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贸易与关税应对指南

风险、战略和机遇洞察 发布日期：2025年10月2日 目录 引言1关于本报告2研究洞见4总结11 引言 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 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于2025年4月2日首次宣布，该关税政策在商界掀起轩然大波——其拟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税率，大幅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来的任何水平。尽管政策最初有90天的暂缓实施期，之后又对不同国家采取了幅度不定的降税措施，但美国当前的关税水平仍高于大萧条时期的峰值。 除了针对特定国家的关税（其中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承受的税率最高）外，该政策还包含以下内容：针对金属行业的部门性关税；威胁要对制药业及其他行业加征关税；以及临时性关税，例如对从越南转运的商品征收的关税。 本次调研对象为亚太地区（包括南亚、东南亚、东亚以及大洋洲）拥有战略决策权的资深企业管理者。调研结果显示，美国的贸易和关税政策正产生广泛的短期影响，且势必引发重大的长期变革。调研发现，这些企业高管不愿自行承担关税成本，反而更倾向于提高产品价格；同时，由于贸易环境不稳定，他们预计企业财务业绩将出现下滑。 尽管关税政策带来的影响在性质和程度上因国家与行业而异，但这些企业高管越来越多地将美国视为具有挑战性的贸易伙伴，并正寻求将业务重心转向其他地区，以降低风险。 关于本报告 GLG格理集团是全球领先的专家网络，致力于为客户对接全球范围内多元化、经验丰富、经认证的专家资源。GLG通过汇聚各行业、各专业领域及各地区顶尖专家的知识与经验，助力客户解答关键战略问题。 2025年7月，GLG对亚太地区（APAC）304家向美国出口商品的企业高管（C-level）及部门负责人，以及50家美国进口商开展了调研，旨在了解他们对美国贸易与关税政策的应对举措。本报告由GLG专家团成员、东南亚研究所（ISEAS-YusofIshakInstitute）高级研究员JayantMenon撰写，并对调研结果进行了独立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 •认为贸易与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对美国出口商负面影响最大的趋势——美国相关政策不仅导致决策存在不确定性、规划信心下降，还使得企业对财务业绩的预期降低。•不愿自行承担关税成本，而是选择提高产品价格，或自行承担丢失市场份额的风险。•越来越多地将美国视为具有挑战性且可预测性较低的贸易伙伴，这使得许多企业选择采取多元化贸易模式、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将其作为一种风险管理策略。 下方数据按调研受访者所代表企业的员工人数和年营收进行了分类拆解。 公司年收入 研究洞见 贸易政策在亚太地区的影响远超其他行业趋势 受访者表示，贸易与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向美国出口的企业产生了最大影响，其影响程度超过了其他宏观趋势（如通货膨胀）和重大行业趋势（如人工智能）。这一现象在中国和越南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两个国家的所有受访者均表示，贸易与关税政策的不稳定性对企业业绩产生了直接影响；而在所有受访国家中，至少有78%的受访者提及了该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汽车和航空航天行业的出口商对这种影响的感受最为强烈，其中70%的受访者将贸易与关税政策不稳定性的影响描述为“极具负面影响”。 “将贸易壁垒视为品牌塑造机遇。在本土化过程中坚守自身定位，不打折扣。利用贸易支持工具与激励政策。打造内置合规机制的D2C（Direct-to-consumer）渠道。结合全球趋势开展具有未来适应性的研发工作。” 不确定性扰乱长期决策制定 在澳大利亚的受访者中，仅有2%表示能够完全充满信心地制定规划，而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称自己在制定规划时毫无信心。印度的企业高管相对稍好，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对自身应对波动性制定规划的能力抱有信心。 这种差异或许反映了两国本土市场的普遍状况：印度企业更多地暴露在不确定性较高的本土环境中，因此相较于澳大利亚的企业，它们对不确定性更为熟悉，也更有能力适应。