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审判白皮书（2014-2024年）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审判白皮书 （2014-2024年）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二〇二五年六月 目录 引言1 一、东城法院近十年审理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基�情况2 （一）辖区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特点2 （二）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基�情况3 （三）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存在的典型问题5 二、东城法院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工作机制10 （一）专业审判筑基，打造案件精审智判体系10 （二）协同治理强链，构建三维联动共治格局11 （三）价值引领聚力，构建全周期法治传播矩阵12 三、东城法院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的审理思路13 （一）厘清拍卖交易主体间法律关系，准确认定多方主体权责边界13 （二）实质化审查委托人与拍卖人的“瑕疵不担保”责任14 （三）细化证据裁判规则，兼顾行业特性与政策导向，推动实质化解纠纷15 四、东城法院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典型案例17 结语36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审判白皮书 （2014-2024年）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滋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2024年11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时隔22年再次修订发布，鼓励公民、组织合法收藏，加强对民间收藏活动的指导、管理和服务，推动文物活化利用，为新时代文物工作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为促进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蓬勃发展，北京市立足全国文化中心这一首都核心功能定位，着力打造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展示中心。东城区地处首都核心，辖区内文保单位众多，文化底蕴深♘，历史文化场所和头部拍卖公司集中，在全市的工作布局中，承担着打造国际文物艺术品拍卖交易主阵地，构筑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核心区和风向标的重任。东城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立足区位优势，依托文化领域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构建起以文明引领为牵引，以文物保护、文 艺保障、文创促进、文旅支持四个方面为主要内容的“一领四面”涉文化领域审判工作格局，被授予“北京法院涉文化领域审判特色人才高地”称号。 在第2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东城法院围绕“让文物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的主题，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系统梳理十年来审理的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进一步明晰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裁判规则，维护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良性发展，发挥司法护航文化建设示范引领作用，切实服务保障首都文化繁荣发展，推动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和东城区“文化强区”高质量发展，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发布《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审判白皮书（2014-2024年）》。 