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的选举政治

全球治理中的选举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WEP） 本期执笔 专题序言 !"#$%&'(")*+,-%.70/012345634789:;<7;=(5*>?@42ABCD(5EF#=GHI016JKL0MNOPQRSTUVDWXY+,F=Z[P\]^$+,F=_R(5EF)J`a*bcdEFefg(5hijk0Mlmnopq*rstuvwxyd(5z{|01}~0MÄRÅÇÉ*ÑÖdÜ0á0àâä.EFãåçé0(5_ROs*èêëdí01lmìîQïñóòôEö(5~õRúùDûü@X†°ÑÖd¢£+,ñg0§EFR•¶Os*Jß+®=G01ç+,F=_R6J©™´¨d≠ÖDÆ 本期目录 1.Huei-Jyun Ye,“Delayed Cooperation:Political Systems,Elections,and theOutcomes ofTradeNegotiations,”Review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31, No.1, 2024.2.Justin Melnick and Alastair Smith,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in the Shadow ofElection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67, No. 7-8, 2023.3.Jieun Le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olitical Influence,”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 Vol.67, No.1, 2023.4.Andreas Dür, Robert A. Huber, and Yannick Stiller, “It’s Trade, Stupid! HowChangesin Trade Competitiveness Affect Incumbents’Electoral Succes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forthcoming. 本期审校 Ø∞±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团队成果发布Glob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Delayed Cooperation: Political Systems, Elections, and theOutcomes of Trade Negotiations” 《延迟合作：政治体制、选举与贸易谈判的结果》 为什么有些贸易谈判会达成特惠贸易协定而有些则会无限期拖延？本文有别于此前关注既有合作的文献，着眼于谈判过程并解释尚未完结的谈判。本文认为，政治体制及选举所引发的国内不确定将会影响谈判时间和谈判结果。一方面，政治体制的凝聚力与决策效率可能会影响贸易谈判的进展；而另一方面，选举结果和选举日程的不确定可能会延长贸易谈判。本文通过表明谈判结果中的变量因素，提供了一种研究谈判进程的新路径，为研究贸易谈判类文献作出贡献。 本文认为贸易优惠协定包括三个阶段：启动谈判、签署协定与生效。本文对于贸易谈判失败特别说明了两种例子：其一是日韩2003年自由贸易协定（FTA）与澳大利亚和印度自2011年谈判的协议，这些谈判都失去了继续的动力，因此被称为“僵尸”（Zombies）；其二是某一国政府单方面宣布终止的。本文目的是研究谈判过程和不同的结果，文中提出以下假设： H1：当谈判国家中议会制政府多于总统制政府时，贸易谈判更有可能实现； H2a：当谈判国家处于选举年时，贸易谈判实现可能性较小； H2b：当谈判国家处于选举年时，总统制国家相较于议会制国家更有可能实现贸易谈判； H2c：当谈判国家处于选举年时，非民主制国家相较于民主制国家更有可能实现贸易谈判。 本文使用了一个贸易谈判数据集来检验上述假定，地理范围上包括了23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以及全球范围内的92个国家。选择这一范围内国家是因为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具有更广泛的多样性。 研究设计上，本文采用了一个谈判年样本来研究政治制度和选举对谈判进程的影响。这样选择有三个优点：其一是由于贸易谈判在达成前其余所有都是不确定的，通过这样的数据结构能够评估所有谈判国的变化何以影响每年谈判的结果；其二是谈判年为单位保留了谈判过程的时间变化，这在将协变量汇总到协议层面样本中是不可行的；其三是双年度单位不适合评估谈判过程，因为双年度数据将谈判次数加总到双年度层面，当一对国家同时参加多个谈判时，二元结构无法考察单个谈判的过程和结果。 研究方法上，本文选取了Cox比例风险模型，这一方法包含随时间变化的协变量。Cox模型并不假定风险基准线（baseline hazard）的特定分布，这种灵活是一项优势，因为贸易谈判的风险率形成并不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Cox模型还能够将右失删观测数据（right-censored observations）纳入估算。通过区分已结束和未结束的谈判，分析可避免幸存者偏差。 本文发现，议会制有利于贸易谈判。因为相较于总统制，议会制的政策制定更加协调一致，且获得立法支持的难度也更小。此外选举，尤其是对于议会制和民主国家来说，会增加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贸易谈判延长。理论意义上，本文全面介绍了谈判过程，并探讨了政治制度和选举引起的国内不确定性如何影 响谈判结果。实证意义上，本文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调查哪些因素可能会帮助或阻碍国际贸易合作。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其一选举限制了谈判的窗口机会。贸易谈判要么在狭窄的窗口期内高效结束，要么拖到下一个窗口期开启。因此，启动和结束谈判的时机可能是谈判国政府的重要战略选择；其二，未来的谈判国可以考虑在可行性研究中加入对政治环境的评估，这主要表明合作领域和潜在风险。