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变革期的中国和平外交：当前实践与未来愿景
动荡变革期的中国和平外交：当前实践与未来愿景 China’s Peace Diplomacy in a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Current Practice and Future Vision 负 责 人 ： 牛 海 彬作者 ： 牛 海 彬蔡亮周 士 新龙静周 玉 渊楼 项 飞刘欣李 彦 良周 生 升 作 者 简 介 牛海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拉美研究中心主任 蔡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 周士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周边外交研究室主任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龙静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玉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副主任 楼项飞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民间外交研究基地秘书长 刘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助理 李彦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周生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目录 摘 要································ 0 1 一 、 和 平 发 展 ： 大 国 和 平 外 交 的 新 探 索··············· 0 2 （ 一 ） 百 年 变 局 呼 唤 维 护 国 际 和 平 新 路 径·············· 0 3（ 二 ） 中 国 之 道 ： 从 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 到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0 6 二 、 和 平 之 路 ： 中 国 推 动 国 际 热 点 问 题 政 治 解 决 的 外 交 实 践····· 1 0 （ 一 ） 劝 和 促 谈 ： 中 国 外 交 与 乌 克 兰 危 机·············· 1 1（ 二 ） 和 平 斡 旋 ： 中 国 外 交 与 中 东 局 势··············· 1 6（ 三 ） 和 平 治 理 ： 中 国 外 交 与 南 海 问 题··············· 2 0 三 、 和 平 之 辩 ： 国 际 社 会 对 中 国 和 平 外 交 的 多 元 认 知 ········· 2 5 （ 一 ） 美 西 方 对 中 国 在 乌 克 兰 问 题 上 和 平 外 交 的 错 误 认 知······ 2 6（ 二 ） 美 西 方 对 中 国 在 中 东 开 展 和 平 外 交 的 错 误 认 知 ········· 3 0（ 三 ） 全 球 南 方 国 家 对 中 国 和 平 外 交 的 认 知············· 3 2 四 、 和 平 之 愿 ： 新 时 代 的 中 国 和 平 外 交 将 发 挥 更 大 作 用 ········ 3 7 （ 一 ） 持 续 弘 扬 命 运 与 共 的 精 神 ， 提 升 全 球 安 全 倡 议 感 召 力····· 3 8（ 二 ） 持 续 维 护 国 际 准 则 和 联 合 国 体 系 的 权 威 性 ··········· 3 9（ 三 ） 持 续 开 展 外 交 行 动 ， 妥 善 处 理 热 点 问 题············ 4 1（ 四 ） 持 续 构 筑 国 际 共 识 ， 团 结 国 际 社 会 的 和 平 力 量 ········· 4 2 摘 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关系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泛安全化和大国竞争的挑战，国际安全合作面临不确定性上升带来的严峻挑战。特朗普二度执政进一步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国际热点问题上的裂痕难以弥合，二战后国际秩序在冷战结束后迎来重大挑战，世界亟需具有创新性的和平理念和实现路径。 中国外交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致力于国际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国际社会注入了确定性和稳定性，展现了动荡变革期大国和平外交的新努力。中国的和平外交努力主要遵循了下述思路。一是从人类命运与共的高度、有机和整体的角度看待国际和平问题。二是倡导新型国际关系，强调各国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努力，致力于从根本上实现长治久安。三是坚持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治理国际安全问题的主渠道，履行大国安全责任与协作义务，推动国际和平事务治理走上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向。 中国的和平外交努力在全球南方获得积极回响，而美西方更多地从怀疑论、威胁论和对抗论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和平外交努力，这反映出当前国际安全体系的复杂性和二元性，也凸显了中国和平外交努力的宝贵价值。特朗普新政府大幅扭转了美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上的立场，近期提出扩张美国领土、接管加沙地带与实力谋和平的设想，令国际冲突和平与持久解决的前景增加了新的变数。在此新形势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国际冲突政治解决的和平外交努力。 第 一 章 和 平 发 展 ：大 国 和 平 外 交 的 新 探 索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伴随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国际关系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秩序进入深刻调整期，国际热点问题卷入更多大国博弈的因素。审视乌克兰危机等国际热点问题的根源，大国对世界政治、国际安全的观念与愿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参与之道。北约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前途问题上持有相互对立的安全观念，似乎都寄望于通过军事行动来决定最终解决方案。奉行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的特朗普重返白宫，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新政府如何看待和应对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国际冲突，这再次展示了大国的世界观与安全观对维护国际和平的重要性。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高度重视本国在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中的建设性作用。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以来，其不但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还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树立了榜样，更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审视国际安全与和平，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全球安全倡议等新理念，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推动国际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向世界展现出一种具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大国和平外交新气象。 （ 一 ）百 年 变 局 呼 唤 维 护 国 际 和 平 新 路 径 身处仍然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主权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自身的安全，这是确保一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也是各国国家行为的基本准则和最低目标。其实现方式无外乎用战争或和平两途在国际上为本国营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一般而言，所谓的和平信念有绝对和平主义与相对和平主义之分。前者意指将和平作为一种理想，并以此为金科玉律来约束一切的思想与行动。狭义上，它指对一切战争行为（包括民族解放战争等）均采取否定的立场。后者虽然强调以非暴力思想作为一国制度设计和政策推行的基本原则，但不排除在若干例外场合（如自卫战争等）可以使用暴力。相比较而言，绝对和平主义更多地停留在理念层面，而各国在实践中更多强调的是相对和平主义。换言之，在现实政治中战争作为维护和平的最后手段这一功能仍不能否认。然而，基于武力威胁带来的和平是一种恐怖的和平，且确保和平的成本高昂，势难长久维持；战争相较于和平而言，始终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欧内斯特 · 梅森 · 萨道义认为，外交是“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1从这个角度上说，和平与外交本身就是不可分的，外交本身就是和平的表现形式之一， 而追求和平是外交必不可少的内容。外交不仅是减少冲突风险的工具，也是弥合当今地缘政治秩序的严重裂痕并为共同利益开辟合作空间的工具。从联合国的和平实践来看，和平解决争端不需要新的工具，因为现和平是促进外交得以顺利实现的价值导向，外交有助于弥补各争议方之间的和平赤字，有利于各国为实现和平而开展合作。和平外交是以实现和平为目标的外交哲学与实践。 有工具仍然具有相关性、行之有效并且得到各方同意。2塑造和重构和平观依然是当前国际社会的历史使命。和平不仅是一种状态，也是手段和方式，特别是应对和处理争端等问题上。 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从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倡导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得到了《联合国宪章》的正式认可，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没有世界大战的“长和平”时期。从共生的角度而言，相比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的国际体系得到了优化。然而，仅仅道德和正义仍难以支撑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两极对抗的冷和平以及单极格局下的局部热战都降低了二战后和平的成色，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才是二战后大和平的重要保障。美苏两大阵营间的和平状态伴随着近代历史上除战争之外最为激烈和持久的对抗。美苏都将彼此视为自身安全的主要威胁，由此引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一系列久拖不决的、破坏性的局部战争，大量革命、族群暴力、宗教冲突和内战，以及一些在人类历史中最为深刻、最难以控制的意识形态竞赛。如果要对这种和平加以定性的话，恐怕现实主义者提出的“恐怖性和平”是对其最恰如其分的概括。因此，如何用和平的方式营造和平，由于各国战略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特殊性，其对自身定位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各有不同，这导致了各国的实践过程也是千差万别。既有基于实力的均势理论与霸权和平论，基于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的新自由主义和平论，也有基于意识形态的民主和平论，这些理论整体上反映了西方主要国家维护世界和平的实践与理念。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正在经历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西方国家在国际安全治理上的理念与实践出现了不适应的情况。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以新兴市场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权力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渐成趋势，中国、印度、巴西、印尼等“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随着世界大势日趋多极化，使得国际权力和全球治理被少数西方国家垄断的局面走向终结，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度调整，百年来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的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与此同时，世界正在遭遇各种问题和挑战，发展鸿沟日益凸显，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很多地区冲突频仍，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各种社会政治思潮 交锋激荡。这意味着建立在西方这一“地方性”的政治经验和价值判断等基础上的政治经济旧逻辑和全球治理体系，陷入了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的窘境。世界处于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际格局加速演变的时期。 全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外延，参与国际治理需要以良好的国内治理作为基础。西方国家习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撑，希冀依赖一条民主化全球治理路径，认为稳定的自由与民主制度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善治”的根本保障。其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倾向于运用所谓普世规则和价值观来梳理利益纠葛，偏好实施对外干预政策。全球治理也因此逐渐沦为西方国家“治理全球”的工具，这种“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结果是治丝益棼，不但给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了持续的动荡和混乱，也殃及了西方国家自身，还导致了全球治理制度和规则碎片化并陷入能力不足的困境。 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二战后的安全秩序面临着重新调整的需要。一方面，新一轮的国际政治经济不平衡正在引发大国关系的巨变，围绕关键新兴科学技术和市场的竞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传统大国对新兴大国的警惕和遏制冲击着世界政治、安全与经济架构的现有安排，国际关系的过度安全化成为重要的政治思潮。另一方面，国际格局从两极、单极向多极化的快速推进对大国在安全事务上的协调与行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大国关系趋于恶性竞争的势头冲击了大国协同维护国际安全的局面。一些新兴大国试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现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协调合作能力饱受缺乏信任与共识的困扰。乌克兰危机典型地反映了当今世界安全架构的缺陷，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国际冲突后的安全困境是多么的影响深远和具有高度破坏性。 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多极化引发的失序等新的国际安全形势，时代呼唤具有创新性的和平理念和实现路径，因而必将催生具有各国特色的新型和平外交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