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启动与实施

关于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启动，旨在支持和落实《关于落实中欧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宣布的各项活动。 2019 年 4 月 9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八次中国 - 欧盟能源对话上，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先生与欧盟气候行动和能源专员米格尔 - 阿里亚斯·卡尼特（Miguel Arias Cañete）共同出席并签署了《关于落实中欧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正在出席第 21 次欧盟 - 中国领导人峰会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欧盟委员会主席让 - 克劳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欧洲议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启动实施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被明确写入了此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联合公报。 ECECP 平台的总体目标是： “加强中欧能源合作。与欧盟的能源联盟战略、欧洲人人享有清洁能源倡议、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欧盟的全球战略保持一致，通过加强合作，将有助于提高欧盟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为推动全球能源向清洁方向转型，以及建立可持续、可靠和安全的能源体系的共同愿景做出贡献。” ECECP 第二阶段项目由 ICF 国际咨询公司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共同组成的联合执行机构共同实施。 声明： 本刊所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图片来源 Freepik。 中欧能源杂志EU-China Energy Magazine 2023 02 /电力市场改革不足以实现欧盟能源转型目标 07 /中国应如何迈向一个更为清洁且可靠的未来电力系统？ 11 /中国一季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 4%创下新高 20 /欧盟《净零工业法案》对中国新能源企业意味着什么？ 25 /清洁技术制造：欧洲究竟处在什么位置？ 30 /每月新闻速览 39 /出版物推荐 亲爱的读者朋友， 欢迎阅读《中欧能源杂志》2023年五月刊！在本期杂志中，我们将继续就能源转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如电力系统灵活性和清洁技术制造等话题，同时还将继续追踪中欧能源行业的最新政策和市场动向。 本期的第一篇文章探讨了仅靠欧盟电力市场改革是否足以实现欧盟的能源安全和脱碳目标。我们刊登了一篇让 - 米歇尔·格拉尚教授（Jean-MichelGlachant）在《牛津能源论坛》上的撰文，探讨了欧盟成功实现这一转型所需的复杂条件。 与欧盟类似，中国也面临着应对可变可再生能源渗透率不断增加的紧要任务，需要下大力度增加能源系统的灵活性来确保电力的可靠和安全供应。我们的第二篇文章审视了中国在增强电力系统灵活性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并列出了中国决策者在制定相关规划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关键问题。 第三篇文章将关注中国2023年第一季度创纪录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我们将探究这一惊人增长背后的复杂原因，并展望了在低碳能源强劲增长和新建煤电持续扩张的矛盾背景下中国未来的排放变化趋势。 欧盟《净零工业法案》可谓是近期中欧能源相关讨论的核心议题。这项旨在加强欧盟本地清洁技术制造业的法案引发了两地的广泛热议。本期杂志准备了两篇文章，将分别从中欧两方的视角对该法案及其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其中一篇文章广泛结合了业内人士和分析师的观点，探讨了该法案给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第二篇文章则评估了欧洲当前在不同清洁技术制造业中所处的位置，通过对这些技术的欧洲本土制造能力和部署水平进行比较，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欧洲如何在清洁技术制造领域保持竞争优势。 希望您喜欢本期的《中欧能源杂志》。