一、东城法院近十年审理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基�情况 （一）辖区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特点 北京市东城区在文物艺术品交易领域具有得天独♘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辖区内文物管理、研究和保护单位众多，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产业聚集效应显著，既有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龙头拍卖公司，亦有在行业细分领域具备高精尖专业素养和人才储备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在北京拍卖协会发布的“2024年度北京地区文物艺术品拍卖30强企业排行榜”中，东城区注册的拍卖公司占8家，排名第一 和第二的拍卖公司均位于东城区，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的头部效应明显。 当前，在北京市东城区注册以及实际经营的在业拍卖公司有72家，还有多家境外和外省市拍卖公司的分支机构、代表处，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北京拍卖协会的办公地点亦位于东城区。在文物拍卖公司和买家群体的共同推动下，拍卖日益成为文物研究保护和文物价值发现的新方式，一次次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拍卖会和重点拍品的成交促成大量的国宝级文物通过拍卖的方式从海外回归大陆，从民间流向收藏保护机构，极大提升了社会对文物学术价值、经济效益的重视程度。 （二）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基�情况 文化产业的聚势蓄能、蓬勃发展伴随着行业变革、业绩承压，相关纠纷和诉讼时有发生。2014年1月至2024年12 月，我院受理拍卖合同纠纷案件171件，收案态势随市场变化波动（见图1），其中，判决结案68件，占比40%；调解撤诉87件，占比50%；裁定驳回起诉16件，占比9%（见图2）。上述案件中涉及文物艺术品的137件，占比80.1%，涉及的文物艺术品类包括中国书画、古籍善�、信札手稿、瓷玉珍玩等。上述案件涉及26家拍卖公司，其中，拍卖公司作为原告的有79件，占比46.2%，多为起诉买受人要求支付 拍卖款、佣金、利息、保管费用等类型，买受人主要为自然人。买受人拒付原因主要是资金不足、抗辩拍品系赝品或有瑕疵、声称自己并非实际买受人等。拍卖公司作为被告的有58件，占比33.9%，多为请求确认拍卖合同无效、解除拍卖合同、退还已支付的拍卖款及佣金、赔偿拍品瑕疵产生的损失，或为委托人起诉请求支付拍卖款、违约金、利息等。 图1.2014-2024年度拍卖合同纠纷案件结案数统计 图2.2014-2024年度拍卖合同纠纷案件结结案方式统计 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数量与其他类型案件相较虽然不多，但因文物艺术品属性特殊，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研究价值和市场价值，关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因此，该类案件呈现出法律关系复杂、纠纷类型新颖、主体争议激烈、裁判影响面广等特征。很多案件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的交织。妥善处理此类纠纷，既能妥善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又有助于遏制文物非法交易、传承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 （三）文物艺术品拍卖案件存在的典型问题 1.文物艺术品拍卖涉及多方主体，法律问题复杂 文物艺术品拍卖既涉及拍卖交易主体间法律关系性质的传统争议，又涉及委托人、拍卖人、竞买人和买受人在文物艺术品领域特殊的资质要求、专业门槛，还涉及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隐名竞买人委托举牌的主体争议。 首先，针对交易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文物艺术品拍卖主体复杂多元，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待厘清。拍卖交易所涉权利义务主要适用拍卖相关的法律规定，涉及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和买受人四方当事人。法律关系定性争议是文物艺术品拍卖纠纷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拍卖究竟是“委托人与买受人成立买卖合同”，还是“拍卖人以自己名义作为出卖人”，实践中存在两种理解，此外，理论和实务界关于拍 卖人能否构成行纪人亦存在争议。 其次，针对文物艺术品拍卖主体的特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以下简称《拍卖法》）对拍卖人规定了高于一般拍卖的主体资质要求，一是文物拍卖企业的注册资 �应当有一千万元以上，这有别于一般拍卖企业♘需一百万元注册资�的要求；二是文物拍卖企业需要具有文物拍卖专业知识的人员；三是在文物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地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许可。