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泛安全化则是将经济问题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捆绑的做法与趋势。本报告认为，经济泛安全化会引致市场分割、生产低效和更大范围的经济冲突，是中国应当反对和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应对的共同问题。
报告从金融、贸易、投资和发展等领域分析相关领域泛安全化趋势与治理难题，并提出中国的因应方案。
经济泛安全化的定义与表征
经济泛安全化依托经济安全概念，但本质超出了经济范畴，跨越至政治、安全范畴。其意图模糊经济安全的有效边界，将一切经济问题用政治、安全的理论框架去解读，导致经济问题低效化、无效化。经济泛安全化的表征包括：推动关键产业地理布局的回流、近岸化发展；以意识形态为划分，开展盟伴或所谓“志同道合”伙伴间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及小多边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内向化多元性发展；逐步收紧涉及高新技术等在内的敏感信息的战略管控，进一步构筑技术及信息的“安全壁垒”；征收所谓“惩罚性”的高额关税和采取其他限制性经贸措施，以减少或断绝来自外部的进口竞争，保护国内相关企业及产业的发展与延续。
美元与金融领域的泛安全化
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和交易媒介，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具有统治性地位，但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缺陷，如美元特权与全球经济平衡之间的矛盾，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发达国家掌控等问题。泛安全化趋势下，美元被武器化，例如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金融制裁，以及美国对中资企业的单方面经济和制裁措施。应对金融领域泛安全化，需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加大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步伐，巩固和建设上海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
泛安全化与出口管制措施的滥用
主要国家出口管制措施的滥用，例如美国、欧盟、日本对高科技产业的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外贸与外资环境造成冲击。出口管制措施滥用的影响包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推动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阻碍世界经济发展；对多边贸易机制带来的挑战，挑战现有的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破坏国际自由竞争秩序；对中国贸易的主要影响，破坏中美贸易的稳定，给中国相关产业发展短期带来了重要冲击。应对出口管制措施滥用的治理路径包括：探索建立国家涉外投资法律的安全护栏；探索双边或区域性投资规则的改进；发挥“软法”在多边层面防范泛安全化的作用。
国际投资规制的泛安全化及其治理路径
国际投资规制中的泛安全化风险包括：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不断扩张，例如美国、欧盟、日本建立并强化了投资安全审查机制；国际投资条约中的根本安全例外条款显著增多，例如含有根本安全例外条款的国际投资条约在数量上呈显著增长态势；向外投资与安全审查的关系日益紧密，例如美国、欧盟酝酿出台向外投资审查机制。国际投资规制泛安全化的危害包括：伤害投资利益，阻遏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破坏互信基础，国家间开展经贸的范围随之缩小；扰乱法律秩序，破坏公平公正这一法律的核心价值。防范国际投资规制泛安全化的机制缺失与改革路径包括：探索建立国家涉外投资法律的安全护栏；探索双边或区域性投资规则的改进；发挥“软法”在多边层面防范泛安全化的作用。
国际发展安全化挑战及其应对
“安全 - 发展关联”成为国际发展和安全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但在地缘政治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安全冲突的外因干涉因素更趋复杂，需要各方重建自主安全、共同安全的根本遵循，真正坚持发展优先，实现安全与发展的良性互动。国际发展安全化带来的影响与挑战包括：国际发展筹资挑战的加大，国际发展资源的分配大幅转向安全化领域；核心发展议程的边缘化，传统基础设施和减贫议程让位于更为短期的人道主义应对和危机救助；国际发展机构的政治化，国际发展机构在一国尚未结束冲突或战争时便介入相关国家的建设，使其不可避免地要在相互交战的政治派别间做出选择。应对国际发展安全化挑战，需要充分尊重东道国自主权，强调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加强国际发展机构改革与协调，维护传统发展议程的核心地位。
对经济泛安全化的中国因应
中国需要强化战略性经济安全架构建设、重构对外经济合作架构、优化地缘空间合作和强化经济发展内生力建设。具体措施包括：构建我国战略性经济安全架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安全，维护我国产业发展安全之基，增强社会经济韧性建设；以新产能合作重构对外经济合作架构，优化对外投资布局，致力于构建中长期中国与发达国家中长期贸易平衡的产业基础；以重大结构性改革强化经济发展内生力，以中国特色福利型经济制度建设重构我国经济的内需动力基础，重新谋划货币发行机制等领域的重大改革创新；以新型全球治理构筑安全空间体系，以新型区域投资和贸易协定构筑稳定生产和贸易空间，开拓国际经贸合作新路径与新途径，寻求外部突破与关键大后方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