即便印度受访者的信心水平相对更高，但仍有不到10%的印度受访者表示，自己能够预测未来36个月内将面临的关税水平。这可能是由于针对印度的关税持续变动所致——自最初宣布以来，相关关税已调整过多次。 —— 印度出口商（食品与农业领域） 对美国的信任度下滑 受访者表示，他们越来越多地将美国视为可预测性较低的贸易伙伴，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实施的贸易与关税政策。受此影响，企业正采取多元化贸易模式，并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调研发现，66%的中国出口商计划将销售和营销重心转向美国以外的市场，其中提及的重点目标区域包括欧盟（占比83%）和东盟（占比71%）。 “当前形势正在重新洗牌。需要先等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我们才能进行评估并做出调整。波动性一直是个主要问题。” —— 美国进口商（工业机械与设备领域） “别再将美国市场视作‘圣杯’（意指不再将其视为唯一重要的目标市场）。要创新，更要拓展（其他市场）。” —— 澳大利亚出口商（科技、电子与半导体领域） 在行业层面，超半数消费品及食品农产品出口商表示，他们已将市场重心从美国转移出。消费品出口商选择的首要替代市场是欧盟和东盟，而食品农产品出口商则更倾向于欧盟和中国。这可能反映出一个事实：许多东盟国家拥有庞大的农业部门，是基础食品农产品的净出口国，而欧盟和中国则是净进口国。 “尽管目前全球贸易政策的长期走向尚不明确，但我们的短期策略将是优先关注那些受关税负面影响较小的市场。” —— 韩国出口商（所属行业：科技、电子及半导体） 出口商表示不愿承担关税成本 特朗普政府称，关税成本将由外国销售商承担，而非美国国内买家。外界预期外国企业会通过降价来保持竞争力，从而“自行消化关税成本”，这种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开始实施的、仅针对中国的早期关税政策的结果——有迹象显示，许多中国商品（如钢铁）的价格涨幅并未完全达到关税征收幅度。 本次调查结果也表明这一趋势短期内可能仍然存在。中国和韩国的受访者对降价的接受度最高，过去12个月里，两国各有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已采取了降价措施。 然而，总体而言，出口商和进口商似乎并不愿意承担这些关税带来的影响。事实上，本次调查覆盖的多数国家中，受访者正通过提价来应对关税。日本超半数受访者、东南亚26%的受访者表示，受美国贸易及关税政策影响，他们已上调产品价格。从行业层面看，44%的消费品出口商称已提高产品售价。 目前已有更广泛的迹象表明，关税正导致物价上涨。例如，2025年7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上涨09%，创下三年多来的最大涨幅。随着企业耗尽关税实施前囤积的库存，且不断上涨的投入成本逐步传导至制造业供应链，未来这一涨幅可能还会扩大。 应对关税的措施包括裁员 “目前仅能通过公司内部削减成本实现（应对）；在美国建厂的方案，仅对大型制造商而言具有可行性。由于出口业务无法避免，我们正面临一道艰难抉择：既要为日本本土员工加薪，又要在其他环节压缩成本。” 东南亚和中国的就业市场受影响最为显著，这两个地区分别有42%和46%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年其企业为应对关税采取了裁员措施。这背后可能存在两个关键影响因素：其一，近期关税引发的市场动荡，加剧了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导致的长期增长放缓趋势；其二，企业正从“观望态度”转向“更主动的应对策略”，并将近期的市场动荡视为基本不可逆转的趋势。 不过，不同国家的情况存在明显差异。韩国、印度和日本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企业甚至从未考虑过裁员。 —— 日本出口商（所属行业：科技、电子及半导体） 重工业似乎是裁员的重灾区。工业机械与设备行业、金属与矿石行业中，均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称，企业已将裁员作为应对关税的措施之一。这一现象对未来就业及经济增长而言，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它可能印证了前文所述的趋势，即企业正从“推迟或暂缓投资”转向“减少或搁置投资”。针对金属行业的特定关税，或许也对该领域的裁员现象产生了影响。 “作为行业内的中小型企业，我们正努力走出自己的应对路径 —— 提高对运营流程与财务资源的关注度，牢牢把控业务主导权，以谨慎、适度的方式开展经营。