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提供您的任何反馈意见，也欢迎您就感兴趣的能源话题为杂志投稿，加入我们的讨论。 Flora Kan博士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执行主任 电力市场改革不足以实现欧盟能源转型目标 我们需要思考欧盟内部电力市场改革是否足以实现欧盟的能源安全、脱碳和电气化转型目标。然而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坦率来讲：此次电力市场改革标志着欧盟进入了“混合电力市场”的新时代，虽说这是成功转型的前提条件，但也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四个确保成功实现目标的先决条件，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欧盟的脱碳和电气化正面临着（1）其他直接制约，如电网和基础设施的充裕性；（2）间接制约，如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的决策权分配问题；此外还包括与能源领域相关的其他方面内外部约束，如（3）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和成员国的公共预算资金；（4）现有国际贸易和制造链。 直接制约：电网和基础设施的充裕性 当脱碳和电气化浪潮将风电、光伏板、热泵和电动汽车推至技术浪尖时，电力的流转仍然必须要解决电网和系统运行的现实问题。引领欧盟海上风电扩张的四个国家已经设定了目标，到2030 年要使其北部海域的风电装机容量要达到 65GW（超过法国现有的核电机组），2050 年达到 300GW（法国总发电装机容量的2.2 倍）。那么，传输这些电能的输电线路在哪里呢？如此大量的电能最终是只会在这些北海国家之间传输，还是也会供应给许多其他欧盟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下，该使用哪些输电和互联线路或走廊？如何说服比荷卢地区的公民接受在其国内建设过境输电线路，向意大利、奥地利，甚至其他地方供电？北海及其他地区的电网应该如何融资？ 因此，可以这样说，当前的欧盟市场改革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欧洲能源政策。市场改革后的欧盟能源格局将需要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能源决策者做出更多的努力，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加强协调。 海上风电、光伏发电和配电网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例如，欧盟在 2022 年 5 月发布的RePowerEU计划下提出了欧洲太阳能的未来愿景，目标是到 2025 年和 2030 年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分别达到 320GW和 600GW。那么欧洲的配电网是否已经准备好连接和管理这些供电容量了呢？未来还要考虑到热泵和电动汽车。欧盟希望到 2027 年将热泵的部署量翻倍，达到 1,000 万台。配电网为此做好准备了吗？荷兰的配电网已经相当拥挤，比利时的配电网也呈拥堵之势。那么，怎样才称得上“准备好了”呢？ 在过去，配电网中的潮流约束被视为是不可避免的，电网需要通过“修复即遗忘”的方式来适应这些约束。而现如今，研究表明，如果电网用户能变得更加积极主动，那么配电网所需的新投资可能会有40% 至 50% 的差异。那么该如何鼓励用户去适应和对电网约束、峰值、拥堵和投资成本做出反应呢？是否可以通过创建新市场、本地市场、新的电网使用规则或新的连接协议，或者赋予电网管理者新的电网拥塞管理权等方式来实现吗？ 间接制约：欧盟与成员国层面的决策权分配 欧盟内部电力市场的全面改革可能需要三大支柱：用于对冲价格波动的长期合同，有关电力交付的长期供电合同，以及有关容量建设的长期合同。除了市场改革外，欧洲能源转型目标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条件在于电网和基础设施的充裕性。 坦率讲，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在这四个关键领域中，真正拥有核心决策权的是各成员国而非欧盟。欧盟主要通过众多的欧洲电网导则来干预电能的流动，同时通过“市场耦合”来协调电力交易以及各输电系统运营商。然而这有些自相矛盾的是，一个理想的内部电力市场的改革竟会进一步强化各成员国公共当局的作用，赋予其更重要的决策权，而没有解决如何更有效地协调新的欧洲长期合同网络。就集体行动的基础微观经济学而言，可以说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将面临一个持续的“道德风险”问题。每个成员国都可以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其在四个关键领域的决策；但许多核心问题的决策结果将影响整个欧洲，而且只存在于欧盟层面：例如，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对化石燃料价格冲击的敏感性、通过互联和市场耦合共享新的脱碳资产，以及抵御气候变化恶化给能源系统造成的新的冲击等等。 