仍高于平均水平。整体来看，欧元区表现出较长的风险修复周期，不良贷款回落更多体现为长周期渐进式改善。 制度层面，最近20年间，中国不良资产处置与转让由行政化进一步走向市场化与机制化，转让规则优化、参与主体更加多元，银登中心平台职能强化，透明度与流转效率同步提升。 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长期处于低位。自2000年以来，不良率持续下降，目前维持在1%左右。这种稳定主要与银行风险偏好较低、信贷增长温和及监管持续收紧有关，资产质量指标对经济波动的敏感度相对有限。 惠誉博华 相关报告 中国银行业自2014年以来不良贷款率总体稳定在1.5%–1.8%区间。截至2025年上半年，不良贷款率约1.49%，关注类贷款占比约2.17%。不同类型银行之间差异明显：大型银行受客户结构与资本充足水平支撑，资产质量保持平稳；部分中小银行受区域经济调整和房地产风险影响，指标波动略高。总体上，行业风险处于可控区间，资产质量变化温和。 2025年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分组预测商业银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点评四大行按期满足TLAC第一阶段要求，需持续关注下一阶段达标进度 分析师 刘萌,CFA+ 86 10 5663 3822meng.liu@fitchbohua.com 彭立,FRM+86 10 5663 3823li.peng@fitchbohua.com 媒体联系人 李林+86 10 5957 0964jack.li@thefitchgroup.com 惠誉博华认为，全球主要经济体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收敛趋势反映出资产质量的普遍改善，但在风险识别时点、出清速度和周期长度上仍存在结构性差异。相似的不良率水平背后，代表的风险 状态和修复阶段并不完全一致。未来一个阶段，不良贷款率的变化将更多取决于风险识别和处置机制的有效性影响，而非单纯的经济修复速度。 在“风险生成、损失确认、资产化解”三个环节存在较为显著差异。 在美国，银行体系的风险识别与核销节奏相对前置。监管要求逾期90天即纳入不良范畴，银行需及时计提拨备并核销。会计准则允许在充分减值后直接出表，使风险确认与损失吸收几乎同步完成。次贷危机期间，美国银行业核销率一度接近3%，大量不良资产由Federal Deposit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专门资产管理机构或私募基金接盘。市场化承接链条完整，使风险化解周期较短，价格发现相对有效。这种方式对银行的优势在于修复速度快、体系恢复力强，但也放大了利润波动，对资本与拨备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其效率建立在成熟的投资者结构、完善的处置市场和较强的法律执行力之上，而这些条件并非所有经济体都具备。 不良贷款生成结构差异明显，美国零售为主、欧日企业集中、中国企业主导且零售边际上行 不良贷款的生成结构反映了银行体系风险暴露的主要方向和周期特征。不同经济体在信贷配置、客群分布和行业集中度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不良贷款的来源与波动变化。 在美国，零售贷款占比较高。信用卡、汽车贷款和消费信贷的不良波动较为显著，居民部门杠杆率高、对就业与利率敏感度强，风险暴露更加及时。因此，美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变化对宏观周期响应较快，波动频率高但持续时间短。 欧洲银行体系则选择了另一种平衡。危机后，为避免对信贷供给造成冲击，银行普遍采取展期、重组、抵押物变现等方式延缓损失显性化。部分国家设立“坏账银行”集中剥离风险资产，但由于各国估值标准与处置规则不一，资产流转成本较高，市场化定价机制建立缓慢。不良率的下降缓步修复，节奏较慢。这种处理方式在短期内缓解了银行的资本压力，也避免了系统性震荡，但长期看会抑制资源再配置效率，使银行资产周转率偏低，风险在体系内的停留时间更长。 欧元区的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企业贷款。企业现金流受宏观需求与融资条件影响较大，风险显性化通常滞后于经济周期。中小企业与房地产行业仍是不良生成的主要领域。整体上，企业类贷款占比高的体系，其不良率回落通常较慢，修复期长，跨周期波动较小。 日本的不良贷款结构与欧洲相似。企业贷款占比高，制造业与中小企业是风险重点领域。但由于贷款增长较低、行业集中度高，不良贷款率的波动幅度长期处于低位。 日本银行业的不良率长期处于低位，更多是早期集中处置与严格分类落地后的结果，叠加信贷增长温和与长期低利率环境，使指标波动较小。历史上曾出现通过续贷延续风险的阶段，随后在监管整肃与不良处置推进下，银行加快出清与资产重组。全球金融危机后，为缓解中小企业压力，又阶段性提高了展期与重组的使用比重。总体看，日本的处置节奏偏稳，表观波动小、周期更长；但在长期低利率与国内贷款需求走弱等结构性因素影响下，盈利与资产效率承压。 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结构仍以企业贷款为主，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制造业领域风险相对集中。近年来居民部门杠杆提升与收入增长放缓，使信用卡、消费贷款和个人经营贷款的不良率出现边际上升。虽零售类不良的增幅有限，但结构性差异开始显现：大型银行零售业务基础稳健，中小银行在部分区域的不良生成更快。 惠誉博华认为，企业类贷款占比较高的经济体，其不良率修复周期通常更长，资产质量改善的节奏更依赖宏观需求复苏与企业盈利修复。相比之下，零售贷款占比高的体系在周期回升阶段出清速度更快，但波动幅度也更大。