实践中，一种情形是不具备注册资�要求或专业资质要求的拍卖人在拍卖活动中拍卖了文物艺术品；另一种情形是拍卖前未经许可程序。上述拍卖交易发生争议后当事人往往会对法律行为提出效力抗辩。 再次，针对委托举牌的法律后果。文物艺术品拍卖活动存在多层“无知之幕”，委托人基于拍卖人的保密义务通常不会显名，实际买受人也经常“隐身幕后”，委托他人办理号牌、举牌竞拍的现象普遍，此种情况一旦发生纠纷，受托竞拍人往往会披露真实买受人，导致法律责任负担主体的争议。此外，委托举牌的情形随着网络拍卖的发展进一步复杂化，在一些拍卖纠纷案件中，拍卖人与网络平台公司签订“同步拍卖合作协议”等具有合作授权性质的合同，由网络平台招徕竞买人，此时竞买人与网络平台成立了一个新的委托合同关系，网络平台一方面代拍卖人向竞买人提示说明拍卖规 则、拍卖文件，另一方面通过其运营的APP或网站客户端接受竞买人网络报价并向拍卖人同步出价，代竞买人向拍卖人进行现场竞拍。此种情形下，一旦提示说明不够明确或者竞拍过程出现问题，可能会引发拍卖人、网络平台、竞买人对于各自责任负担的争议。 2.文物艺术品“瑕疵不担保”责任争议较大 鉴于文物艺术品研究与鉴定的专业门槛，行家里手也难免“看走眼”，在声明免除瑕疵担保责任已成为行业常见做法的当下，拍卖人如实披露拍品信息的义务与其瑕疵不担保声明往往构成争议焦点。 首先，关于拍卖人声明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情形。真品、赝品、临摹品在文物艺术品拍卖交易中鱼龙混杂，拍品的价值评估和品质认知与鉴定人或买受人的个人经验与感受高度相关，现有法律框架，一方面要求拍卖人和委托人承担瑕疵披露义务，另一方面又赋予拍卖人声明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免责权利，在这种“全是或全否”规范模式中，有大量中间形态的瑕疵争议情形缺乏明确的规范依据。司法实践中，部分拍卖人对声明免责条款作出免除自身义务或者排除对方重要权利的异常解释，对于相关声明的效力认定也易引发争议。 其次，针对拍品描述条款的法律后果问题。在当前“一 概声明免除”的约定框架下，宣传与拍品存在出入的行为或其他过错行为是否可以排除免责约定，直接承担法定责任存在争议。例如，部分拍卖人或其工作人员通过各种形式对拍品的真伪作出“有条件的保证”，上述保证与概括声明免除条款的优先效力存在争议。另如，拍卖图录作为文物艺术品拍卖过程中提供的详细目录，是竞买人了解拍品的“第一窗口”和连接拍卖人和竞买人的重要媒介。在拍卖合同纠纷中，拍卖图录通常是被详细审查的重要证据。图录通常包含拍品的图片、名称、作者、尺寸、材质、年代、起拍价等详细信息，目的是为潜在买家提供直观参考，便于其做出购买决策。然而，实践中存在图录信息与实际拍品不符的现象，具体情形既包括拍品在事后被鉴定为赝品，也包括图录信息标注不完整或存在差异、误导。 3.文物艺术品拍卖纠纷存证、举证和认证环节存在实务 争议 拍卖过程涉及委托人、拍卖人、竞买人和买受人等多个主体，文物艺术品从委托人交付到拍卖机构，再到入库保存、上拍展示、成交发货，交付买受人，整个流转环节复杂且风险较高。上述过程中，如何确保文物艺术品不遭损坏、掉包或替换，并在纠纷发生时通过证据链条还原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首先，文物艺术品的流通环节存在争议。实践中，文物艺术品的流通过程缺乏标准化的记录和技术手段支持。部分拍卖人对文物艺术品的保存仅依赖传统的登记和人工检查，未能使用如区块链追溯、高清影像存档或芯片标识等现代科技手段来固定关键环节信息，发生纠纷时回溯困难，难以提供完整的证据链。若买受人对拍品真伪或保存状况提出质疑，拍卖人是否能提供足够的证明其履行妥善保管义务的证据，将影响案件的裁判结果，而文物艺术品从委托人到拍卖机构再到买受人的全过程，涉及交接凭证、拍卖记录、运输单据以及其他能够反映流转路径的文件形式各异，针对案件要件事实的记载存在缺失，例如文物艺术品的具体信息，如拍品编号、名称、描述和状态照片等信息，导致拍品实物与合同标的物的一致性难以查清。 其次，文物艺术品保存和验证环节存在争议。当前，部分拍卖人和运输方的保管记录存在缺失，如文物艺术品的存储环境、包装情况、入库和出库记录等方面的记录。如发生损坏或丢失的争议，难以通过检查保管记录和相关监控视频和影像资料，对比确认责任方并判断是否存在过失行为。在数据电文证据方面，目前部分拍卖人已采用区块链技术对文物艺术品的流通过程进行数字化记录，这种技术具有高度防篡改性，可以为案件提供可靠的证据支持，但仍然存在私有链鉴真、时间戳异议以及电子签名验证方面的争议。 再次，文物艺术品的鉴定环节存在争议。文物艺术品因其稀缺性和不可复制等特点，拍卖中通常需要通过鉴真鉴定来确定其真实性和价值。鉴真鉴定所形成的鉴定证书，是竞买人判断拍品真伪和价值的重要依据。然而，实践中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多样性及标准的不统一，导致鉴定结果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甚至出现虚假鉴定或错误鉴定的情况，直接影响买受人的利益保护和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同主体出具的鉴定证书，其性质和效力尚未形成统一认识。鉴定证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