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全球化2.0——一个助力先进产业领先地位与国家实力的新贸易政策框架

2025年6月9日第17期总第692期 迈向全球化2.0——一个助力先进产业领先地位与国家实力的新贸易政策框架 【译者按】今年3月，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迈 向全球化2.0——一个助力先进产业领先地位与国家实力的新贸易政策框架》。报告指出，全球化1.0因美国技术经济利益让位于外交政策、对中国融入全球体系的误判、世贸组织监管失效等多重因素走向失败。报告分析了全球化1.0的结构性缺陷，提出全球化2.0需以维护美国先进产业领先地位为核心，通过区分普通商品与高科技产品、强化盟友合作、差异化应对竞争对手、配套国家产业战略等路径，重塑贸易政策框架。赛迪智库电子信息研究所对该报告进行了编译，期望对我国有关部门有所帮助。 【关键词】全球化2.0先进产业贸易政策国家实力 -1- 一、引言 从苏联解体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主导的全球化1.0曾被视为“历史的终结”。在资�全球流动、双赢格局的理想图景中，虽有工人短期冲击，但被“学习编程”等转型叙事淡化。这一构想简单诱人，甚至在今天仍有拥趸，但现实发展远超预期：“边境后”贸易限制兴起、WTO监管失效，尤其是中国崛起打破了规则——2000年代“中国冲击”、制造业空心化与技术扩张并行，而全球化1.0的捍卫者仍以“制造业产值健康”“失业归咎于机器”等说辞否认问题。 如今，美国贸易政治已从乌托邦乐观转向反乌托邦绝望：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退出TPP、加征关税，两届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折射出对全球化1.0的彻底失望。但简单否定并非出路： 右翼与左翼中不少人借全球化1.0失败拥抱自给自足，而现实是全球化1.0已无法复活，唯有构建全球化2.0——以美国利益为核心，区分普通商品与高科技产品，强化盟友合作、差异化应对对手，并配套产业战略与社会缓冲措施，方能在全球经济变革中指明路径。 �报告将剖析全球化1.0的失败逻辑，驳斥自给自足的谬误， 最终提出全球化2.0的12项原则及政策议程。 -2- 二、全球化1.0的辩护 令人惊讶的是，经历两届反全球化政府及第三届政府更迭后，美国贸易圈仍有人坚持全球化1.0。他们援引民调称多数美国人支持贸易，强调低价产品等同工资增长，认为贸易能减少全球贫困，甚至声称单边开放市场对美有利。1997年克鲁格曼曾提出“自由贸易单边论证”。 即便美国先进产业持续萎缩，他们仍坚称全球化1.0提升美净经济福利，试图通过舆论向MAGA支持者灌输“贸易有益”观念。但现实是，全球化1.0因动力耗尽和结构性挑战已无法实现愿景，不再适应当今时代。 不少人试图回到2016年，否认贸易问题：以制造业产值称其“健康”，将岗位流失归咎于机器，把中产阶级焦虑归因于自动化和教育不足，认为AI可弥补国防工业空心化，斥选民反对为�土主义，否认中国在先进产业的进步，仅建议为失业工人提供金钱和培训。 对现实的否认和数据操纵♘能暂时掩盖全球化1.0的失败，特朗普连任已证明这一点。全球化倡导者应正视问题，致力于打造更完善的全球化版🎧，而非仅扩大贸易调整援助。 三、全球化1.0为何失败 -3- 全球化的目标没有错，但美国领导人追求这一目标的手段却错了。如果美国当初做法得当，那么不仅结果会更好，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也会更加积极。至少有13个主要因素是全球化倡导者未能妥善处理的。 （一）美国技术经济利益让位于美国外交政策利益 二战后遏制苏联期间，受华盛顿共识影响，美国政策制定者始终将经济利益置于外交政策之下：为防止国家倒向苏联开放市场，为惩罚他国不惜让竞争对手占领市场，这种技术经济利益的牺牲源于对霸主地位的自信。 美日贸易冲突是典型案例。20世纪70-80年代，日�推行重商主义，通过关税、配额、法规限制等手段偏袒自身贸易，操纵汇率并倾销产品，至1984年占据美国60%半导体市场。美国国内施压追责时，国家安全机构坚持“日�是不沉的航空母舰”，主张地缘政治优先，而商务部等更务实的部门则持不同意见。尽管1971年已有委员会警示制造业衰退风险，但未被重视。 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试图将经济关切提升至与地缘政治同等地位，却因90年代经济繁荣搁置。克林顿坚信美国主导地位，忽视世贸组织中违背承诺的竞争，导致先进产业占GDP份 额下降。