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阶段下的消费趋势研判 短板分析与政策建议

经济新阶段下的消费趋势研判、短板分析与政策建议 作者：孔文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传统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已发生结构性变化。在外需和投资形势不明朗的大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提振消费列为2025年重点任务。本报告研究发现：首先，随着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服务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文化消费、国潮消费逐步成为快速增长的领域，城乡消费差距进一步缩小，中产阶层成为消费主力，但也存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的“消费降级”风险。其次，我国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居民收入预期偏弱，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负担重，居民消费时间不足，消费供给质量较弱，服务业市场化转型滞后，以及新兴消费监管政策不完善，消费补贴政策待健全。据此，本报告围绕做好居民增收减负、加强高质量消费品供给和服务业“放管服”改革、创造包容性消费监管环境和强化消费政策协同等方面提出若干具体建议。 关键词：经济新阶段；消费趋势；短板分析；消费政策；提质扩容 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迈上一万美元新阶段，并迄今保持在1万美元以上。这一标志性节点意味着：我国已稳步在世界银行标准的中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逐步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一步扩大。但也进入增速放缓的换挡期，来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刻。据此，居民消费也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包括国民消费能力更强，消费需求将从基本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消费结构升级机遇广阔。从世界经济史来看，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一般超过50%，而2024年我国该值只有44.5%1。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外需不确定性大、内需中投资需求不旺盛的情况下，消费如何提质扩容成为政策重点。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九项重点任务之首。本报告将系统研判这一阶段的消费新趋势，归纳我国当前消费短板，结合我国国情和国际经验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一、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后的消费趋势研判 （一）居民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服务消费新业态涌现 服务消费随人均GDP增长上升并终将成为主导性消费。随着收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虽趋于递减，但消费结构从必需品转向高附加值商品与服务。据美英日韩国家统计数据，“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阶段，这些国家的消费都呈现共性趋势：食品、家具、衣服鞋帽等商品消费支出占比下降，服务消费如交通通讯、金融服务、医疗保健占比增长。我国也呈现类似趋势，2024年我国人均服务消费支出为13016元，相较2015年增长101%。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比重升至46.11%，同比增长7.4%，高于总体消费支出增速1.6个百分点2（如图1）。毕马威预测，到2025年我国服务消费占比可达50%以上3。 其中，服务消费新业态持续迭代。假日经济、内容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 等服务消费场景火热。例如，《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约为7万亿元4。《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2023—2024年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超过3.85亿人次，2024—2025冰雪季有望突破5亿人次，冰雪休闲旅游总收入有望超过7000亿元5。 （二）数字消费加快涌现，绿色消费增长迅速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消费数字化。数字化技术通过增强消费体验和服务可及性，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工具。上世纪中后段，美欧日韩国家人均GDP跨越1万美元大关时，正值“信息高速公路”蓬勃发展，就涌现出PC机、互联网、在线购物、电子支付等消费业态。而今，在以AI和大模型技术加持下，我国消费领域创新极为活跃，2024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55225亿元，比上年增长7.2%6，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继续保持增长。 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推动绿色消费增长。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会经历“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形库兹涅兹曲线。瑞典、挪威等欧盟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通过碳税政策和高环保标准推动绿色消费。我国也逐步进入该曲线后半段，绿色消费观念逐渐深入人心。《2023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显示，我国73.8%的消费者在日常消费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具备环保声誉的产品或品牌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突破1200万辆8，绿色消费领域不断向前发展。 （三）文化消费逐步崛起，国潮消费引领新潮流 当国家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往往会迎来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物质需求的逐步满足推动精神需求的增长。美国1978年首次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迎来了好莱坞的黄金时代；日本1981年代跨入人均GDP1万美元的门槛，是日本动漫和电子游戏的爆发期，出现了第一代动漫人口（二次元）；韩国在1990年代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男团女团迅速崛起，“韩流”风靡亚洲。据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文化消费指数》测算，当年我国文化消费理论和实际在3万亿 消费缺口，文化消费占比仅占2.2%，远低于同期全球水平（美国12.3%、英国11.6%、日本12.5%、澳大利亚14.9%）9。但近年，我国文旅、赛事、观影等体验型消费增长显著，青年文化消费激增，可着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而且，相对于其它服务消费，文化领域的服务消费成本更低，在经济放缓期时有着更强的“口红效应”和抗周期属性。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经济不景气时电影票房却反向增长。如今我国年轻一代群体虽更不愿购房、购车，却在演唱会、观展看剧等领域热情高涨，也揭示了这一规律。 