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基兴业：基础设施投资的新质生产力形成与金融服务协同

王兆阳，段志明，冯璐 摘要为了回答基础设施投资还能否持续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以及下一阶段如何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本文从新质生产力视角出发，研究当前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和内在机制。通过搭建 DSGE 和 VAR 模型，证明了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仍存在促进作用，但这一作用在不同时期、区域、城乡和行业间存在明显差异，并论证了产生这些差异的产业间联动机制。本文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的效果取决于其能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现实情况相适应，短期只关注增长变量，忽视新质生产力提升要求的基础设施项目不仅效果有限，而且可能带来产能过剩等负面作用。建议下一阶段应精准有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完善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努力塑造新质生产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与此同时，在开展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必须优化金融服务策略，有效防范化解经济和金融风险。 关键词基础设施投资经济效应产业结构政策制定金融服务 础设施投资，快速拉动经济企稳回升。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台“四万亿”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较快弥补外需回落带来的需求缺口，延续了经济快速发展势头；新冠疫情发生后，我国推动“十四五”规划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落地，加快推动基础设施补短板，确保经济保持稳健增长。截至2024年10月，全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累计增速达9.35%，处于近年来较高水平，表明在疫情后经济恢复发展的新阶段，我国通过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促进经济恢复性增长（图1）。 一、引言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在新发展阶段，要锚定新领域、新赛道、新业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供给结构和综合功能，加快构建形成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奠定产业基础，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近几十年，我国一直把基础设施投资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尤其在面临较大的内外部冲击情况下，一般通过扩大基 但近些年的实践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出现弱化迹象，尤 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是制定宏观政策的重要课题。本文研究得出，过去部分基础设施投资之所以出现一定的负面作用，主要是因为只关注基础设施项目短期对经济需求的刺激作用，忽视了基础设施投资与社会生产力的长期关系。偏离了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客观要求，这些投资活动不仅无法有效打造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健增长，而且会造成资源错配和产业扭曲，给局部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下一阶段开展基础设施投资要抓住新质生产力这个关键，审慎选择符合产业发展趋势和重大战略导向的基础设施项目，分地区、分行业、分城乡精准实施基础设施投资，助力构建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注：①由于数据的起始年份是2004年，图中数据未能取到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1998年，但不影响分析；②新冠疫情发生后，由于异常波动和基数原因，2020年和2021年的基础设施投资数据出现了较大波动，为便于分析，对这两年数据做平滑处理。 图1我国近20年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比增速 其是部分区域、领域、行业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不仅作用有限，而且存在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负担。在此背景下，理论界围绕是否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主张继续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一是主张继续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部分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短期内难以扭转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出口也难以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张军等，2016），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仍将是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林毅夫，2018）。二是主张二是主张降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依赖程度。降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依赖程度。许小年（2009）认为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是我国当前主要经济问题的根源，应加快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刘世锦（2019）认为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降到6%以下，货币宽松和投资刺激都不能扭转这一趋势，投资刺激甚至可能成为经济长期下跌的诱因。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理论层面证明，基础设施投资一是从理论层面证明，基础设施投资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搭建DSGE模型论证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内在机制，搭建VAR模型对理论模型的分析结论进行证明，研究结果表明，当前阶段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仍然能够有效提高社会生产力，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二是分析下一阶段如何通过优化基础设施二是分析下一阶段如何通过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策略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更好发挥对投资策略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更好发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对细分领域基础设施投资进行异质性分析，证明不同时期、区域、城乡、行业间基础设施投资的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为下一步实施更加精准有效的基础设施政策、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指引。三是从产业层面论证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发三是从产业层面论证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制。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制。基于投入产出 因此，如何客观看待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中的作用，下一步能否继续通过基础 模型，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在我国产业体系中的地位和变迁趋势，为推动建设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奠定产业基础提供策略建议。 