通过纳入对国内政治环境的分析，未来的合作伙伴将获得更全面的信息来决定是否启动谈判；其三，随着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关于贸易合作的研究需要更加关注协议的形成过程。虽然与贸易有关的问题是谈判的核心，但合作是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中进行的，在这个环境中，许多因素都可能阻碍合作。随着更多的研究产出，就能够更好理解为什么尝试性合作会失败，以及为什么国家会退出合作。 编译：蔡皓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2 Justin Melnick and Alastair Smith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67, No. 7-8, 2023.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in theShadow of Elections” 《选举阴影下的国际谈判》 在条约存在重新谈判可能性和国内选举竞争的背景下，国家是否达成正式国际协议受到三方面因素影响。首先，国内的选举政治决定了哪些政治行为体影响了国家未来的政策偏好，同时影响了执政党和缔约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其次，选举政治决定了执政党对何种协议具有偏好。最后，执政党可以通过选举前的谈判塑造国内政治竞争的议程和模式。通过博弈论模型的检验，作者发现，已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例如谢林猜想、鹰派领导人更具讨价还价优势等观点只在特定限制性条件下成立。研究表明，当国内存在潜在选民时，选举激励掩盖了国内领导人达成谈判的能力，因而证实了鹰派领导人反而更愿意达成和解协议。 文章认为，国际协议的达成取决于国内领导人是否对国内选民负责。个别领导人的偏好对外交政策的塑造存在明显差异。例如2015年美伊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被奥巴马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强力的核不扩散协议”，然而特朗普政府则于2018年5月退出了该协议，并宣称要重新签署核协议。基于此，作者认为可以建立一个讨价还价的博弈论模型，讨论国际协议的谈判和再谈判如何受到国内政治竞争的影响。 在国内的竞争性政治环境下，罗伯特·普特南提出的“双层博弈”理论提供了理解国家在国际谈判中行为的一种思路。谢林和海伦·米尔纳围绕国内否决者 （国内限制）所提出的理论则认为国内反对者为国家在国际谈判中提供了巨大杠杆作用。国家正式批准国际协议是一种非常规行为，因而可以将国际谈判及其结果视作国内选民的推动后果。国际条约的（再）谈判依赖于领导人的政策偏好，领导人必须迎合国内选民偏好以应对政治竞争。选举更替还影响了外国对谈判的收益成本计算，根据选举前景，谈判方可以选择拒绝缔约以在下一期谈判中寻求更优结果。领导人派系同样影响了国际谈判的结果。国内反对者的存在本身就影响了国际合作的达成，绝大多数研究认为，温和鹰派达成合作的可能性更高，相比于鸽派政府，鹰派的政策可信性更高，因而更可能达成协议。 在理论建构上，作者建立了博弈论模型，并且分不同场景对博弈方的收益和行动策略进行了讨论。模型中存在由两个政治集团L和R与中间选民M组成的国家D以及外国F，外国政府F具有议程设置权并要求D做出政治让步，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需要进行讨价还价以达成协议。在第一阶段谈判时，领导人考虑两个关键因素：达成协议对未来谈判影响以及协议造成的选举后果。基于国家可能进行的互动，作者提出了行为体的收益模型。 在选举过程中，作者考虑了协议对选民的显著性以及选民对领导人评价的模式。回顾型选民会对现任领导人的政绩和现状进行对比，而预期型选民会对领导人在二阶段表现进行预估。例如，在伊核问题上，回顾型选民会把对协议的偏好程度和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现状进行对比，如果其更喜爱达成协议，则其会更支持民主党，相反地则其会更支持特朗普政府。 在二阶段谈判上，一阶段的谈判结果决定了二阶段的政策结果。如果在一阶 段中F没有达成协议，那么F可以在二阶段提出协议并在均衡情况下使政策让步最大化。如果协议在一阶段被达成，那么D可以提出重新谈判以争取更大让步，但让步只有在威胁放弃条约是可信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实现。在这个条件下，只有当第一阶段谈判结果利于F，且鹰派赢得选举的情况下才可能达成，因而鹰派领导人达成更优协议的可能性更高。 此后作者分别从鸽派现任、鹰派现任两个情景对模型进行了讨论。当鸽派当权时，在缺乏选举激励的情况下，第二次谈判的前景会影响第一次谈判的结果；当选举激励存在的情况下，不同选民偏好都会导致鸽派政府出于连任诉求而签署和预期不符的协议；同时，当选民反应积极的情况下，执政党会根据选举获胜的可能性而选择谈判策略，因而影响一阶段的谈判结果。当鹰派当权时，受选举激励影响，出于保住职位的目标，鹰派领导人不会同意任何削弱其议价优势的协议，甚至会选择拒绝协议以向选民表明立场。极端情况下，鹰派领导人可能会同意具有重大让步的协议并在第二任期食言，从而给鸽派增加选举压力。 基于对博弈论模型的讨论，作者认为存在三种机制在不同选举背景下影响了国际协议的签署：选举政治导致国家的协议签订中的偏好差异、选举更替导致协议签署的变更以及选举阴影导致执政者的谈判策略变化。此外，重新谈判的阴影会影响选举前的第一轮谈判，只有当一方愿意退出协议时，第二轮谈判才可能发生。模型发现，重新谈判的能力直接源于领导人是否愿意短视的达成协议。鹰派领导人和鸽派领导人往往在谈判桌上拥有不同的谈判筹码，而谈判的内容则取决于选举前的当权者、选举形势以及选民评价类型。 编译：孟思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olitical Influence” 《外国直接投资的政治影响》 这篇文章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FDI）在政治影响中的作用，特别是外国企业在美国政治中的捐款行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如何以及为何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在美国联邦选举中进行广泛和密集的政治参与。 这篇文章以FDI为切入点，跨国公司（MNCs）作为FDI的推动者，FDI使得MNCs在美国拥有合法的实体存在，在全球各地建立和