2001年“9・11”事件后，地缘政治再次优先，布什政府视贸易开放为改善世界的途径。 -4- 奥巴马政府延续传统，2009年访华时承诺加强技术合作，加快中国商飞C909安全审批，或为换取中国在朝伊问题上的支持。而中国始终专注获取经济利益，如今商飞迅速崛起。拜登政府扩大对中国出口管制，不顾美国半导体公司损失，商务部长坦言管制会使企业失去收入，却对中国能力评估乐观。 长期以经济利益换取地缘政治利益，已导致美国结构性经济衰退，削弱其军事能力和外交影响力，这在汉密尔顿先进产业竞争力指数中得到体现。 （二）全球主义者曾以为中国会加入自由贸易联盟 在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化顶峰时，人们认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如同《星际迷航》中的博格人：你们将被同化，进而转变为民主、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克林顿签署中国贸易法案，为中国入世铺路时承诺，世贸组织协议将推动中国向正确方向发展，实现美国多年来的目标，还能促进自身经济利益。该协议要求中国以空前方式开放市场，接纳美国产品与服务。 显然，这一设想并未实现。克林顿还预言，中国入世不仅会进口更多美国产品，还将引入经济自由这一民主社会珍视的价值观。经济越自由化，越能释放民众潜力，民众自然会要求更大发言权。 或许克林顿像那些预言全球革命将至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5- 观点有一定道理：中国贸易收益最终可能像日�、台湾和韩国那样，推动其走向民主。但即便如此，对美国经济的损害早已超出其承受范围。中国�可能走向政治自由化，但这似乎是对中共及其产业政策立场的误读。或许长远来看，笑到最后的会是马克思主义者。 （三）苏联解体后，全球主义者忽视了跨国行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键联系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深度全球化，其核心推动力并非贸易 自由化，而是技术革新与跨境投资。集装箱运输、航空货运及互联网等全球电信技术的兴起，使全球生产布局成为可能。企业借此将生产转移至低成�地区或高市场准入地区以降低成�。全球主义者认为这一过程普遍符合美国利益，但实际效果存在差异。1953年，通用汽车总裁威尔逊在出任国防部长的听证会上宣 称“对国家有利即对通用有利”，这一表态在当时体现了企业与国家利益的高度重合。然而随着美国企业向“全球一体化”转型，这种认知已逐渐过时。其他国家仍普遍将国家、消费者与企业利益视为紧密整体，而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 六十年前，通用汽车虽总部位于密歇根，却已将生产线扩展至南方低工资州，从“密歇根公司”转变为“美国公司”。这一过程显示，企业利益与地区利益未必一致。同样，密歇根消费者 -6- 对�土生产缺乏偏好，美国消费与生产的定位已从地区转向全国。如今，美国企业进一步离岸外包，消费者也更关注价格与质 量而非产地。美国成为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体，企业与消费者均以短期经济利益为导向，缺乏经济爱国主义。其他国家则不然：奥地利企业因社会压力拒绝转移生产，欧洲消费者偏好�土产品，日�、德国企业面临�土生产压力。 全球化1.0若要更有效，需各国企业与消费者采取类似美国的全球主义立场。美国若效仿其他国家培养忠诚，可能面临文化阻力——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与利己倾向使其难以形成紧密的国家-企业-消费者共同体。尽管如此，政府在全球化1.0阶段未能有效协调跨国公司行为与国家利益，导致了可预见的问题。 （四）全球主义者坚信，更有效的全球分工将促使美国专注于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 在全球化1.0构想中，贸易被认为能带来合理全球分工。美 国计划将低工资活动转移至低成�国家，自身发展高工资产业并培训工人转型。克林顿1996年国情咨文体现这一思路，索洛也认为中国竞争低工资岗位的同时，其市场会为高技能人才提供机会，该观点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却忽视了国家提升价值链的诉求——中国更关注绝对优势。 若该理论实现�对美国有利，但现实是美国不仅快速流失低 -7- 工资产业，高工资产业也面临离岸外包。