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主要采用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理论方面，理论方面，研究者一般通过DSGE模型刻画实际经济周期，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和机制。例如，Bouakez et al.（2020）研究了经济衰退过程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发现当货币政策进入零利率下限的时候，应当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重点投向公共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贾俊雪（2017）通过搭建一个异质性企业家模型，认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倒U形”曲线，即存在一个最佳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使全要素生产率最大化，这主要是因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影响企业家财富积累，通过自融资机制改变企业间要素配置。汪川（2020）通过在一个中等规模的DSGE模型中引入基础设施投资，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效果取决于基础设施周期和公共资本的外溢性。 同时，随着近年来政府债务问题不断突出，围绕基础设施投资加重政府债务的论调越来越多。为了让本文对基础设施投资经济效应的分析更加全面，我们还对基础设施相关的债务问题做了引申分析，论证统筹做好基础设施投资和债务化解的相关路径，从更多视角为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制定和金融服务策略提供建议。 二、文献述评 学界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研究较多，多数文献围绕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正是凯恩斯经济学蓬勃发展并广泛应用的时期，各主要经济体纷纷把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政府“有形的手”的重要手段，理论界开始对这些政策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效果进行研究。例如，Rodan（1943）、Nurkse（1953）等认为基础设施是一种“先行资本”，是经济起飞的重要先决条件，必须优先发展；Rostoe（1960）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进行专门研究，认为交通基础设施是政府的责任，私营企业很少对这类具有外部性的资本进行投资。这些早期研究形成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支持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实证方面，实证方面，研究者多搭建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增长在内的多变量的VAR模型，从存在性、差异性和机制等层面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综合论证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一是综合论证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应。Romp & Hanna（2005）总结发现，多数研究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并且随着研究的积累，关于这一结论的观点越来越一致。他们也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可能没有早期研究认为的那么大。踪家峰和李静（2006）基于Barrow内生增长模型，将公共资本作为内生增长因素纳入一个内生的 随着数量分析方法的普及，针对基础设施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更加广泛深入。Romp & Hanna（2005）对之前二十年左右的文献进行梳理，相关研究基于不同地区、 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效应。在城乡在城乡维度，维度，张勋和万广华（2016）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进行专门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收入较低的群体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中获益更多，这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还可以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均等。黄惠春等（2023）认为，我国农业发展面临创新驱动不足、产业融合不深、资源环境压力大、城乡资源分配不均等瓶颈，新型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创新驱动效应、产业优化效应、效率提升效应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在区域维度，在区域维度，张光南等（2013）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等不同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只有东部地区的投资产出弹性显著为正。在时间维度，在时间维度，廖茂林（2018）按照工业化水平将数据分为三个阶段，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形”特征，即在工业化初期（1994—1999），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较弱的促进作用，到工业化中期（2000—2011）变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到工业化后期（2012年以后），已不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增长模型，采用1987—2003年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证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存 在 促 进 作 用。 张 光 南等（2013） 基 于1985—2003年 工 业 企 业 面 板 数 据， 从 微观层面证明了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效应。廖茂林（2018）采用1994—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总体上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为基础设施存量每提高1%，经济增速约提高0.03~0.08个百分点。文章还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作了异质性分析。 二 是 分 析 细 分 领 域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的二 是 分 析 细 分 领 域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的异 质 性。异 质 性。Romp & Hanna（2005） 研 究 发现，对于不同的国家、地区和行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他们认为，产生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基础设施投资支出的效果取决于现有资本存量的数量和质量，资本规模越大、质量越好，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就越小。国内方面，主要研究涉及多个维度的异质性分析。在行业维度，在行业维度，郭庆旺和贾 俊 雪（2006） 应 用 我 国1981—2004年的年度数据搭建VAR模型，分析基础设施总投资以及交通、能源等具体行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总投资以及交通、能源行业投资都对产出具有较大、持久 的 正 向 影 响；Demurger（2001）、 刘 秉镰等（2010）、 陈 亮等（2011）、 周 浩 和郑 筱 婷（2012）、 张 学 良（2012）、 王 晓东等（2014）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进行研究，证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Ding et al.（2008）、罗雨泽等（2008）、陈亮等（2011）对电信基础设施投资进行研究，证明了电信基础设 三 是 探 究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发 挥 经 济 效三 是 探 究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发 挥 经 济 效应 的 路 径 和 机 制。应 的 路 径 和 机 制。Munnell（1992） 认 为基础设施通过带动私人投资、提高就业率 等 渠 道 促 进 地 区 经 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