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强大货币为牵引，建设金融强国

钟 益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郭 凯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朱 鹤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 钟益、郭凯、朱鹤（����），“以强大货币为牵引，建设金融强国”，CF40工作论文，����年第�期（总��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以强大货币为牵引，建设金融强国 ◎钟益郭凯朱鹤 摘要：本文系统性地分析了以强大货币为牵引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意义，详细梳理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历程，并创新提出了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性条件”（为什么用）和“操作性便利”（怎么用）双维度评估框架。通过全面比较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在双维度框架下的表现，本文明确了人民币的相对优势与主要短板，比较结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基于此，本文提出七方面政策建议：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健全金融法律制度，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培育人民币计价功能，拓展国际使用场景，以及筑牢金融安全防线。这些系统性建议旨在打造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强大货币，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根基。 关键词：金融强国强大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跨越式发展，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位。然而，相较于庞大的经济体量，中国的国际金融影响力与地位仍有一定提升空间。在全球经济格局经历深刻调整、国际金融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从经济大国迈向金融强国，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提升综合国力、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部署，明确将“建设金融强国”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金融强国的核心要素，即需要具备“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在这“六个强大”的有机整体之中，“强大的货币”被置于首位，凸显了其在金融强国建设全局中的基础性、前瞻性与引领性作用。 强大的货币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基石。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共同构成了强大货币的支撑体系，任何一个要素的缺失都将导致整个体系不完整，无法有效支撑货币的强大地位。 强大的中央银行是货币价值稳定的主要守护者。通过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中央银行直接维护币值稳定这一强大货币的首要特征。中央银行应用政策工具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和国际影响力，决定了其控制通胀、管理汇率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从而为货币提供稳定的基础环境。 强大的金融机构则是货币流通和使用的微观载体。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机构通过提供高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展货币的应用场景，特别是在推动货币国际化方面发挥着“操作管道”的关键作用。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直接影响货币的便捷性、安全性和国际接受度。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为货币提供了全球流通和定价的枢纽平台。以上海 和香港为代表的金融中心，通过集聚全球资本、提供深度流动性、形成权威的资产定价基准，提升了本币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这些中心既是货币“走出去”的桥头堡，也是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通道。 强大的金融监管构建了保障货币信誉的制度防线。有效的监管通过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增强市场透明度和公信力，为货币的长期强势奠定了信任基础。监管的全覆盖性、有效性和国际影响力，是保证货币价值免受金融风险侵蚀的关键屏障。 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则是整个体系运行的智力支撑。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在制定货币政策、开展金融创新、管理风险和推动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能力水平直接影响货币战略目标的实现效果。与此同时，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也为货币的长期信誉提供了价值导向和精神内核。 以上要素与强大货币形成了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实现强大货币的目标，需要系统性地推进各要素协同发展，形成整体合力。特别是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这种要素间的协同作用更为明显——中央银行提供政策基础，金融机构拓展服务渠道，国际金融中心构建全球平台，金融监管保障制度环境，人才队伍提供智力支持，共同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融资和储备中的使用，最终铸就真正“强大的货币”。 在此背景下，以建设强大的主权货币为战略牵引，全面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具有深远意义。“强大的货币”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和信用的集中体现，更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的关键支撑。通过充分发挥强大货币的“引擎”功能，能够有效带动金融强国其他核心要素的协同发展，形成相互支撑、共同促进的良性循环。 本文旨在围绕“以强大货币为牵引建设金融强国”这一核心命题展开探讨。首先将梳理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成就与面临的挑战，进而通过对比分析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建设强大货币、扎实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若干政策思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征程中，打造与大国地位相匹配、具备强大国际影响力的主权货币，必将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磅礴的金融力量。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人民币缓慢地在周边地区使用，国际化进展有限。 人民币国际化首先是以人民币区域化的形式逐步开始的。这既是由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也因中国相对多数周边国家有一定经济优势。早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就逐渐放开了边境贸易。1993年以来，人民银行先后同越南、蒙古、老挝、尼泊尔、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朝鲜和哈萨克斯坦8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签署了边贸本币结算的协定。此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边贸规模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边境贸易中作为直接支付货币的需求不断扩大。但不同地区的人民币边贸结算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且整体规模相对有限。据人民银行不完全统计：2008年人民币结算量约占广西中越边贸结算总额的80%，而在中俄边贸结算中仅占0.1%；2006年，人民币在越南、老挝、缅甸的存量仅为近70亿元。 