2000年以来美国高科技产品持续贸易逆差，且其他国家在价值链上游攀升速度超预期，对美形成挑战。此外，制造业与创新的紧密关联被理论低估，制造业流失制约了美国国内创新能力。 （五）全球主义者拒绝接受产业政策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主导地位与全球化 1.0相辅相成，因其追随者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可优化结果，而贸易投资无国界是自由市场核心。全球主义者欢呼一体化市场，认为这能限制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等“愚蠢”干预。格林斯潘曾称全球化让美国政策被市场力量取代，凸显这一思潮的影响力。 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产业政策被视为职业渎职，仅有寻租者才会支持。其秉持市场失灵罕见、政府失灵常见的观点，将限制全球化与产业政策并列为不可饶恕的“原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新古典主义的全球代表，在 《产业政策的回归》中以类似哀叹天花重现的语气批判产业政策，甚至将疫情失业救济视为扭曲贸易，却无视中美收购案例中的双重标准。当产业政策被定义为“任何有针对性的政府干预”时，几乎否定了政府的大部分职能。这种极端立场导致美国政府未制定政策协调跨国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最终引发反弹。 （六）全球主义者坚信世贸组织能有效监管贸易违规行为 -8- 二战后全球贸易体系设计者认为其可自我执行监管，辅以道德劝说与世贸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DSM）。WTO称争端解决是核心支柱，坚信成员会迅速改正不当行为，且案件通常在1年内首次裁决（上诉15个月），虽美欧空客争端持续16年，但WTO仍强调程序的法治精神。 初期该机制运行有效：截至2008年1月，369起案件中仅136 起进入完整程序；1995年以来631起争端提交，发布超350项裁决，近90%政府遵守决定，三大发达经济体常相互诉讼，体现自我约束。 但奉行重商主义的中国加入后构成根�挑战。全球主义者曾期望DSM应对贸易紧张，乐观主义者认为更多诉讼可疏导矛盾，但WTO结构不适合中国——其政策避免法律编纂，违规行为持续多发如“打地鼠”，导致入世如同“引狼入室”。 （七）全球主义者相信，随着多哈回合等新一轮贸易开放浪潮的推进，“边境后”壁垒将受到限制并逐渐减少 全球主义者坚信战后贸易自由化趋势不可阻挡，彼得森研究 所伯格斯滕1996年指出，超60%国际商务已在自贸体制内进行，且比例因新安排与贸易扩张持续上升，主张消除全球贸易壁垒。他阐述自由化路径：肯尼迪回合削减高关税，东京回合解决非关税边境壁垒，乌拉圭回合处理知识产权等边境后问题。 -9- 战后贸易体系确有成效：发达国家平均关税从战后40%降至21世纪末2-3%，全球中位关税率1980-2013年从26%降至不足 7%。2019年研究显示，2000-2014年42国20行业贸易壁垒平均降45%，中国是降幅最大的国家之一。 但各国悄然增设非关税措施，其对贸易的限制约为关税两倍且使用率上升：2010年保护主义措施中非关税壁垒占54%，2016年升至61%，2022年技术性措施影响超30%产品线和近70%世界贸易，气候变化相关措施影响26%世界贸易。美国受此损害显著，2017-2019年对华出口下降约50%源于非关税壁垒，“边境后”壁垒减少的预期落空。 中国2001年入世后虽有自由化，但壁垒仍处次高水平。2013年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中国重商主义战略转变，更多使用边境贸易保护手段并在全球推广。 （八）美国贸易官员更关注市场开放而非市场执法 从历史看，美国长期重市场开放轻贸易执法，这在预算趋势中清晰可见。2025财年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6.13亿美元预算中， 3.85亿用于全球市场拓展，仅1.3亿用于执法合规；2024财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获6100万美元，贸易执法信托基金仅1500万美元，司法部贸易欺诈工作组编制极小。 世贸组织成立后，美国贸易政策重心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