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女性赋权与发展报告（2023）

2.1 度量女性赋权与发展2.2 WEDI 的维度和指标框架1317 3. 数据和样本情况26 3.1 样本概况3.2 全球女性赋权与发展概况2630 4. 女性赋权与发展指数：现状与启示33 4.1 WEDI 的全球概况4.2 新型国家集团的女性赋权与发展4.3 分维度的考察4.4 比较 WEDI 与其他发展指数33394450 5. 结论与行动建议53 课题团队75 致谢76 执行摘要 WEDI 包括健康、教育、经济参与、社会参与条件、决策参与五个维度。其中，健康和教育是人类发展最基本的能力，是开展各类功能性活动的前提。经济参与、社会参与条件和决策参与是女性能力在经济、社会和决策参与这三大具体领域的应用。围绕五个维度，选取了 21 项具体指标，指数评分参考 UNDP 人类发展指数（HDI）的计算方法。WEDI 的评价有较好的国别覆盖率，利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公开的数据，构建了包含 117 个国家的女性赋权与发展数据库。2020 年，这 117个国家的总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 82.9%，经济总量占全球的 89.4%。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来自 189 个国家的政府代表通过了里程碑式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强调“赋予妇女权力和她们在平等基础上充分参加社会所有领域，包括参加决策进程和掌握权力的机会，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基础”。 然而，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发布二十多年以后，回望全球女性赋权与发展，看到的是喜忧参半的图景。从全球整体看，在性别平等以及女性发展的一些方面，如健康、教育和减贫，取得了实质性的重大进展。但是，在女性领导力和决策参与方面，性别平等以及女性发展进步显得缓慢而有限。不仅如此，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在孕产妇死亡率、童婚、青春期孕产、割礼、贫困、营养不良、遭遇性暴力等问题上挑战仍然严峻。一些重大的自然、技术和社会变化，也在威胁女性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识别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领域存在的突出风险，对于帮助各国以及国际社会共同采取有力的政策举措、促进女性发展十分必要。但是综合性的统计、监测和评估的不足，仍是制定性别平等和女性发展政策的重要障碍。此外，现有研究中，较多关注性别平等问题，对女性发展问题重视不足。这些都不利于女性应对自身的发展挑战以及在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告旨在建立一个新的女性赋权与发展评价框架，并以指数化的方式对世界各国女性赋权与发展状况进行扫描，为相关的政策制定和议程的推进提供洞察。女性赋权与发展指数（Women’sEmpowerment and Development Index，以下简称“WEDI”）的构建充分吸收了《北京宣言和行动计划》、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等重要国际文件和倡议的精神和主张。指数编制采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类发展的基本理念，坚持全生命周期视角，聚焦时代性的女性发展问题，兼顾规范性和实证性，强调评价逻辑的一致性，同时考虑公平与发展、机会与结果。 2020 年，117 个国家 WEDI 的平均得分为 0.6976。其中，有 30 个国家得分在 0.7-0.8 之间，此外各有 25 个国家得分在 0.6-0.7、0.8-0.9 之间，各国得分分布接近于正态分布。 从区域看，得分水平较高（超过 0.80）国家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在得分前十名的国家中，有八个来自欧洲地区，其中北欧五国（瑞典、冰岛、挪威、芬兰、丹麦）全部入围，这说明欧洲地区尤其是北欧国家在女性赋权与发展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得分排名最后十位的国家，有六个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三个来自南亚。 从国别看，瑞典女性赋权与发展水平最佳，WEDI 评分达到了 0.9354 分。得分超过 0.9 的国家还有芬兰、挪威、冰岛、奥地利。在样本国家中，阿富汗的指数得分最低，仅为 0.3733 分，是唯一得分低于 0.4 的国家。WEDI得分低于 0.5 分的国家还有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巴基斯坦、贝宁和约旦。 总体上看，收入水平更高的国家，WEDI 得分也更高。高收入国家平均得分超过 0.8，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得分接近 0.7，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平均得分均在 0.6 以下。但是，收入水平并非 WEDI 得分的唯一决定因素。 报告比较了不同国家集团的得分情况。G7 国家各维度平均得分都高于样本国家平均水平，也略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表现最突出的领域是健康，而在决策参与和经济参与上则相对薄弱。亚太经合组织（APEC）国家在各领域的平均分数均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教育最为明显。APEC 国家女性决策参与的得分为 0.61，经济参与得分为 0.70，是相对薄弱的短板。OPEC 国家平均的女性赋权与发展水平要低于样本国家平均水平。除了健康、教育与全球平均水平接近外，在女性决策参与、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条件上都存在突出的挑战，不过 OPEC 国家中也有例外，譬如委内瑞拉、阿联酋的WEDI 得分都在 0.7 以上，居样本国家中上水平。上海合作组织（SCO）成员国 WEDI 得分以及各维度得分均低于样本国家平均水平。其中，在教育、社会参与条件、健康领域与全球的差距较小，主要的短板还在于经济参与以及决策参与上。金砖五国（BRICS）整体表现与样本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在女性教育和社会参与条件方面的表现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女性健康、经济参与、决策参与的表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女性决策参与是金砖国家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差最大的领域，平均得分为 0.51。 可以看出，性别发展指数（GDI）与 WEDI 呈正相关关系，两者之间关系特征由 U 形曲线右侧所揭示，即随着性别发展指数的提升，WEDI 呈加速提升的态势。但是，GDI 得分普遍集中在 0.8 之上，这将削弱该指数的评价和政策引导功能。 联合国性别不平等指数（GII）和世界经济论坛的性别差距指数（GGGI）都提供了度量性别发展不平等的指数，但是两者的结果排序存在很大的差 别。与 GGGI 相比，WEDI 与 GII 有 更 好 的 一致性。