对于中国而言，银行信贷结构的企业属性仍然明显，不良率的边际变化将更多受行业景气分化和信贷结构调整共同影响。 美国在危机后阶段的核销率高点显著抬升，欧元区与日本曲线相对平缓，中国处于中间区间并呈持续改善走势，中国在速度与稳定之间采取了更注重平衡的选择。风险化解整体介于快速处置和缓慢修复之间。近年来“应核尽核”原则推动风险识别前移，核销规模稳步提升。大型银行凭借资本与拨备优势，风险化解节奏较快；中小银行则更多依赖重组、抵押物处置等方式平滑风险释放。总体看，近年来常规核销已成为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主要手段，资产质量显性化速度明显提高。贷款核销与各项贷款余额增速之间的剪刀差在近年扩大，反映风险识别更主动、损失吸收更前置。 不良资产处置路径中西对比：美国快速处置出表，中国核销前移、聚焦自主清收 不同经济体在不良资产处置上的差异，根本上源于各经济体的经济结构、监管复杂度和金融市场深度的不同。各经济体金融体系 与此同时，市场化处置不良资产的渠道也不断增强。银行不再单纯依赖行政协调，而通过多层次市场实现风险化解。银登中心的集中登记提升了交易透明度，地方AMC参与度不断提高，市场承接范围从大型项目逐步扩展至区域性和中小型资产。 惠誉博华认为，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置做法是在提前识别的基础上，同时推进对外转让和自营清收。市场价格和承接能力足够时，多做批量转让；资产估值偏低或流动性不足时，回到现金清收、抵押物处置与重组等内部手段，把回款拉到更长的周期完成。对应地，减值损失确认更靠前、资产在账时间更短，核销后清收回款更分散，账面更平滑。 近年来，在外部市场折价较深时，中国商业银行也倾向于实行“先核销、后清收”的风险处置方式。常规核销释放资本空间，熨平不良贷款率，同时通过内部法务追偿、抵押物拍卖、债务重组等手段在长周期内实现现金回流。“收回已核销贷款”的规模自2017年以来总体呈上行趋势，“收回已核销/当年核销”的比率在已披露大中型商业银行间持续提升，核销后的追偿与回收正成为重要的现金来源与利润缓冲。这种做法既通过核销与市场转让实现风险的显性化与分散，也在另一方面依托内部清收与长期追偿实现了更高的价值回收。 惠誉博华预计，这一处置路径在市况偏弱时可减少对外转让、把更多资源放在清收环节，待条件改善时加快出表与风险转移。相比美国的集中出清、欧洲的慢性消化，这条路径更加具有灵活性，保留了更多的操作余地，其成效与银行对客户和/或抵押物的把握、区域产业环境密切相关。 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制度渐趋完善，银登中心平台职能不断强化 过去二十年，中国银行业在不良资产管理领域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管理方式经历了从行政化到市场化、机制化的转型。最初阶段，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成立，集中处理国有银行的历史不良资产，有效化解了系统性风险。随着市场化探索的推进，区域性AMC逐步设立，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启动，相关交易与信息披露机制逐步建立。 监管框架也逐步完善，尤其是在不良资产转让管理、资产管理公司运作及市场参与规则方面的细化，提升了银行自主处置不良资产的能力，市场参与主体趋于多元，信息透明度和处置效率稳步提高。 数据来源：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年报，惠誉博华整理注：核销口径参阅附录减值准备变动披露数字，按100%减值计提估计 AMC体系的功能也在转变，传统AMC主要负责承接风险，而现在逐渐更多地参与资产管理。通过债转股、项目重组或基金化运作，AMC更多介入企业风险化解过程，并以现金流恢复为导向。监管鼓励AMC在银行与市场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不良资产管理模式逐步摒弃一次性清理，转向更为系统和长期的风险管理，以确保银行资产质量的长期稳定。 惠誉博华认为，通过放宽准入条件与提升市场透明度，监管推动银行将不良资产处置逐步纳入日常运营流程，有效提升了不良资产处置效率与资产质量稳定。与此同时，银登中心在平台建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常态机制化的风险化解不仅有助于银行体系的稳定，更使得资本释放空间得以持续扩大，从而提升银行业信贷投放力度，进一步助推宏观经济发展。 制度方面，《不良资产转让管理办法》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的修订，进一步放宽准入。商业银行、地方AM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私募基金等机构均可依法参与不良资产交易，审批制逐步改为备案制，处置频次和灵活度明显提高。 银登中心的作用持续强化，推动了不良资产市场的加速流转，显著提升了市场透明度和交易效率。不良资产挂牌转让项目数量在2021至2024年间显著增长，2024年转让项目数量超过400单，较2021年增幅接近8倍。同时，未偿本金的规模也持续攀升，2024年突破800亿元。银登中心正从信息登记平台向资产处置与流动性配置的核心基础设施发展。 免责声明 本报告基于惠誉博华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誉博华”）认为可信的公开信息或实地调研资料编制，但惠誉博华不对该等信息或资料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或预测仅反映惠誉博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