但鉴于研发的长期战略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顺利度过当下的困境，也要为即将到来的新机遇做好准备），我们仍会坚定地持续投入研发。” 企业为财务业绩下滑做好准备 展望未来，尽管受访企业已尽全力减轻关税带来的最严重影响，但所有受访市场的受访者均预计，其企业的财务业绩仍将持续受到重大影响。例如，澳大利亚和韩国各有80%的受访者预计，受政策不稳定影响，企业收入将出现下滑。关税对利润率的影响也呈现类似趋势：在所有受访市场中，至少有70%的受访者表示，预计2025年自身企业的利润率将有所下降。 从行业层面来看，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在接受调查的电子和半导体行业企业中，60%预计受美国贸易及关税政策影响，企业收入将出现下滑。汽车和航空航天出口商所受冲击最为严重，83%的此类企业预计收入将受到负面影响。这可能与美国针对这些行业采取的针对性措施有关，包括呼吁日本、印度等国开放各自市场，以增加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市场准入；同时要求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在与美国的贸易协议中承诺采购波音公司的飞机。 —— 澳大利亚出口商（所属行业：制药与医疗器械） 市场调整中的潜在亮点 “关税政策对我们供应链的稳定性影响最大。关税成本本身带来的直接影响较小，但转向其他供应链来源，以及这些成本更高的产品，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在某些领域还是存在一些潜在亮点——部分行业和市场正积极适应这一充满不确定性与挑战的环境。例如，进口商与出口商都在优化自身供应链及制造布局，以应对已识别的风险。在从亚太地区进口商品的美国企业受访者中，三分之二表示正为应对贸易及关税政策调整供应链。亚洲是被提及最多的“供应链来源地被替代或份额流失”的地区（占比55%），其次是欧洲（占比43%）。不出所料，从本土采购被视为最安全的做法：70%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将至少部分用美国本土企业替代海外供应商。 —— 美国进口商（所属行业：制药与医疗器械） “以此为契机，探索新的选择、调整资金配置并优化运营模式。” 供应链调整 —— 澳大利亚出口商（所属行业：消费品） “首先，建立全球供应链体系来分散风险。其次，寻找可靠的物流合作伙伴，降低运输成本与风险，确保产品供应稳定。最后，组建本地团队以深化市场布局，减少跨国矛盾，并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关系以树立影响力。” 在出口商群体中，亚太地区（APAC）汽车及航空航天行业有29%的受访者表示，已将其生产布局转移至美国；另有17%的受访者表示将在未来一年内完成这一转移。 此外，一些次级效应也可能蕴含机遇。亚太地区受访的汽车及航空航天出口商中，34%表示已调整生产方向，转而向非美国市场出口；24%则表示计划在未来进行此类调整。东盟有望成为此次产业调整的最大赢家——在进行生产调整的企业中，52%倾向于将东盟作为生产基地。 为实现更高程度的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相关政策立场也在发生转变。例如，经过近十年的谈判僵局，欧盟与印度尼西亚于2025年9月23日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管双方此前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但面对美国日益增强的孤立主义倾向，该协定的签署表明双方显然有意做出妥协。同时，欧盟正寻求通过更便捷地获取镍、铜等关键矿产，保障其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安全；而印度尼西亚则希望为其食用油和轻工制成品，争取更广阔的欧盟市场准入空间。 —— 中国出口商（所属行业：电子产品） 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此类合作，以推动新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帮助各国规避美国不可预测的贸易政策带来的风险。这些政策转变也可能为企业运营调整提供便利：东南亚约80%的受访者计划调整销售及生产布局，向非美国市场倾斜。这一趋势表明，相关主体可能正在进行远离美国市场的长期战略转向。 总结 尽管美国贸易与关税政策中的部分不确定性，已随着“对美出口高关税将长期存在”这一现实而逐渐消散，但新的不确定性已开始显现——特朗普政府正更灵活地运用贸易政策，以推进其地缘战略与外交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