这表明，WEDI 与 GGGI 相比，更稳健和居于中道。以卢旺达为例，在 WEDI 中排序为第 80位，比其人类发展指数排名高 30 位，比其人均GDP 和人均国民收入排名高 34 位。但是，在世界经济论坛的 GGGI 排名中，卢旺达高居第 7 位，性别平等表现要优于奥地利、荷兰、加拿大、比利时和丹麦。进一步分析比较 WEDI 和 GGGI 与HDI、GII、人均 GDP 和人均 GNI 排序的相关系数，可以发现 WEDI 与上述所有指标的相关性都要高于 GGGI。不仅如此，世界经济论坛 GGGI 指数过于集中在 0.6-0.8 的分值区间（见图 S7），会导致少许分值变动导致排名剧烈波动的情况，缺乏稳定性。 我们将 WEDI 与其他发展指数以及性别平等的指数进行了比较，可以发现 WEDI 的结果具有稳健性和强解释性，更能客观和全面评价全球女性赋权与发展情况。WEDI 与人类发展指数（HDI）在排序上有良好的一致性，这符合理论的预期。人类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WEDI 得分也越高，两者具有高度相关性。 基于前述的分析和讨论，本报告对全球层面推动女性赋权与发展有以下建议： 第一，把女性赋权与发展作为优先事项。促进占总人口一半的女性的赋权与发展，不仅有利于女性，也有利于社会全体人群，可以立即收获性别平等红利。把促进女性赋权与发展作为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以及国际发展合作的关键和优先事项。 第二，积极推动全球层面的性别统计改革，整合性别统计框架，完善女性赋权与发展的监测与评估体系。需要完善性别统计的指标体系，支持统计体系提升能力，特别是在数字化时代利用大数据等手段改革统计方法，完善女性赋权与发展的监测和评估分析。在近中期，应优先完善 SDGs 中与性别相关的统计和监测评估。 第三，更精准地瞄准最不发展国家中的最急迫需要帮助的人群。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女童提供普遍的基础教育，降低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扩大女性进入市场经济的机会是需要优先考虑的。此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这些国家成年女性提供低成本的中等以上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也是值得优先考虑的选择。 通过对有关国家 WEDI 得分的分析，当前在女性赋权与发展上，挑战最严峻的主要还是低收入以及中低收入的国家和地区。研究也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都存在薄弱环节和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因此，要重视不同国家的良好经验与实践，相关的经验与实践可以为全球应对女性赋权与发展的挑战提供重要的启示。此外，不同维度之间也存在发展不平衡，全球女性在健康和教育领域发展表现相对突出，在决策参与、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条件上相对滞后。 第四，加强女性赋权与发展国际经验和知识的共享。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社会背景的国家在推动女性赋权与发展上都有独特的经验和做法。要建立和完善国际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发展的交流网络，促进相关经验和知识的共享。 第五，积极构建平等和相互赋权的新性别文化。性别平等和促进女性赋权不是两性排斥和分裂，而是包容和团结。要积极倡导通过相互赋权和促能，为两性在社会中更好地发挥潜能提供更大的空间。 性别平等的政策举措在推动女性赋权与发展上可以并且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女性的赋权与发展并不是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而自然、自动地提升的。很多与女性赋权发展相关的指标，如收入、城镇化水平、年龄结构等与女性赋权发展的关系不是线性。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女性以及女性的所有方面都会得到积极的改变，在一些阶段、一些领域可能会出现停滞或退步。而实施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举措，在促进女性持续、稳定地实现赋权与发展上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经济社会事务中女性参与机会的开放，并不需要等到一定的收入水平才能实现，相反，更早的公平的机会开放更有利于释放一个社会的发展潜能，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了这一点。性别平等是释放社会发展动能和活力的最低成本的手段，但要克服各领域长期存在的性别偏见并不容易，需要在社会层面积极推进有利性别平等的新文化构建，很多社会都在不同程度地作出努力，但是收到的成效不一。 第六，为促进女性赋权与发展提供充分的资源保障。女性经济社会参与能力的提升，需要在医疗卫生、教育、就业和创业、职业技能培训等多方面的资源投入。在很多国家，还需要额外的资源支持以弥补历史上的积欠。这些不仅需要各国政府在公共预算中予以支持，还需要来自企业部门、社区以及民间组织的资源投入。 第七，重视制度性的参与机会公平开放。在扩大女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参与方面，并非总是需要物质资源的投入，制度性的改革可以起到持久的影响，并且成本更低。这些制度性的机会开放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社会习俗和规范方面的非正式制度。 第八，发挥新型国家集团在女性赋权与发展上的合作平台作用。很多新型国家集团在女性赋权与发展上表现出了共性特征，这提供了政策上相互理解的基础。与此同时，各国在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女性发展上又各有所长。因此，应该充分利用新型国家集团作为平台，加强在性别平等和女性发展上的政策沟通与合作，将性别议题纳入合作的政策议程，形成务实有效的行动策略和方案。 01引言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来自 189 个国家的政府代表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强调“赋予妇女权力和她们在平等基础上充分参加社会所有领域，包括参加决策进程和掌握权力的机会，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基础①”。为呼应北京世界妇女大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同年发布了《人类发展报告 1995：性别平等的革命》，提出“若是没有性别平等，人类发展岌岌可危②”，这些主张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性别平等、女性赋权与发展的基本共识。 展以及两性平等的进步显得迟缓。在女性参加国家立法机构、行政部门以及大型企业中担任高级职务的比例尽管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总体还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根深蒂固，女性在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