同时，在经济增长、民族自豪感和文化消费“叠加效应”下，国潮消费快速崛起，国产品牌更多替代进口。2025年上半年，《哪吒2》全球票房突破156亿元，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跻身全球票房TOP510，便是国潮消费的典型案例。此外，“国风”“汉服”“新中式”等业态的勃兴，也是例证。 （四）城乡消费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中坚力量 我国城镇化率低于发达国家同期，形成较大城乡消费异质性。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在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大关时，城市化率基本达到了70%以上，中国彼时为63%，2024年达到67%11。在城镇居民更多注重耐用品换优换新背景下，由于农村收入、消费基础设施问题，许多农村地区耐用消费品还未饱和。但近年来，这种现象正在缓解，城乡消费比值在不断下降（如图2）；同时，可见城乡服务消费差距比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等传统服务消费差距更大12,13，说明城镇居民消费则呈现更多传统服务外的“泛服务化”特征，农村传统服务消费仍是主力14。 中等收入群体是是释放消费红利的主力军。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中等收入群体构成居民部门最大消费（买车）、最大的投资（购房）、最大的精神文明消费（闲暇旅游）的主力。无论以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PPP）来测算，目前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国内形成强大市场。 （五）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隐含“消费降级”风险 经济增速向下换挡的压力可能造成“消费降级”。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大关并不总是能带来令人乐观的场景，此时国家也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永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受到长期收入预期影响。经济增长停滞会降低居民消费欲望。例如，日本于1981年人均GDP破万，却在1990年到2021年经历“失去的三十年”经济失速期，此间GDP复合增速仅为0.9%15，泡沫破裂、居民资产缩水、奢侈性消费骤冷，形成“低欲望社会”。自1992年开始，日本家庭消费增速自8%迅速降至2%，进而跌至负增长；1992年至2021年间，日本家庭消费从未出现过两个年度连续上涨超过1%16。 我国2020年步入缓增长周期，呈现出一些低欲望、消费放缓的迹象。中日两国面临的经济放缓问题有相似之处，但亦有不同背景（如表1），消费形态跃迁正 在发生17。我国可以握机会探索出不同于“全面低欲望化”的另一种可能道路，避免“消费降级”风险。 二、我国当前消费存在的短板 （一）居民收入预期偏弱，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显著 一是居民收入预期偏弱。提振消费不存在捷径，居民收入是问题的根本。尽管近年我国各类新的消费业态涌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消费支出也总体维持正增长，但增速总体放缓；隐忧更明显的指标是，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MPC）正逐步下滑，2024年MPC约为0.68，显著低于欧美国家（如表2）。与此对应，居民储蓄率也达历史新高，预防性储蓄激增。另一证据是，2025年1-2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虽增加，但基本是政府债券驱动，住户短期贷款（主要是消费贷）却不增反降，减少3238亿元18。这与居民收入预期、信心相关。2015年以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波动下降；消费者信心指数从100以上大关跌至87.1的低谷。经济增速回落、楼市下跌和就业紧张等造成了居民收入预期不明朗，令居民消费更加谨慎、精打细算。库迪咖啡、瑞幸咖啡、蜜雪冰城等平价商品的爆火，见证着这一趋势。 二是相比于收入的基数、增速，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更为紧迫。一些观点认为，有鉴于庞大的储蓄规模，或可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通过撬动储蓄也可促进消费。但这种观点未免因果倒置。而且，更深远的问题在于储蓄并非平均分布，这 一做法并不符合促进大众消费的路径19。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基尼系数近10年来都维持在0.46-0.47之间，长期高于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20%家庭拥有全国71.3%的储蓄存款；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几乎没有储蓄，且负债率高达120%20。据凯恩斯经济理论，由于高收入群体更倾向于将收入用于储蓄，而低收入群体则更倾向于用于消费，因此社会不平等将会导致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下降。我国低MPC的高收入群体集聚着大量储蓄，而高MPC的中低收入群体却负债高企，造成了掣肘消费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最本质的出路仍然是优化收入分配公平，保障中低群体收入稳步增长。 （二）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负担重，居民消费时间不足 一是居民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民生支出负担重，对改善型服务消费、文化消费、绿色消费等非必要属性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截至2023年末，我国社保支出仅占GDP的3.1%，远低于欧美10%-20%的平均水平22。房价高企、医疗昂贵、教育重压的社会现实，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趋势，叠加社会保障体系不 完善的制度短板，令住房、医疗、教育成为最突出的民生难题。而我国居民安土重迁、重视家庭、注重子女教育的传统文化观念，又使上述三项成为“大额刚性支出”。过去10年来，我国居民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加和，长期占到消费支出的约40%、可支配收入的约30%23；在此之外，还要进行储蓄以抵御未来风险。故而，居民不得不在其它日常消费领域更加节俭。 二是居民劳动负担重，消费时间不足。服务消费、文化消费和其它新型消费，都有较强的“闲暇经济”属性。当下，我国职场“内卷”和加班文化严重，严重挤占着居民的消费时间。尤其是，消费能力最强的中产阶层，恰恰是加班最严重、最没有时间消费的。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我国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小时，高居G20国家第二位24（如图3）。我国2025年春节比过去多放1天假，就带来6%的旅游量同比增长和7%的旅游产值同比增长25。今年，国家已出手整治“内卷”，但加班文化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现实中，企业在员工休息期间“隐性加班”，员工出于隐性考核、避免失业而“被自愿加班”、零工经济工时监管难等问题，仍然需要体系化的改革来克服。 资料来源：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 （三）消费供给质量较弱，服务业市场化转型滞后 一是消费供给质量较弱。提高供给的适配性是提振消费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伴随着人均GDP和收入的增长，居民对于消费品的需要已经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更加注重内容、体验和品质。在过去，我国沿袭高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