香港和澳门回归后，港澳地区与内地经贸联系、人员流动日益频繁，港澳人民币业务不断深入。2003年和2004年，中国分别批准了香港和澳门设立人民币清算行，港澳居民个人人民币存款、兑换、汇款和银行卡业务相继开办，人民币资金池逐步建立起来。为了满足香港地区人民币持有者的投资需求，从2007年开始，中国允许境内金融机构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并逐步扩大了发债主体范围和发债规模。不过，尽管香港地区的人民币业务发展较快，但总体来看规模依然有限，2008年末香港人民币存款余额仅有561亿元。 第二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尤其是2009-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大幅提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特别是韩国和印度汇率波动较大，外汇储备下降， 面临流动性困境。同时，美元及欧元汇率相继经历了剧烈波动，而在全球美元短缺最为严重的危机初期，美国仅与少数发达经济体签署了互换协议，将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排除在美元流动性供应之外。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了寻求其他国际货币的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当时，虽然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一定冲击，但中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经济快速企稳回升，对外贸易也很快出现反弹并持续增长。作为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企业在跨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流动性来源，也受到越来越多外国中央银行的认可。同时，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刺激了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需求。综合各种有利因素，国际上对人民币使用的需求快速增加。 在境外人民币需求显著增加的历史机遇面前，中国顺应市场的需求，顺势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从2009年开始，中国政府有步骤地对人民币跨境使用中存在的制度障碍进行了清除。从贸易结算到投资结算、从直接投资到证券投资、从国内市场开放到离岸市场建设，人民币跨境使用从各个方面迅速发展起来，各类交易结算金额迅猛增长，人民币国际化经历了“黄金时期”。 这一黄金时期的顶峰是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五年一次的SDR例行审查，此时正值人民币国际货币化的第一轮高潮。为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中国2014年下半年就启动了相关研究论证工作，并针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中出现的问题推动了一系列工作，尤其是部署和推动国内金融改革和开放，推动人民币真正实现“可自由使用”，包括开放银行间市场，允许境外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进行资产配置和风险对冲操作，为境外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及相关业务的清算、结算提供进一步的便利，提高数据透明度，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DS标准等。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人民币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同时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并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储备 地位正式获认。 第三阶段：2015-2017年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有所放缓。 这一阶段，受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以及中国金融市场波动等各方面影响，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资本流出形势，同时海外投资者对人民币走势及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也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对部分人民币跨境业务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人民币跨境业务的管理相应收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控制资金流出，包括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减少非理性海外投资，加强人民币NRA账户境外人民币汇入的贸易真实性审核和人民币参加行购售汇业务的真实性审查等。二是对境外人民币业务参加行存放境内代理行人民币存款执行存款准备金率，锁定部分境外人民币流动性。三是增加离岸市场套利与做空成本，离岸人民币拆借市场在一段时间内供不应求，拆借利率大幅飙升，最高时香港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曾达到66.81%。 从数据看，这一阶段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量有一定下滑，服务贸易及其他贸易结算量先增后降，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收付额经历了较明显的下滑，特别是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量下降较快，人民币标价的国际债券规模也从2015年底的1250亿美元小幅下降至2017年的1025亿美元。这也从政策层面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人民币国际化快速推进的进程和支撑其发展的政策框架不尽匹配。人民币国际化在这一阶段遭遇的困难一定程度上正是其退让于其他当时更紧迫目标的结果，是多重政策目标下其他政策调整的从属。 第四阶段：2018-2021年人民币国际化有所恢复。 201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逐步回归稳健发展轨道。中国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包括“债券通”北向通启动、扩大“沪深港通”额度、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等，促进了资本项目下人民币使用的快速增长。2018年，资本项目收付金额达10.75万亿元，首次超过经常项目，标志着人民币投 融资货币功能实现质的飞跃。境外主体持有的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从2016年末的3万亿元增至2021年末的10.83万亿元，反映出国际市场对人民币资产认可度提高。 基础设施方面，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二期投产提升了处理能力，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网络扩大至25家。政策上，明确规定“凡依法可使用外汇结算的跨境交易，企业都可以使用人民币结算”，为使用人民币创造了充分政策空间。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持续强化，IMF数据显示，人民币在全球外 汇 储 备 中 的 占 比 从2016年 第 四 季 度 的1.08%稳 步 上 升 至2021年 末 的2.79%。在支付货币方面，2020年疫情背景下，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逆势大幅增长至28.39万亿元，同比增长44.3%，2021年进一步增至36.61万亿元。同时，中国开始数字人民币研发与跨境应用探索。 第五阶段：2022年至今人民币国际化稳慎扎实推进。 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但人民币国际化却在逆境中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内生动力。跨境使用规模扩大，2022-2023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持续增长，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2023年达24.8%，创历史新高，表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增强。在货币功能深化方面，人民币融资货币功能取得突破，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