这种逻辑可以扩展到其他电网保障和运营所需的资产和投资，如大型储能、需求响应和其他平衡备用， 以 实 现 2030 年 和 2050 年 电 力系统所需的安全性和韧性。 我们确实已经有了一些解决类似问题的欧洲工具：欧洲输电系统运营商网络ENTSO-E的研究（十年电网规划及充裕性研究），通过欧盟网络政策为共同利益项目提供的融资，以及国家层面的能源和气候计划（以及相应的能源联盟治理法规）。然而，所有这些工具都存在两个主要限制：它们都适用于在旧的内部电力市场框架内运行，并且都侧重于各自特定的领域。一个新的欧洲治理体系必须经过谨慎思考且在执行方面要切实可行，才能达到欧盟成功实现加速脱碳和深度电气化转型所需的协调水平。在 2050 年之前的 30 年里，欧洲的工业和经济将在新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面临重重挑战，不允许我们犯太多的错误或者缺乏凝聚力。 能源部门的外部制约：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和成员国的公共预算 不幸的是，欧洲市场改革目标的成功也面临着一些能源部门以外的硬性限制，这意味着人们不能期望在这些外部因素方面能够提供宽大有利的条件或灵活性。这些外部限制包括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和成员国的公共预算。 欧盟的货币政策本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欧洲央行的领导人们正在公开讨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并已经将其纳入总体政策框架，这一点很了不起。但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他们面前的“头等大事”。银行不再愿意维持其长期以来所采用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而紧缩性的货币和金融政策反而成为新常态。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银行不愿意快速粗暴地强行推进紧缩性政策，而是更倾向于幅度较大但更为温和且时间线更长的紧缩。这种柔和的基调是否会抑制企业和家庭的投资意愿，目前尚不明朗。那么，这种情况下欧盟将如何加快在脱碳和电气化方面的投资呢？ 此外，在成员国层面为加速能源转型争取资金，不仅会与政府在能源危机期间可能优先考虑的其他开支事项形成竞争，而且还可能不得不与其他类型的宏观经济刺激措施形成竞争。目前对于“绿色宏观经 济 学” 的 最 新 理 解 与 2019-2020年期间相比并不那样乐观。今天许多脱碳和电气化行动需要进行大量投资，才能实现与过去相同的服务水平。这些投资并不能直接提高行业生产率或消费满意度，它们“仅仅”减少了一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即气候变化。这意味着投资于脱碳和电气化的努力实际上减少了可重新分配的“市场财富池”。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投资的规模和速度并不是唯一要关注的问题。大多数脱碳投资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其可变成本较低（如风能、太阳能、储能设施和建筑翻新改造）。这些行动的总成本会受到利率上升的强烈影响。即使利率保持在低于当前通胀水平的情况下，许多脱碳行动的总体成本目前仍在上升，并将推高欧洲的脱碳代价。 货币和金融方面的第二个限制是成员国的公共预算。2021 年，由于疫后特别复苏工具补充了 2021-2027 年 1 万亿欧元的普通欧洲预算，成员国在欧盟层面获得了 7500 亿欧元的额外资金，但此后情况有所收紧。仅在 2021-2022 年能源危机期间，欧盟各国政府就花费了超过 7,000 亿欧元来满足当下的能源和化石燃料消费需求，而这场危机预计将持续到2023 年甚至 2024 年。2022 年 5 月，人们预计如果欧盟委员会制定的“RePowerEU”计划由成员国来实施的话，其成本大约为 3,000 亿欧元，而国际能源署估计，填补 2023 年俄罗斯天然气缺口的成本为 1,000 亿欧元。欧盟的增长前景即使不是负面的，也仍然非常渺茫，各国政府从哪里找到加速脱碳和电气化的资金呢？当然，正如Stiglitz和Stern在牛津大学2020 年的一项研究中所证明的那样，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这种能源转型投资和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该去哪里寻找这些所需的初始融资呢？ 新的政策讨论措辞中加入的“清醒”字眼便传达了这样一层谨慎的含义。在开展能源转型相关工作时，我们必须对适当的财富和消费承诺保持审慎。这是欧盟自 2019 年以来实施“公平和绿色增长”政策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到的困难。当然，公民和决策者会找到吸收这种新特征的方法，并且赋予其新的内涵，例如：为子孙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